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丽莎 波曼（Melissa A. Berman）
波曼女士从2001年1月起出任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她的思想和观点经常出现在《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商务周刊》、《金融时报》、《今日美国》和《慈善年报》等媒体上。《纽约时报》和《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都曾对她进行过专访。她还接受过Today Show、 NPR、 CNBC-TV和 Bloomberg采访。她也为《纽约时报》、Across the Board、《迈阿密先驱报》和其它出版物撰稿。
她还是基金会中心与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理事、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商学院社会企业项目咨询委员会成员，及Ron Brown企业公民奖的评审人。
波曼女士拥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
http://www.rockpa.org
洛克菲勒慈善咨询组织（RPA）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目前每年管理超过200万美元捐赠款。它的总部设在纽约市，前身可追溯到老约翰洛克菲勒，后者于1891年开始其慈善事业管理专业化之路。让慈善有意义、有效是RPA的唯一使命，目前它已经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服务团体之一，迄今为止在全球监督了超过30亿美元捐赠款的使用，在美国有四个地区办事处。
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提供慈善捐赠的研究咨询，并提供项目方案开发，以及行政和管理服务。此外，该还设有一个慈善捐赠基金，通过它可以使客户在美国以外进行慈善活动。
1.从名字来看，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以下简称RPA）和洛克菲勒家族有一定关系。那么她同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洛克菲勒旗下的几十家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是什么关系？她的独特作用是什么？
洛克菲勒家族活跃于慈善和公共服务领域已达100年之久。其间，他们在全世界创办了100来家机构，有一些是慈善基金会，如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其运作基本上独立于家族，理事会成员中只有一位是家族成员。很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始人们就决定，该基金会理事应该是专家而不仅仅是家族成员。20世纪5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创建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其理事会多数成员来自洛氏家族。70年代，他们又成立了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其理事会全部由家族成员组成。
我们（RPA）机构起源于洛克菲勒家族办公室，当时负责其家族事务和慈善运作。十几年前，洛克菲勒家族觉得，成立一个NGO来帮助更多的人、更多的基金会和公司更好地从事慈善比较好，因此在2002年创立了RPA。我们代表着洛氏家族的传统和价值观，但是我们以社会企业方式运作，我们独立、自立、非营利，即不为谁所有。我们和洛克菲勒各个机构关系密切，但是与谁都没有正式的关联关系。洛氏家族一直认为，他们创办的每一家机构都应该独立，不应该正式绑在一起，否则可能会削弱每一家机构的潜力。我们的作用是帮助全世界资助者发展深思熟虑、有效的慈善。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各种资助者——个人、家族、企业、信托。我们不是去告诉慈善家他们应该资助什么，而是帮助他们尽可能有效地实现他们的慈善目标。我们确实会代表洛氏家族过去100年来在慈善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核心的价值观：立足长远视点，尊重多元意见，信任非营利部门，及重视资助方和非营利组织各方的独立性。我们认为，机构能避免过度依赖一家资助者这点很重要。例如，J.D.洛克菲勒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有其他人和他一起资助芝加哥大学，这所大学就能成为更重要的机构。此外，洛克菲勒大学由于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分离出去，与全额受到洛氏的资助时相比，机构影响力更大。因此，独立性是洛氏家族帮助各机构充分发挥其潜力的一个核心原则。
2.“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目前服务于160多位资助者，这些资助者的资助覆盖非洲、亚洲、加勒比地区、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的70多个国家”（摘自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网站）。在RPA的14年历史中，您到全球各地区参加理事会、发表演讲等等。您认为过去10~15年全球慈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最近5年呢？
过去十多年我们看到了慈善领域的很多变化。我们看到，全球捐赠文化的崛起不只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在拉丁美洲、亚太、甚至非洲部分地区都有所体现，所有的社会和文化都重视慈善捐赠。当然特别是资源最丰富的那些国家：世界经济论坛从2001年起开始邀请慈善方面的专题发言人、21世纪中期的克林顿全球倡议、以及全球商业和商业领导人之间互动，他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他们的慈善和社会参与工作，因此，理念传播得很快。我想在财富拥有者中，有种意识越来越强，即慈善是其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参与也可以不仅限于显示慷慨。他们开始理解他们资助的事业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开始提供其他形式的资本——人力、网络、技术知识和投资。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要让资助者思考他们的慈善如何承前启后，树立丰碑。
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大家对基于解决方案的慈善越来越有兴趣，热衷于找有撬动作用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直接救济，缓解疾苦。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想参与到解决庞大而复杂的问题中去，单枪匹马是做不来的。他们需要和其他的慈善家、其他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合作。一些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探索研制疟疾疫苗、休伊特基金会支持深入学习[1]和福特基金会保护妇女权利的努力等，都是基于解决方案的慈善的例子。
3. 您是否可以解释一下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最近启动的“慈善指南”项目？您如何解释你们的长期目标——建立“一种伟大捐赠的新文化？”
“慈善指南”项目由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其目的是为刚刚开始认真做慈善的人提供工具，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项目。它展现的是一个由一系列问题组成的框架，每个人或者基金会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的聚焦点在哪里、我想让这个项目存在多久、我想让我的家族成员怎么参与、如何资助当地事业、我该如何理解影响力评估。我们不是告诉他们怎么做事，而是提供这个框架，让他们自己去回答这些问题，再提供一些真实的案例。这些资料形成一套简短的指导册子，网上和纸版的都有。其中一册已经用中文做了改写，用的都是中国人的案例，我们希望可以再翻译一些。
4．洛克菲勒慈善咨询机构为什么要强调“深思熟虑、有效的”慈善？捐赠的成功指标主要有什么？
我们全体，包括理事会和员工，反复斟酌，选择了这两个词语。所谓“深思熟虑”，我们的意思是，尊重从传统到最新工具的各种慈善方式。我们认为，所有的方式都有其作用，但是采取什么方式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有意识的决定。所谓“有效”，我们的意思是，慈善不仅要关注战略，也要关注结果。不过每个人对“有效”都有不同的定义，而其间的差异都值得尊重。有些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重视机构建设，对他们来讲，“有效”就是建设一个能长期实现其目标的机构；还有些则用更数量化的语言定义“有效”，例如，多少亩土地得到保护，多少儿童得到食物；另外一些则关注公众态度或者政策是否有改变。所有这些方式都是可行的，但资助者需要思考成功是什么。
至于捐赠的成功指标，我们参加了一个休伊特基金会支持的工作小组，目的就是制定一套评价一个资助项目成熟程度的指标，具体包括：你的使命和战略是否清晰？项目是否基于对某领域一个问题的了解？你是否知道其他慈善家是怎么做的？是否寻求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进展指标？是否定期重审、调整战略？如果你能对这些问题都做肯定回答，我认为你的项目可以成为一个深思熟虑的项目，有效性可能比较强。
5．在美国有很多RPA这样的机构和公司为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咨询服务。这些机构是怎样形成的？他们在美国慈善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您认为中国类似的机构或公司的发展潜力如何？
在美国，营利和非营利咨询机构（也称作专业服务机构）的创立是为帮助基金会和慈善家。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经受了市场的检验。所谓检验就是，越来越多的资助者希望做出基于认知的决定，因此需要一些他们本人和其工作人员不具备的专业知识。RPA这类慈善领域的咨询机构在传播理念、建立捐赠人之间的联系、向大众和各相关方解释何为慈善、如何从事慈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是财富管理顾问、媒体，有时候也是想与实务者交流的学术研究人员的重要信息来源。
我认为对慈善咨询机构的需求在中国也会出现，而且会成为中国捐赠和慈善领域的一部分。
6．近几年，RPA接待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几批基金会和慈善家的访问，也在探索着其中几家合作，帮助其进行规划、资助等。您怎么评价中国的慈善发展？差距和挑战在哪里？
我们见到的中国慈善家和基金会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了不起的是中国慈善发展这么快，特别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关于慈善基金会的立法形成才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有以慈善为主题的定期大会和出版物，大家表现出高度的兴趣，许多基金会拥有丰富的资源，也在解决一些艰巨的挑战。
至于中国的差距和挑战，我想就是NGO部门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发达，因此很多慈善家自己运作项目，而不是资助NGO实施项目。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NGO会发展起来，开始更有能力与资助者合作，这是个自然的演变过程。中国现在这种情形在美国也曾经有过，当慈善事业刚开始成规模时，那些大型基金会也只能自己运作项目，而后来，他们终于能够把资金交到NGO手上，在美国这个转变过程历经了几十年。美国虽然一直有大量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全国性的NGO也就是从20世纪早期才开始发展起来。
此外，我想，中国的慈善家之间还应该有更多机会进行更多沟通和交流，以协调各自的工作，分享各自的见识。
7. “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也是个流行词了。您认为在全球层面，社会影响力投资相对于传统慈善前景如何（既指积极方面，也指消极方面）？
我认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但它只是众多工具之一，常常可以和更传统的慈善一起来用。美国和英国发行的一些社会影响力债券有投资的成分，也有慈善的成分。对社会影响力投资来说，投资资金的成分大些，但是如果没有慈善资金也是做不成的。因此这不是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在特定情况下，哪种是最佳融资工具的问题。有时是这种工具，有时是另一工具，有时两者还需要要兼具。
8.服务捐赠人的方式是指导、教育和帮助他们。中国的捐款人正越来越对慈善有兴趣，可是他们的捐赠经验和慈善理念还十分有限。对此您有什么建议?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鼓励中国人更多参与慈善，使他们的捐赠也更加有效？
我想中国捐助者与中国已经发展起来的其他人和机构一起精心规划慈善事务的机会将越来越多。借鉴其他国家的例子会有用，但最终中国的慈善必须扎根于中国、为中国发展服务。人们越多读到、了解到慈善带来改变的故事，就会越受启发；基金会和NGO越透明，信任就越多。启发和信任的结合可以大大地帮助慈善发展。多数人都有慷慨之心，启发和信任有助于他们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
9. 你们在工作中如何介入NGO？从你的经历来看，你们所服务的捐赠者和需要其资源的NGO或者社群之间是否产生过冲突？以RPA的经验，您会给中国NGO什么建议，帮助他们吸引更多来自捐赠人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捐赠经验有限、对慈善缺乏了解的捐赠人？
服务捐赠人还是服务NGO的冲突问题，我们一开始就做出了明确的决定——我们的服务对象是捐赠人，不是寻求资助的NGO。因此，我们不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工作中，我们乐意向可能提供帮助的机构推荐NGO。
我们认为捐赠人应尊重NGO。做实务的NGO拥有大量的知识和专长，当然，捐赠人也同样如此，双方应该相互尊重。
为吸引支持，NGO需要财务透明，还应该非常明确你将如何致力于解决问题。太多的NGO在筹集资金时一味地描述问题多么可怕、情况如何越来越糟。对有兴趣解决问题的资助者来说，这种方法并不凑效，因为这等于你在告诉他们，问题解决不了。如果解决不了问题，捐助人凭什么还要资助NGO的工作呢？所以我对NGO的建议是，不要仅仅呈现问题，而是要展示你的解决方案。
同时，捐赠人和NGO之间在文化、背景，甚至所使用的语言方面也常常有差距。双方都应该倾听对方在说什么，并且做出回应，而不是只说套话。我碰上过一次，一个NGO来找我们，跟我们说，我来找你们谈谈你们基金会应该怎么帮助我们。我告诉他，我们不是一家基金会，但是他滔滔不绝地做他的演说。其实他真是浪费他自己的时间了，而他的时间也是宝贵的。所以，要愿意理解背景不同的人的情况、观点和语言，这一点非常重要。
10. 您在向慈善家提供捐赠建议时，最常碰到的工作领域是哪些？
近年来捐赠人表示兴趣的领域包括减贫、环境和气候变化，对围绕地域开展慈善活动兴趣也日渐浓厚。围绕地域开展慈善活动是指捐赠人把某贫困地区的问题看作一个整体系统，于是想要解决这一区域中的健康、教育、环境和经济等各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
[1]根据休伊特基金会网站（www.hewlett.org），深入学习指帮助学生学习面向真正人生的知识和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