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鲲是个理性的人，性格中有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温和平静、滴水不漏。他说这是和曾经做记者有关，先是被编辑磨炼，再做编辑去磨炼别的记者。
接着，带着这股理性他走进了公益领域，从《京华时报》跑民政的记者，到《公益周刊》的主编，再到现在盖茨基金会的媒体顾问，完成了从走近公益到成为一个公益人的“三级跳”，他的公益观形成于在公益项目中的亲身实践与一个媒体人站在圈外的冷静审度。
写字楼里的小会议室，干净而明亮，郭鲲捧着洁白的骨瓷杯，说起他这几年做公益项目的事儿。
走近
2004年的时候，内地还没有形成一个公益圈子。郭鲲最早接触到的公益，是当年最大的网络BBS“肝胆相照”，那是一个乙肝病人互助社区，他们通过自发组织帮助乙肝病人和携带者进行医疗救助、反对歧视、生活互助。“和他们很多人混在一起，年轻和热血被激发出来，开始写一些反对乙肝歧视的报道。也开始接触国内的NGO。”
2009年，《京华时报》成立《公益周刊》的消息让一群同样热血的年轻人聚到一起。除了想建立一个公益传播平台，这群年轻人还有个野心：“我们媒体一直批评公益不透明，那我们也想做些项目，看看能不能做出个样板来。那时候我们在红基会下面成立了京华公益基金，第一个项目是公益书架。”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想法，募款、找书架、买图书，再送给留守儿童和贫困的地方。可就是这样一个粗浅的想法，让郭鲲意识到曾经的媒体报道着实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公益项目的管理费是不可缺少的”，就是他首当其冲的思想转变。
做公益的媒体人，不能没有实践。
思索
2010年去香港乐施会的学习，让郭鲲的思想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和转变。
一家企业给乐施会捐了12吨大米，乐施会将大米加工成20g一小袋，每袋20元，再印上“乐施米”的字样儿交给志愿者们，集中两天在香港的各个地方出售，募集的善款交给乐施会。
“如此大费周章才能卖多少钱？还不如直接捐了。”郭鲲的第一反应再正常不过，他说，“当时他们的总监梁美娟对我说，我们一起去街头看看吧，我先不做评论。”
第一个地方是一个地铁口，有一群爆炸头、朋克风的摇滚青年，他们的打扮与卖乐施米这件事格格不入，每个人都背着带锁的募款箱，他们不能打开箱子。这些青年见到人也会略带羞涩地问“你买乐施米么？”
郭鲲很好奇，为什么这样一群人会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多好啊，乐施会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参与我们很开心。你知道在香港要是想自己做这样的活动多难啊。”摇滚青年们的回答，有点让人感到意外。
在香港，公众有这样的需求，就有像乐施会这样的组织提供机会。那么在内地，有多少公募基金会认真地组织了能让公众去参与的活动？为什么公募基金会不愿意做这样的活动？
这是香港之行留给郭鲲的追问和思索。
转型
“回到北京后，我的思路完全变了。”利用与公募基金会合作的便利，设计出能让普通人快乐参与的募款方式和公益活动，成了郭鲲理想化的模式，从理想到实践，郭鲲没有让它等待太久。
那年，舟曲遭遇泥石流特大灾害。郭鲲和团队有了大胆的设计，把爱心募款活动搬到T3航站楼去，而且要做得轰轰烈烈。
说服机场各级负责人的过程，让郭鲲觉得难，但比想象中的容易。“当你跟他说，只要你做力所能及的一点点，就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的时候，没有人会拒绝。”他看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存在的那些温暖的东西。
募款活动分十队进行，每队由明星带领，仅半天的时间就募得了250多万元，参与捐款的有8000余人次。有企业带着现金特意赶来，有旅客倾囊捐赠。一切，当场核算。
前不久郭鲲得到一个消息，这些钱为舟曲灾区盖了一座桥，已落成。“只是我还没有机会去看看。”
接下的活动，都是按着逐步精细、人群细分的思路进行，还专门为发型设计师这一人群量身定做过公益活动。
郭鲲用80后常用的词儿来形容，公益人设计项目是个“屌丝加苦逼”的劳动。“应该是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让志愿者、参与者能快乐便捷地参与到公益当中。只有让公众参与进来，了解做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需要什么规则、我们需要怎样的保障措施，才有可能把公益圈的规则逐步建立起来。”郭鲲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蜕变
2012年2月，结缘盖茨基金会，郭鲲觉得“又有了另外一个看问题的视角”。
盖茨来到中国，谈起降低儿童出生死亡率的问题时，描绘了更大的一个图景，郭鲲发现，他们在解决国家内部问题的同时，很愿意去试图关注和解决全人类的问题。
“其实这个目标并不难理解，简单说就是通过全球人的努力为最贫困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国人更多的，还是局限于自身。”
在郭鲲眼中，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公益事业的发展也曾得益于很多国际组织的扶持援助。与10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益组织撤出中国其实是一种信号，中国的公益领域也该站在更高的国际视野，去帮助其他更多需要帮助的国家。
想看看“全球最大的基金会是怎么做公益的”，希望“在更大的一个平台学到一些东西”，这一年，郭鲲想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