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秘书长”正在萌芽
7月里，两则关于基金会秘书长的新闻颇受业界瞩目，一是王健林开出百万年薪招基金会秘书长而不得，二是万通基金会原理事长李劲接替杨鹏，成为了壹基金的新操盘手。且不论王健林在万达集团冲击IPO期间抛出新闻话题的秀的成分，也不细究李劲与壹基金的深厚渊源，一个客观的图景是，当前中国基金会界越来越倾向于以职业经理人思路来招聘职业秘书长。
职业经理人起源于18世纪末的美国，当时，美国的公司逐渐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大企业动辄有上万员工，如何有效管理、提高效率成了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企业所有者不得已求助于专业人士。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意味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公司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延续下去。
当前中国基金会需要管理的员工不多，却面临着复杂的政治、舆论、道德环境，基金会的资本运作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个风险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捐了钱，反而挨骂；二是钱没花好，一块钱投出去，只产生了几毛钱的社会效益。这些问题都不是基金会发起人愿意见到的，但又不好解决，他们也只得求助于专业人士。
一个简单的诉求有可能会产生深层次的现实拷问，如职业经理人一样，职业秘书长同样对所服务机构的独立性提出了要求。这甚至是一个前提条件，试想一下，若各基金会都各有其生长的独特土壤，基金会拥有者又怎会外求一个职业秘书长？在千禾基金会秘书长胡小军看来，王健林高薪招秘书长就是一场作秀，他最终一定会找他经营企业时候的亲信，而不会让一个外人来管理他的慈善资产。
百万年薪招不到秘书长，原因或许有很多。王健林本人的真实诚意几何，固然可以打一个问号，而当前基金会秘书长的职业人群基数过小，其人才市场尚未成熟也是业内对此事的主流分析。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现代意义基金会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独特的秘书长个人与独特的基金会定位能否成功配对，此亦需相当程度的机缘巧合。（详见：《胡小军：基金会镶嵌在不同的体系中》）
怎样才算一个绝好的基金会秘书长？在各大基金会个性化浓厚的今天，是一个近乎你愿意娶谁当老婆的问题。在冯仑看来，也许李劲是最好的；如果王石可以选择，他大概希望刘小钢一直担任阿拉善SEE的秘书长（详见：《刘小钢：不愿成为受薪的职业人》），但对于朱健刚来说，可能一个2.0版本的胡小军才是他最想要的。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在当下的中国，职业秘书长在基金会间的流动是否具备了可行性？
此次接受采访的秘书长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令人讶异的是，刚刚实现转会的壹基金秘书长李劲与胡小军的观点一致，认为成熟秘书长对原有的体系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很难实现流动，并认为自己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流动。（详见《李劲：成熟的秘书长是不流动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从机构治理的角度呼应了李、胡的观点，他明确表态，扶贫基金会暂不考虑职业经理人，并认为对机构、对个人，都有很大风险。（详见：《刘文奎：何会长要求秘书处不断创新》）
但SEE秘书长刘小钢与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基金会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秘书长的工作大同小异，职业秘书长不仅可以流动，而且应该流动最起码在非官办、非单一企业注资的民间基金会中，是能够流动的。（详见：《刘洲鸿：老板比较关心我减肥的事情》）
郭媛的观点则更进一步，她认为职业秘书长在所有基金会，包括官办基金会中都可以流动。关键是要看人。说这话的时候，媒体出身的她刚被广州青基会聘为体制外秘书长。（详见《郭媛：从公益媒体人到职业秘书长》）
也许正如李劲所说，多元性塑造着基金会的未来，但这种未来，我们无法预见。但循着职业经理人的历史脉络，我们依稀能在基金会领域展望一个举足轻重、手握巨额社会资本的职业人群。
有人认为，职业秘书长就是公益市场上的职业经理人，能力强，拿高薪，两者无本质不同。而在李劲看来，公益人从事的行业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行业，内部和外部的舆论环境充满了奉献的暗示，而职业人则是拿专业换取报酬，公益人和职业人两者之间存在矛盾至少在当下的中国，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受访的秘书长们，各有其职业认知与观察维度，他们对同一话题的不同论述，或许都指向中国基金会发展现状的真实图景。
刘小钢：不愿成为受薪“职业人”
刘小钢 58岁 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秘书长，同时担任中国狮子联会副主席，千禾基金会理事长、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
作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秘书长，刘小钢坚持不拿工资，只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展工作，原因是怕被工资绑住。如今她一心想寻找一位环保方面的专业人士担任她的接班人，想做长远计划，需要有专业背景的人来操盘。
刘小钢算不得职业秘书长，因为她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任秘书长期间坚持不受薪。但在最近一年，刘小钢积极地为SEE物色、并培养职业秘书长。7月17日，记者见到了重返广州的刘小钢，她显得很轻松，似乎卸下了不少繁杂事务。谈起职业秘书长的话题，她饶有兴致地聊起了SEE找秘书长的故事。
难当的秘书长
要是让业内评选最难当的NGO秘书长，除了前段时间处于风口浪尖的壹基金外，由上百位知名企业家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大概也会名列前茅。杨鹏是SEE的第二任秘书长，他就曾撰文分享过当SEE秘书长的感受：原来的承受力是根头发丝，但是在阿拉善做过后变成了一根电线杆，什么压力都可以承受。
一群为公益而共和的企业家在组建NGO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吵架的文化，并同时带来了企业的运营思维：成本要低，效率要高。这种压力，会经理事会传导到秘书处，进而压到秘书长的肩上。
刘小钢是企业主出身，她进一步阐述了SEE的企业家文化：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这个事情做了没有，而是做成了没有。理事会会逼你，你解释没用，你告诉我预算这么多，今年计划是这样，理事会通过了，秘书长的任务就是把它实现。
尽管SEE的秘书长出了名的不好当，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拥有20余年从商经验与哈佛大学非营利机构管理专业学历的刘小钢依然游刃有余。在她任上，SEE秘书处从理事会眼中的花钱没有效率，变成了钱根本不够花。目前，在刘小钢的主导下，SEE正在开发可以卖钱的公益产品，现在我们还是在会员内筹，等完善了整个筹款产品，以后会做众筹。
在许多人看来，刘小钢也许是最适合SEE的秘书长人选，但她本人并不打算一直在那个位置上干下去。整个2014年上半年，她都在忙着交棒。7月里，刘小钢把随身行李从北京搬回了广州，正式从基金会的日常管理中撤出来，她说，她已为SEE物色好新一任秘书长，此番离京，可以给继任者更大的空间。
刘小钢认为，阿拉善SEE自2004年创建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该组织需要一名稳定的、以公益为终身职业的秘书长。在这个维度上，刘小钢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当SEE的秘书长。2004年，47岁的刘小钢关掉了经营多年的房地产公司后，尽管她依然很忙，出国读书、参加狮子会、发起千禾基金会，但她不太愿意再成为一名受薪职业人。
2011年，经不住知名企业家王石的多次邀请，刘小钢在有少许不得已的状态下接任了SEE的秘书长一职。我的家在广州，而且广州的事情也有很多。但是大佬们不断感召，一直到好像不答应人家就是我的不对了。当时，她与广州公益圈的朋友商量之后，决定去一年。但当刘小钢到了那个位置之后，发觉SEE的事情比预想的复杂，只做一年，等于白做。于是，刘小钢一做便是3年，至今仍是SEE正牌的秘书长。在此期间，刘小钢坚持不拿工资，只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展工作，原因是怕被工资绑住。
说起这个事情，刘小钢觉得既无奈又好笑：当时刚好换届，换的是冯仑，冯仑拼命感召我，要我一定要陪他把这届做完，所以就又整了一届。到冯仑这届完了，我就和王石说我不做了，但是王石又说，要我把任志强这届做完。哎呀，那Endless了，这件事永远搞不定了！
为了全身而退，早在一年前，刘小钢就开始物色接班人。
寻找职业经理人
未来SEE需要怎样的秘书长？刘小钢与SEE的理事会都有一个共识：能管理好NGO的职业经理人。同时，因SEE是一家专注于环保的NGO，刘小钢还希望其继任的秘书长是环保方面的专业人士。
尽管在很多人看来，阿拉善SEE本质上是一群企业家的民主试验，但站在成立十周年的关口上，举着环保旗帜的SEE无论从其内在发展，还是从其外部诉求，都有必要组建一支更为专业的执行团队。
在刘小钢看来，SEE最大的短板就是专业人才缺乏，很多成员都在以公民角度去做环境保护的事情，但时间长了，就显得这个组织有点业余。像我就完全是业余的，因为根本不懂，所以根本不敢放大钱。小钱可以用常识来判断是否有风险，但如果要做5年的计划，投放2000万元，投这个钱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这需要有专业背景的人来操盘了。
做专业的环境资助规划是否一定要秘书长拥有专业背景，这在SEE内部也有争议。有的成员就认为，专业的事情完全可以由专家委员会去处理，秘书长只要把机构管理好就行了。刘小钢也认同这一观点，但她还是认为若有一名专业人员来当秘书长，SEE会走得更远。
本着这样的选择标准，刘小钢与SEE理事会在相中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上海办公室的原负责人王利民。王利民今年46岁，是一名水生态博士，曾在农业部东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工作15年，随后他加入WWF，在长江中游负责由汇丰银行资助的恢复长江生命网络项目实施，为国际环保组织工作了10余年。
刘小钢很看重王利民简单的职业经历。一个职业经理人是不能够总跳槽的，如果一个人3年跳了5次，我一定不会用。说明这个人肯定有一点心高但能力不行，总是觉得不满意。王利民给我感觉是，人很稳定。有意思的是，刘小钢还因王利民是上海人而对其青眼有加。上海人想问题是比较尊重现实的，不会有一点点不开心就会去搞别的，他现在全家搬到北京了，老婆跟着他来了。
从了解到成功挖人，刘小钢用了将近一年，在她看来，这个工作非常慎重，时任SEE会长冯仑向刘小钢建议：先让王利民当副秘书长，然后合适的时候向理事会提出来。目前，王利民是SEE的常务副秘书长，在刘小钢的预想中，到今年年底她将完成工作交接，只做一位关心SEE的会员了。
刘小钢已经开始憧憬卸任后的生活了。我会去旅游啊，读书啊，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劲：成熟的秘书长是不流动的
在深圳的李劲，比一年之前多添了好些白发，以往，他常常藏在人群后面低头沉思，如今，他需要更多地走到台前，承受着各界的关注目光。
7月3日，在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二届二次理事会上，北京万通公益基金原理事长李劲正式接任壹基金秘书长一职，这是当月中国基金会界最受关注的人事变动。
原就低调的李劲更慎言了。7月18日，记者在壹基金总部见到李劲时，他一脸凝重，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肯定不能以壹基金秘书长的身份说话。”
李劲随后为记者出了个主意：“我现在还是基金会中心网的理事，我以那个身份接受采访吧，或者，你也可以把我称作资深公益人。”说到“资深公益人”时，李劲难得地展露了笑容。
资深公益人，李劲自然当得。他在2000年学成归国后，供职于国际计划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非政府机构，于2009年加入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任秘书长，2013起任理事长，深得知名企业家冯仑的器重。正如李劲所说，职业秘书长是职业公益人的尖端，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李劲不仅是公益圈中公认的资深公益人，还是业内颇有声望的秘书长培训导师。
自2011年起，李劲主导了由基金会中心网发起的《秘书长必修课程》，专为基金会副秘书长及以上岗位领导人提供培训，至2014年3月，此项目培训了基金会管理人员97名。尽管目前公益领域相关培训课程甚多，但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看来，李劲的《秘书长必修课程》是“目前针对基金会高管最有价值的培训”，为此，中青基会还特别向其订制了一期面向全国青基会系统的内部培训。
因转至壹基金，无暇再推动《秘书长必修课程》向纵深发展，李劲对此不无遗憾。在他看来，在中国公益圈中，“职业秘书长”的现象正在萌芽，也有了少数秘书长成功在基金会之间流动的例子，但在目前，中国主要的基金会中秘书长还展现出对原机构很强的依附性，流动性不足。
李劲从万通基金会“转会”壹基金，往往被业内人士解读为职业秘书长流动的经典案例，但令人意外的是，当事人并不这么看。“我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流动。王健林找不到秘书长就是因为成熟的秘书长是不流动的。”
中国财富：目前，不少基金会以职业经理人的方式来招募秘书长，如王健林开出了百万年薪招秘书长，而你也从万通基金会转到了壹基金，你如何看待“职业秘书长”的现象？
李劲：职业秘书长的现象还在一个萌芽中，我做基金会秘书长培训的时候就有考虑过与猎头公司合作，这个合作的前提就是人才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而不是很强依附性。但在中国主要的基金会中，秘书长在机构之间有很强的依附性，有了依附性就很难流动。这也是为什么王健林用了那么多猎头公司却没有成功。
职业秘书长一般来说是比较成熟的秘书长，往往依附性比较强，他只在一个小环境比较舒服，可以发挥成熟秘书长的权责，因此容易形成对环境的依赖，对基金会实际控制人的依附。像我就属于依附性比较强的，这么多年我对万通基金会给我的环境是非常满意的。
成熟秘书长在流动的少，真正成熟的在流动的就是一两个。我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流动。王健林找不到秘书长是因为成熟的秘书长是不流动的，新出现的一些到秘书长位置上的人往往是不成熟的人才。现在也有一些公募基金会秘书长向非公募基金会流动，但公募基金会秘书长不叫职业秘书长，是一个分配的工作，是在一个体系里边的，他跑到非公募基金会里，只是成为职业秘书长的第一步而已。
中国财富：在你看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基金会中，它的职业秘书长应有怎样的权责？
李劲：首先（中国当前）基金会不太独立。从人权、财权、事权上独立的非常少，像万通基金会长期以来就奉行独立、专业和公益的三个原则，也没有做到那么独立。虽然，它的人权、财权、事权是独立的，但是在根上，在治理层面，在长期的资金投入方向上，还是受到捐赠发起人的影响。有的独立性高的秘书处会自己制定战略，并且理事会会认可，有些就是等着理事会指方向，或者帮它制定战略。但是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有战略的程度，方向大部分还是理事会来定。一个相对独立的秘书长，就是在人、财、事上比较独立。秘书长的责任可以无限大，道义上的或者舆论上的责任可能都会冲着秘书长来，而不是理事长。舆论打压基金会，基本上是把矛头指向操盘手，而不是东家。
我有一个讲座叫做如何成长为一个职业公益人，我有几个观点，我认为职业人最大的特征是有边界，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做事，并且有能力做好，边界范围内的事情做得特别好，边界范围外的事不用负责。秘书长是一个执行的角色，但是一个强势的秘书长会介入到治理，甚至会主导理事会的改造，主导战略的实行，这不是成熟的基金会。成熟的基金会应该是只做执行，而治理和执行应该是互不干扰的。这点万通基金会、南都基金会做得还好。公募基金会里，我觉得青基会做得不错，理事会干理事会的事，秘书处就是执行，秘书长的权力也是蛮大的。
中国财富：你做了好几年的秘书长培训，你对这个群体的观感如何？
李劲：人群来源比较杂，不像做政府公务员有一个体系，有从NGO过来的，从媒体人过来的，从公募基金会过来的，还有从企业过来的。我觉得这里有存量和增量。存量就是在公益组织干了5年以上的，他们的思维方式，背景，学识，学养素养都带有明显的公益痕迹。而增量就是从企业过来的，想做基金会，带有很强的市场竞争概念，他们对公益甚至一无所知，但他们很急切地想知道，而且他们有潜力有机会把自己在企业里的经验用在公益上，这个人群有思维能力，有资源和相当的行动力，很可能对中国的公益基金会带来大量的冲击，这种潮流很值得观察。
总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可能会塑造未来基金会秘书长的特质，但这种特质还不知道，因为它太多元了。另一个就是“增量”。我想，谁在塑造基金会的未来？可能是增量，特别是那种中小型基金会，包括王健林那种，新的大的基金会。他们一旦进入“羊群”，会显示很强的进攻能力。
刘洲鸿：老板比较关心我减肥的事情
如果把基金会秘书长的幸福指数分作三六九等，那刘洲鸿的职业幸福指数至少可以排进上三类。尽管在他看来，自己还是不能与腾讯基金会的窦瑞刚、万科基金会的沈彬等拿企业中高管工资的秘书长相比，但作为一家企业基金会的秘书长，刘洲鸿不用承担筹款的压力，他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老板的钱花好。
若单就薪酬而言，刘洲鸿的职业幸福指数还是稍逊窦瑞刚等人。他所服务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对机构的高管采取“基金会发工资+企业补贴”的薪酬制度，企业的补贴不走基金会的账，以规避“基金会员工平均工资不得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倍”的规定。许多企业基金会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更为直接，如窦瑞刚，他的薪酬从腾讯公司支取，官方身份是腾讯公司派驻基金会的“专职志愿者”。
但在自主权的维度上，刘洲鸿主导的基金会秘书处可比一般企业基金会的高不少。“人权、财权、事权，基本上在秘书处。总监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有提名权，但需要理事会审议通过。而总监以下我是可以决定的。”刘洲鸿说，南都基金会的秘书处还会参与到理事会对机构治理以及战略制定当中，“一方面是自上而下，通过理事会监事会，秘书处会了解他们对机构的看法；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他们也会听取秘书处的意见。当然最后决策还是理事会拍板。”
人前的刘洲鸿，总给人一种心宽体胖、乐天知命的感觉。记者问他，机构发起人周庆治先生与徐永光先生对你个人有什么期许？刘洲鸿歪头想了一下，笑道：“他们比较关心我减肥的事情。让我注意身体，包括我们整个团队,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快乐地工作。”
据刘洲鸿说，他最近一直在忙着机构的制度建设。“我在员工成长方面投入比较多。我想把每一个岗位所需要的技能列出来，然后设计一套考核制度。比如项目总监，他的职责是什么，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是什么，我该怎么样考核他达到的程度。通过制度化管理，促进团队建设和员工成长。”记者问他：南都基金会有多少人？他答道：“专职人员17人。我们是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
也许这就是一个资助型企业基金会的工作节奏。他们背靠资金雄厚的企业，秘书处基本不必担心造血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南都基金会一下子赔了好几千万，基金会的注册资金告急，南都集团很快向基金会捐赠了5000多万元，迅速把窟窿补了上来。
对于刘洲鸿来说，他头疼的事情是，这钱究竟该怎么花。“最难办的是取舍、选择、判断哪些事情最应该做。比如应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我们到底应该支持哪些公益组织，能够使这些机构更加优秀、服务更多的人，扩大它的规模？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或许，对于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了社会福利专业博士学位的刘洲鸿来说，判断善款应如何投放正是他的专长。如今，南都基金会投入了最大精力的是一个名为“银杏伙伴”的资助项目，其主要资助对象为草根公益组织的带头人与有志于公益的年轻人。不瞄准财富人士，不聚焦知识精英，此项目旗帜鲜明地支持民间公益，这是该机构的使命，也是刘洲鸿的兴趣所在。
“未来谁也不知道啊！”刘洲鸿笑着说，“流动到其他基金会做秘书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觉得未来流动是一个趋势，只是目前人才市场还没有太好地形成吧。我认为不仅可以流动，而且应该流动。”
刘文奎：何会长要求秘书处不断创新
从著名的居庸关长城风景区出发，横穿虎峪风景区，穿过淳朴自然的民俗文化村，远眺波光粼粼的十三陵水库，途经9个打卡点，19个补给点。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商业旅游线路，而是一条旨在为贫困小学生筹款的公益徒步线路，主办方打出的噱头是：“内地首场百公里公益徒步活动。”
“我已经把100公里和50公里的路线都走了一遍。”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最近正为该机构主办的“善行者”活动而上下忙活。尽管此事已有经验丰富的公益项目设计专家坐镇，刘文奎还是希望加把力，以期准备得更为完善。“我最近都在推动‘善行者’，这是扶贫基金会今年新创的公众徒步活动。因为新，所以我花了很多精力去设置规则，协调资源。”
此类筹款活动既可为公益出力，又能野外徒步锻炼身体，近年在国内非常盛行，深得一线城市年轻人的喜爱。但是，此类活动耗费人力颇多，又须对年轻人的心理文化把握到位，年轻的公益创业团队乐意尝试，而拥有固定筹款渠道的国字号老牌公益组织往往懒得折腾。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情况有点特殊。这家公募基金会虽背靠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但早在2000年前后便已启动“去行政化”改革，宣称“不用行政手段和行政力量去募捐，也不让政府发文件指定谁来捐款，完全排除用上级对下级命令的方式来筹集善款”。知名公益人何道峰主导了这一次改革，他说，希望通过市场推广的手段，让公众完全出于自愿捐献善款。
“何会长要求秘书处必须不断创新，用新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还要求扩大基金会的影响力，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刘文奎说，此次扶贫基金研发“善行者”的项目，就是希望在筹款与传播两个维度加以创新，“筹款，传播，原来我们跟企业、媒体打交道就可以了，但现在网络社交媒体这么活跃，仅限于传统的办法是不够的。”
刘文奎说，“创新”、“改变”是其机构文化的重要一环。何道峰为扶贫基金会的秘书处灌输了“不创新，毋宁死”的观念，推动这家公募基金会的执行机构在内部管理、项目设计以及筹款渠道等各项业务上持续性地做出改进。这也使秘书处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在刘文奎看来，最困难的莫过于招募一批足以担此重任的专业团队。
扶贫基金会为员工制定的薪酬标准也增加了招募人才的难度。“现在进来的大部分是应届毕业生，月薪大概在2000到3000元吧。这个标准，在北京确实不算高。”刘文奎说，所幸扶贫基金会有个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公益项目，一些接受资助的学生在毕业后加入了扶贫基金会，形成了其人才补充的一个独特通道。
尽管人才难找，而机构又崇尚创新，但扶贫基金会对于引进成熟人才的做法持保守态度。刘文奎说，该机构有其独特的文化，外人来了，恐怕水土不服。目前，扶贫基金会的骨干团队大都自毕业起就在扶贫基金会工作。“外部人员直接到我们基金会做高层，可能性不大。管理层人员一定要在基金会工作一段时间，在基金会有所成长，对基金会文化比较了解、对我们的使命、价值观比较认同，才会获得提拔。”
刘文奎说，他很希望有市场经验的人加入扶贫基金会，“但可能要从一些基础的工作开始做。”
胡小军：基金会镶嵌在不同的体系中
“过去政府直接来做公益和慈善，成立大量的官办慈善机构，我们现在倡导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或者公益创投的方式来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我们还倡导公募权的开放，希望打破公募垄断，推动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使慈善真正回归民间。”
这是胡小军在各式公益慈善论坛的标志性发言，尽管他所服务的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是一家由企业主出资注册的资助型基金会，但他的发言中总是充满浓烈的民间情怀与理想主义的学术气息。他总是在反复倡导：“立足长远，由民间的公益慈善组织来配置稀缺的公益慈善资源要比其他的主体更有效率。”
胡小军的观点与发言风格在公民气息浓厚的广东很有市场。目前，胡小军以千禾基金会秘书长的身份频繁参与广深各式公益活动。不少政府官员也乐意与他交流，在珠三角某地方政府举办的一次社会创新比赛中，政府特意向活动承办方提议，希望邀请胡小军担任评委。
在王健林百万年薪招聘秘书长时，胡小军也成了猎头公司狩猎的对象。“我接到了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但我在这边当秘书长，是不可能因为高薪而流动的。”7月9日，记者在千禾基金会的办公室见到胡小军，他衣着朴素，没有架子，且非常开放——他没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采访，而是搬了张椅子与记者在大厅的会议桌旁聊了起来。那时，数名千禾基金会的员工正在一旁工作。
谈起薪酬问题，胡小军毫不忌讳，他告诉记者，他的月薪是1.2万元，一年领13个月工资，除此之外，在工资上再无更多的货币性收入，比之王健林为其基金会秘书长开出的薪酬，差距至少在5倍以上。但据胡小军说，他对一个陌生富豪开出的高薪“从没考虑过”，而且他认为其他受邀的秘书长可能也跟他的想法相似。
在胡小军看来，当前中国的基金会发育并镶嵌于各个不同的体系当中，现代意义上的基金会行业发展也刚刚起步，其秘书长也在既定的体系中滋养成长，若与原体系进行切割，恐怕难以发挥所长。胡小军的观点至少在千禾基金会之中能得到印证。千禾是一家由企业主与高校学者共同发起的基金会，在开展公益项目资助的同时，还试图助力民间组织专业能力的建设，其“立体资助”的公益思路要求基金会秘书长须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背景。
“要做千禾的秘书长，他得有基本的‘行动研究’能力。”胡小军在操盘千禾基金会的同时，身兼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的职务。千禾基金会主要发起人和理事会对胡小军非常信任，彼此亦有志同道合之感，但胡小军并不认为，他在别处也能得到相同程度的信任和空间。倘若到别的基金会，他也担心自己的学术优势难有发挥的余地。
今年开春，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希望胡小军接下来能更多地参与研究工作，千禾理事会及胡小军就想为千禾觅一个继任的秘书长，但几个月下来，连个可供考虑的人选都未找出来。
“目前还没有找到。所以我只能一直兼着。”据胡小军描述，这个秘书长人选也确实不好找，要有一定的研究背景不说，还得背负筹款压力，并具有服务精神。“千禾一年有600万-800万的筹款任务，要跟别的基金会、机构频繁地沟通，谈合作。”还有一个胡小军没说出来的难处，千禾基金会的执行团队以年轻人为主，工作任务繁重，一位业内人士曾开玩笑地形容道：“千禾天天给员工谈理想，打鸡血，鼓励他们在工资不高的情况下充满激情地干活。”
胡小军说，他的职业理想，就是让公益从业者有尊严、有职业自信地生活。也许，他可以先从为千禾找一位彼此“情投意合”的秘书长开始。若有能力胜任千禾秘书长的人不认为这是一份“有尊严、有职业自信”的工作，恐怕胡小军的理想还任重而道远。
郭媛：从公益媒体人到职业秘书长
郭媛，微信ID“郭猫猫”，又名Kitty，是广深公益圈里的“刷脸”达人。人前的郭媛，总是笑容可掬，媒体人出身的她，热衷于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及圈内聚会，并在多个社会组织中担任职务。在郭媛的公文包里，至少能拿出5张代表不同身份的卡片，用她的玩笑话来说，就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7月里，她又多了一个身份——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这家业务指导部门为共青团广州市委的公募基金会在考察许久之后，正式将“体制外”的郭媛聘为机构秘书长。
尽管在广东基金会界，这并非没有先例，此前深圳慈善会就将企业人房涛聘为职业秘书长，但在许多人看来，在几乎由“体制内”人员组成的公募基金会中空降一名秘书长，依旧是一桩新闻，其中带了点机构转轨的改革味道，与当年经济改革大潮中国企起用职业经理人的情景颇有相似之处。
据郭媛说，业务指导部门欲为广州青基会觅一位职业经理人的想法由来已久，主导该机构的政府官员渴望推进公募基金会的市场化改革。在郭媛看来，广深两地近年社会组织大发展，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因此而凝聚的社会公信力与日俱增，这让一贯安逸地居于上游的公募基金会也感受到了压力，其主导者迫切希望整合、盘活共青团系统的相关资源，提升其品牌在公益市场的竞争力。但完成这些任务，并非体制内人员所长，须求助于专业人士。
“我应该挺适合当这个秘书长的。”在7月13日的访谈中，郭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她的履历让她有说这话的资本。郭媛大学毕业后不久即供职于《广州青年报》，这正是广州共青团的旗下媒体。郭媛在那供职数年，最高任记者部主任。其间还借调到广州青基会挂职，曾任秘书长助理，参与主导了该基金会数个品牌公益项目，其出身可谓根正苗红。变数出在2006年底，因心慕“中国最好的报纸”，郭媛脱离团系统加盟南方都市报。
郭媛说，她享受追求真相，并通过自己的表达呈现给读者的感觉，但她并无意只当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与邓飞、王克勤等人相似，郭媛很快加入了“公益媒体人”的行列——这个人群职业是媒体采编人员，却经常利用媒体资源参与、发起、运作公益项目。随后，南都组建公益事业部，郭媛脱离采编一线，成为了一名“媒体公益人”——这个人群专职为媒体机构运作大型的公益项目。
不同常人的履历，让郭媛自信能游走于不同的话语体系，因此她并不担心在习惯了媒体文化后无法回到体制内的机构去带领团队。“我也没打算去改变青基会里的固有文化，我认为体制内外两种文化都有其优势，而我的任务就是让基金会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员工找到共鸣点。”目前，郭媛不仅带项目、带资源进入广州青基会，也正在公募基金会内组建体制外的团队。
在不少人看来，体制内的团队文化不利于公募基金会在公益市场的竞争，但郭媛并不这么认为。她说，早在当年在广州青基会挂职，她在参与公益项目运作时就深刻体会到体制内公益团队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的强大能力。“当时我的感觉是，协调运用好政府、媒体和企业等各界资源，才能为社会组织乃至公益事业争取到更多的有效支持。”
略有点遗憾的是，广州青基会并不能为她提供更高的薪资。“比我在媒体时略低吧。但我接这个活，主要考虑的也不是钱了。”郭媛说，她很希望亲身体验这股基金会蓬勃发展的浪潮。“我不想做旁观者，我想亲历这种变革的痛苦，也希望自己积累的媒体经验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