真爱教育自成立之初（2004年）就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校车安全问题，并在2009年和2011年组织两批研究志愿者（共计50余人）进行大量的关于校车安全问题的国内外文献和实地研究，研究覆盖2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共计10000余名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在此基础上发布了《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学校校车限行调查报告》（2009年3月）和《校车安全问题研究报告》（2011年12月）。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几个观点，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1）校车问题折射中国农村教育（含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深层问题，对撤点并校后的农村学生和在城市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学校距离较远，公共交通不便利，家长工作时间长，无法接送等原因，对校车存在较大的刚性需求，这种刚性需求如果未能通过合理合法安全的途径得到满足，就必定存在各种形式的“黑校车”，靠“禁和罚”是永远不能根除的。换言之，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上下学交通风险会长期存在，而且居高不下。全国有8000万左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数量巨大，这将是中国校车安全工程的重点和难点。如何让他们有更安全的“黑校车”替代品？而不是强制取消，让他们自行解决，这种方式无法释放刚性需求，只能带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果。这是“黑校车”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校车安全长期存在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等现象，每次重大校车事故后都以处罚个别政府官员和当事人收场，造成有关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把校车安全问题当成一个烫手的热山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刀切的管理痼疾，“放任-严惩”的管理怪圈在很多地方根深蒂固，屡见不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步行最安全”的教育局副局长和自认倒霉的撤职官员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管理思维和做法缺乏以人为本的精神，和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格格不入，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多次讲话精神相违背。在政策出台的空档期，全国很多地方出现学生无车可坐，上学困难，甚至失学，更加不安全的报道。学校不许开校车，很多家长只能拼车，孩子需要走很长的路，经常迟到，甚至家长没有办法接送，孩子只能失学在家。
根据媒体报道：我国校车标准一直偏高，长期以来，很多地方条件好的学校幼儿园尚无法达到其规定的标准，更不必说农民工子女学校和大量的乡村学校。在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实际情况下，要三年所有校车都符合标准有很大难度。不少人认为国家重视了，舍得投入大量资金校车安全问题就解决了，其实除了资金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如道路情况，人的因素，管理观念和奖惩制度需要深入考虑。一味提高校车安全标准，与其说是解决孩子校车安全问题，不如说有推掉某些部门和管理者的法律责任之嫌。好心办坏事，标准提高导致孩子没有校车可坐，步行上学或乘黑校车，标准要和实际接轨，否则这样的标准宛如空中楼阁，做夹生饭，好看但不好用，没准还起到阻碍的作用。
标准制定者不仅要提出适当的标准，而且要能落实标准，让标准和实际相结合，标准制定者容易陷入这样的假设：车决定安全，标准决定车，钱决定车，有了钱和标准就可以解决安全。其实真正决定安全的是软件，人，各地差异巨大的路况也是重要因素，软件，人的教育，和规范的校车安全操作标准不容忽视。
（4）妖魔化“黑校车”现象容易掩盖问题真相
“黑校车”是当地代步交通工具的一种。因乘客主要以学生为主而得“校车”之名，又因其无法符合政府以及行业部门有关标准而被冠以“黑校车”之名。由于有刚性需求，学校或者家长自发雇佣，他们经济承担能力有限，在农村几乎没有符合国家校车安全标准的车，另外，他们也是天天乘坐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因此，他们就选择了这种力所能及的交通工具。绝大部分校车司机就是普通的司机，他们为了满足刚性需求，也为了自己多有一些收入，做这份性命关天的工作。大部分都尽职尽责，担心出任何事故。
“黑校车”是刚性需求、市场经济和“放任-严惩”管理模式结合生出的怪胎，基层管理部门放任-严惩的管理模式，他们希望标准比较高，符合标准的越少，他们管理难度越小，责任越小。因此在审批校车，民办学校、幼儿园等方面更倾向于维持一个高的标准，他们知道需求很大，也允许实际存在，就是不给审批，因为，只要不审批，他们是不用负责任的。出了任何事，只要严惩直接当事人就可以解决了。
对策和建议：
（1）传统的资金分配模式制造马太效应，几乎无法惠及真正需要的家庭和儿童，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综合形成校车安全解决方案和资源分配方案；
（2）明确管理和责任主体，变革以往管理模式，采用疏导和严惩的解决方式；各地执行者和管理者需要解决“放任——严惩”管理痼疾，需要和人民群众建立“一体感”，
（3）各地政府制定分期分批改造符合交通安全标准的车辆，淘汰不符合交通安全标准的车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保障过渡期学生有安全便利的交通工具。
《校车安全问题研究报告及两会提案摘要》及《校车安全问题研究报告》详细内容请见附件。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