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存活了长达58年的劳教制度寿终正寝，被视为新一届政府推动法治建设的重要进步和标志。然而，劳教虽已废除，类似的制度仍有存留。2014年5月，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处行政拘留15日，期满后北京警方决定对他进行为期6个月的收容教育。此次事件，牵出法律界和公众关于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废之争。
收容教育与劳教制度非常相似。黄案后的大量媒体报道显示，藉由此项制度，“未经司法审判，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6个月至两年”，并且其存在与多项法律存在冲突。因此，2014年6月，40余位法学学者、律师联名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收容教育制度，他们起草的《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书》，还将递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这一公共事件中，黄海波作为性交易的买方——所谓“嫖客”，因其名人身份和眼球效应将收容教育带入公众的视野，事实上，这个交易链的另一端——性工作者，由于她们的弱势群体身份和污名化的境遇，更经常地在媒体报道较少、公众不可见的情形下遭遇收容教育。在公益领域，虽然力量微薄，也始终有为底层性工作者提供服务、进行调研、推动废止性工作收容教育的努力。
2013年12月，亚洲促进会发布了一份关于收容教育的调研报告，将那时尚鲜为人知的收容教育制度披露出来。这份由两家华北地区的草根组织协助完成的报告，展现了大量女性性工作者在收容教育中的生存现实——相对而言，由于常常是交了罚款就能免于收容，被收容的“嫖客”数量和女性性工作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收教所内，除了受到过于严厉的处罚外，这些女性们常常会被要求进行劳动，一周工作七天，没有报酬，还要额外向监狱按月交纳生活费；她们的基本生活用品如被褥、脸盆、卫生巾、内衣等都必须在收教所内购买，而所内价格往往为市场价格的3~5倍。报告显示，一个收教期下来，被收教者的开支少则5000元多则上万元。
上述报告的发布，首次从性工作者社群的层面反映出收容教育的执行状况，而在官方层面，仍然缺乏可以描绘收容教育的整体概况和执行情况的信息。因此，依据2008年颁布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依法申请信息公开，借知情权的实现推动对相关部门的监督，成为公益行动者另一个努力的方向。
2014年4月，妇女NGO工作者赵思乐孤身行动，以个人名义向31省及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320份信息公开申请。她在申请中向每个被申请部门提出5个问题：辖区内现有收容教育所个数与名称；被收教男性与女性人数；被收教者的劳动收入金额和支出去向；收教期限的具体裁量标准；收教期间的收费项目和金额。至5月底，赵思乐得到19省有实质内容的答复，其中重庆市发回的《重庆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4年2号）透露，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对《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存废或修订等问题进行调研论证。而另外13个省级公安厅则以“警务工作秘密”、“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等理由进行答复，拒绝信息公开。为此，赵思乐在6月继续向这些省的政府部门提起共30份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公安厅重新给予答复。
尽管答复不全，但这次申请使收容教育的信息前所未有地展露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超半数的省份公开了辖区内收容教育所的个数和名称，多个省份公开了辖区内收教所生活费、伙食费、住宿费、性病检查与治疗费等收费信息。这些信息为倡导废除收容教育提供了更多事实依据，在赵思乐看来，这是体制的进步，也是NGO与政府依法互动中取得的成果。
除了一线调研报告与信息公开申请，在公益领域常常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一些NGO在为性工作者提供服务、维护这一群体的权益而艰难努力。由于空间有限，这些NGO通常以艾滋干预服务起步。2009年，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下，十多家从事性工作者服务工作的草根NGO在昆明联合成立了松散的中国性工作者机构网络平台，希望为草根小组提供能力建设、支持调研工作、提出政策建议，也是从艾滋病防控的角度介入。到2012年，这一平台失去了资助来源，当时加入平台的一些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干预服务的草根NGO，如今也大多处境艰难。中国发展简报在今年访谈过其中分别位于华北和西南地区的两家草根组织，她们都一直以艾滋病防治的名义开展工作，在推广安全套使用、开展疾病防治教育外展服务的同时，提高女性性工作者应对面临性工作暴力和收容教育时的能力。
这些草根组织的服务是相关调研的基础，也是开展有事实依据的倡导的源泉。然而，她们面临的困境也是类似，服务群体边缘且不可见、组织专业化程度不高、缺乏能基于社群服务撰写调研报告和进行宣传倡导的专业人才；还有更现实的问题，中国发展简报访谈过的两家组织现有的共同资助方——一家国际NGO今年流露出要改变资助方向，不再资助艾滋、性健康领域的倾向，更让她们对开展这一工作的未来前景忧心忡忡。
（本文部分内容综合多家媒体对黄海波案的报道与《女声》电子报关于赵思乐信息公开申请的多篇文章编辑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