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义联）主任黄乐平一行12人驱车400多公里，来到河北承德围场县郭家湾乡榆树林村，探访尘肺病患者郭海良，并接受了郭海良申请法律援助的委托。在郭海良家中，义联工作人员对郭海良和其他9位尘肺病患者进行了访谈，并发放了《劳动法实践与研究》期刊、劳动维权手册、“爱心卡”等宣传材料。
“我想多活两年”
6年前，郭海良在老乡的介绍下，到了北京市房山区的煤矿，在一线的掘进面做打眼工。长期在高浓度粉尘作业环境工作，郭海良和很多工友一样，患上了尘肺病。2010年5月底，郭海良所在的煤矿被勒令统一关闭，矿上准备遣散全部工人，郭海良和一些工友到医院检查身体，才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去年7月，郭海良来到义联做咨询。在义联的帮助和工友的共同努力下，郭海良被认定为尘肺病，尘肺三期伴中度肺功能损伤，达到了工伤伤残等级二级。
2010年底，亟需治疗费的郭海良无奈接受了一次性解决的方案，累计获得了工伤赔付173284元人民币。拿到工伤待遇后，郭海良联系北戴河职业病治疗和康复机构，被告知已经无法通过洗肺的方式进行治疗，只能通过药物治疗。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赔付的钱除了归还因治病而欠下的债之外，大部分已经用在尘肺病的治疗上。在接近绝望的情况下，3月20日，郭海良又一次打通了义联的电话，寻求韩世春律师的帮助。“一次性赔付不合理，钱很快就用完了”，郭海良说。
在炕上，郭海良起身签了申请撤销一次性赔付协议的委托书。这个简单的动作让他开始大声喘气。
郭海良当天上午刚从医院回来，精神很不错，语速有点快，但说了一会就能听见大喘气了。他打着点滴，鼻子里插着的输氧管连着床边放着的白色机器。那是一台制氧机，是正月里家里托人从承德买来的。3000块钱的制氧机，已经是他们家唯一一件显眼的家具了。
去年7月份，郭海良还能坚持走到义联进行咨询。大半年之后，他却只能躺在床上，仅剩一点的力气只能支撑自己在床上勉强活动。“今年正月又差点憋过去了，要不是他进来看，我就交代了。”郭海良指着堂弟对记者说。那时候，“走到坝子上的时候，他就直挺挺的跪在那，拼了命的要喘上一口气。”这一幕让堂弟觉得，这次堂哥可能挺不过去了。
可郭海良还是活了下来。虽然24小时不间断吸氧，每天打4瓶点滴，吃9次药，但他说，“我还想多活两年，看着儿子毕业，找到工作，找个对象”。
谁的责任
对于其他9位尘肺病患者来说，他们当初无奈接受的一次性赔偿同样不够用。53岁的王成弟兄两人，1987年王成先去了煤矿打工，一年后弟弟也去了。20多年过后，他们俩一个是职业病三期，一个是二期。
谈起现在的状况，这些淳朴的中年人会无奈的笑。他们说自己后悔过，后悔去煤矿打工；也愤怒过，愤怒各方面把事情推来推去。看着炕上躺着的郭海良，他们更深切地体会了尘肺病的可怕。但即使是这样，他们说，如果现在还有煤窑招工，他们还会去打工的。
“我们别的也不会做，反正都这样了，没得选。”
根据义联公布的《2011年职业病调研报告》，职业病患者中最大的群体为尘肺病患者(占70.2%)。卫生部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2730例，其中尘肺病65.3万例。国家职业病防治计划中显示，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总数近80%以上。
这是个自我保护能力和维权能力都最为弱势的群体，而郭海良和另外9名尘肺病患者都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大多是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往往是那些来自贫困地区，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在他们看来，卖力气挣钱是工作中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高强度的劳动将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危害，他们却毫不知情。
晚上的时候，郭海良开始不断吐痰。一开始是白色，后来变成黑色，最近又变成白色了。他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就打电话给北戴河的医生，医生说没见到实物，没法诊断。
比起以前干过的其他工种，在井下钻眼很赚钱，一个月最多能赚到7000块钱。为了多赚钱，郭海良有两个春节没有回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最长甚至达到20个小时。至于尘肺病，只是听说过的郭海良从没想过这祸事会摊到自己头上。“没想到这个病能要人命！”郭海良说。
每年春节过后，郭海良所在的煤矿都会组织为期一周的安全生产培训。矿上有9个矿长，其中一位是安全生产的总负责人，另外8人按照白天、晚上各4人分管生产。在这个严防死守，生怕出现冒顶等安全事故的煤矿，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个行业可能会染上的职业病，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职业病防治的知识，更不要说国家的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矿灯、安全帽、口罩都要自己掏钱买，而10块钱一个的口罩只是聊胜于无。
还能下床走路的时候，郭海良专门在屋外吐了口痰，他想等着晒干后，看看身体里面到底是什么在作怪。
“都是黑煤面儿……”
“我觉得还有希望”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２００４年出台有关文件，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予以规范：１级至４级伤残长期待遇的支付，可试行一次性支付和长期支付两种方式，供农民工选择。在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
韩世春说，一次性赔付金额远远低于长期支付即按月领取的总数，许多患者是在不知道自己可以按月领取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了一次性赔偿待遇。而对于郭海良来说，他们则是在两种选择的鲜明对比下，选择了一次性赔付金额。
对郭海良来说，这些钱根本不够用。“县医院一天得花500块，去不起，只能去乡里的医院，那里只要300。”病情在不断恶化，每一种药吃一段时间就再有效果，只能再换新药。为了治病，郭海良一家如同溺水之人，任何一个信息都能被
在立法层面，如何为职业病患者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义联针对《职业病防治法》提出立法建议的讨论中，黄乐平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一次性赔付的弊端，提出了解决措施。他认为，对职业病工人进行一次性赔付是不合理的。就危害性而言，职业病“黑伤”远甚于工伤事故“红伤”的十倍。大多数职业病都是不可逆转，患者会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一次性赔付所得的伤残补助，远远不能承担治疗和生活的费用。
黄乐平认为，政府和经办机构应鼓励、倡导长期支付，为防止企业注销带来的无法执行的局面，应在企业破产注销环节严格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破产法》和即将实施的《社会保险法》，要求企业优先偿付由社保经办机构支付的职业病工人的长期待遇。他还提到，职业病工人专项救助基金也是可以考虑的措施，他期望政府着重考虑建立这项基金；同时他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职业病工人，众多慈善公益基金能够更多地关爱、救助职业病工人。
采访中，郭海良卷起裤腿，给记者看他小腿上坏死发脓留下的洞。这个本来身体强壮、背柴火比别人多一倍的中年人，已经很久没有离开过床了。他说，自己特别想出去逛逛，透透气。
“我觉得还有希望”，工友们走的时候，郭海良指着制氧机说，“回去好好保养，买一台制氧机，这个很好用。”
（义联项目科研部 李小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