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
导语：自1996年开始，康晓光教授从事非营利民间组织的研究，至今已有18年，可谓道道地地的“益先生”。其所思所言，或如当头棒喝，或如春雨润田，让从业者恍然。本期小编摘编了康晓光教授对社会组织的几点看法与益友们分享。
谈转变
问：这些年来，民间组织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转变？
康晓光：在过去，真正有点民间味道的社会组织根本不存在。最近30多年，尽管结社权利还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实际上公民自主性的结社还是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从社会组织的数量、种类，到它的活动领域、自身的能力以及它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这毫无疑问。
我不太喜欢用“民间组织”这个概念，“社会组织”的提法比较好。因为民间组织实际上是被放置在官民关系的视角下讨论，社会组织则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下讨论。虽然也没有必要这么纠缠，但我觉得讲社会组织比较好，因为社会组织是与政府、国家对应的，民间组织是与官府或衙门对应的，后者的表述不准确。
问：您觉得我国现有的社会组织和国外的社会组织，它们有什么异同呢？
康晓光：关于社会组织的定义，最流行并得到普遍确认的一个，是美国学者赛拉蒙提出的，他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赛拉蒙认为社会组织应当具有五点特性：第一是正规性，必须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有一个法律身份，还要有组织章程、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和正式的工作人员等。比如几个人每天凑在一起下围棋，或者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吃饭、侃大山，不能说这就是社会组织了。因为虽然是几个固定的人经常在一起、开展活动，但是它不正规，也没有章程、管理制度，它是很松散的。第二是非政府性，要独立于政府。第三是非营利性，不以营利为目的，以区别于企业，可以盈利，但所得不能分配给组织成员，只能用于符合组织使命的事项。第四是自治性或独立性，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有不受外部控制的内部管理程序。第五是志愿性或公益性，即所做的事情不能完全利己，要有相当程度的利他成分。这个领域的事情需要大量的志愿参与，无论是志愿者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技能，还是别人捐的钱，都有相当的志愿成分在里面。
中国的社会组织不符合这五点要求。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注册成非营利组织如基金会，必须有官方认可才能获得合法身份。但这样一来，虽然有了合法身份，政府实际上却剥夺了理事会很大一部分权力。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面临一个悖论：如果要正式身份，就没有了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如果要独立性，就很难有一个正式身份。所以大量的社会组织要么注册成企业，要么挂靠在别人的背景下，要么干脆什么身份都不要，就只做自己的事情。
西方社会里的条条框框，如果简单地搬到中国来套，没有几个社会组织满足。我一般主张从功能的角度去定义社会组织，即不管它有没有法律身份，也不要管它是不是对政府有依赖，或者政府对它干预程度的强弱，先抛开这些不管。关键要看它做的事情是不是社会组织应该做的，而且做的方式是不是按照社会组织应有的方式在做，满足这两条就可以了。比如中国青基会，发起的机构是团中央，国基会也是国务院基金办发起的，作为两家主管部门，它们的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但是这两个组织做的事情，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绝对是非营利组织来做的，而且它做事的方式，也跟非营利组织差不多。并不是说有官方背景就不能做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反倒是草根组织有时候会胡作非为。关键是看它做什么事情，以及如何来做这个事情，这是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判定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则。
谈监管
康晓光：我们经常讲的“政府”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它要统治这个社会，掌握国家机器、把持政权，如此才能为其自身带来诸多利益。另一方面，它也得提供公共服务，解决老百姓的现实困难，比如立法、执法以及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等问题。而为了给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它也需要把持国家权力。
至于非政府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也提供公共服务，所以它的功能在很多方面和政府的职能是重叠的，因此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是“组织”，“组织”在汉语里既是名词又是动词，通过把分散的个人组织起来，可以让他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分散的个人对政府没有挑战能力，但是组织起来就很厉害。组织起来力量大，这一点党和政府非常清楚。因此政府有的时候为了垄断政治权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它和社会组织会有一些必然的冲突。
所以，政府的双重职能和社会组织的双重功能，使它们既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冲突的必然性。冲突的必然性使社会组织受到限制，合作的可能性也许可以给社会组织打开一个空间，让它发挥自己服务社会的功能。
对此，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希望“为我所用”。政府经常讲一句话--多帮忙、少添乱，就是这个意思。“多帮忙”指民间组织要多做点公共服务，比如在社区里照顾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搞点治安联防，或者小孩子放学之后，到家长回家这段时间进行管理、哄孩子们玩一玩别出什么事儿，又或者搞点文体活动，这些都是支持的。但是政府不允许把社会组织搞成利益集团，以影响舆论和政策的制定、挑战政府，这些都是“添乱”，因而政府要求“少添乱”。
总而言之，当你要挑战政府权力的时候，它就压制；当你给他拾遗补缺，帮助它干活的时候，它就欢迎。有四类组织它是欢迎的，通过降低门槛，甚至给钱，支持其工作，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类组织；社区服务类机构，还有专业经济协会。
它是选择性地支持，选择性地限制。
谈待遇
问：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停留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比方说有人认为从事公益事业、社会组织工作的人不应该拿工资。
康晓光：肯定应该拿工资。尽管我们说今天的公益事业需要利他主义的奉献精神，但这主要是体现在捐款以及志愿者时间和技能的贡献上。
发展到今天，非营利部门、公益部门已经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了，它是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在欧美国家有百分之十几的从业率，是一个非常大的部门。在这个领域里，大量的从业人员不是捐赠者，也不是志愿者，他们是在这个领域中就业的人，所以它是服从劳动力市场规律的。在这里面如果能得到满意的收入、技能或者机会，他就到这里来就业，否则就进入到其它的行业，这个领域若没有工资，就可能吸引不到足够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无产者，无论把自己卖给政府、卖给企业还是卖给社会组织，必须要有人雇佣，否则就没有收入，就得饿死。这种情况下，没有收入怎么办？既要养家糊口，还要进行充电、孩子也要受教育，所以他必须有收入。否则的话，只能是那些高官、巨富家庭的成员才能从事公益事业，但是仅仅靠这些人显然不行。所以这个领域的从业者，不但要有工资，还要给他们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也就是说能够留下这些能干的人，不让他们流入企业、进入大学，只有留住他们，才能让他们工作得更有效率、更加专业，最终更有利于公益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眼前的工资，还要给他们提供未来发展的机会。如果进入这个行业，眼下的这个工资挺高，但是工资永远不涨，永远没有发展，那也不行。如果你在世界500强，或者在事业单位，要进入这个公益行业非常容易，但如果从这个行业要跳到其它的单位，那就很难了，所以要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就业机会。
因此，这个行业要想发展，体面的工资是最基本的，不仅要获得眼下的体面的工资，还要有提升的空间，整个行业的社会声望、行业地位的提升也必不可少，否则谁到这里来呢？如果大家进入这个行业，就等于不务正业，进入这个行业就等于走投无路，等于一个无奈的选择，甚至有的家长觉得把孩子培养了一二十年，进入了这个行业等于心血白费了，这样非常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
谈资金
康晓光：来源于个人和企业的捐款、政府的采购以及基金会的支持等。中国的基金会募了钱都是自己来做事，真正资助别人做事的基金会是凤毛麟角。
中国现在公益部门的专业化水平是很低的。比如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它虽然叫基金会，但是实际上是自己募款，然后自己做“希望工程”。募款和做事，包括投资、理财、管理都是一家，没有分工。原本应该是基金会专业进行筹款，然后把钱资助给做事的组织，这些组织就专门去做事，但现在是这些大型的公募基金会自己筹款、自己做事，然后小型的草根组织也是自己筹款、自己做事，没有专业化、没有分工，更没有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合作。
唯一做得好点的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它自己不做事，而是大量资助，其中80%-90%的资金用作资助。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承认做公益的人也是人，做公益的人不仅仅需要工作，还需要吃饭，因此南都基金会资助的时候，对行政成本、管理成本、人员成本是承认而且是给的，有时候甚至单独提供行政经费的资助。有的组织，它去找某个机构要钱，那个机构说我只给你干活的钱，不给你养人的钱，这个组织就很困难了，但不要那个钱就连干活的费用都没有了。这样的组织，如果去找南都，提出我需要10%或者15%的行政经费，它是给的。
南都有个“银杏计划”，他们选中的人可以连续三年获得每年十万的资助，这笔钱是受助者自己支配，干什么都行，买房子可以、买车可以、吃了也行、陪父母旅行也行、存起来也行，但不允许给同事们分了，不能捐了。因为它是看中这个领域中很有潜力的年轻人，认为如果有三、五年的时间，这些人每年的收入多出这十万块钱，他可能就稳定下来了，这样的话可以为这个领域保住一些有潜力的人，也为他们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创造未来。
所以南都基金会的理念，就是我们刚才谈的核心问题，是承认人不能只喝西北风，人不能只靠利他主义的理想活着，他要吃饭、要养家糊口，要发展，要有合理正当的资金支持。但是这个行业、整个社会的认识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南都基金会一方面可以资助这个机构的开支，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领域中有潜力、有前途且眼前又面临着困难的人，给予他们资助。像南都基金会这样的机构，现在太少了。
要马儿干大量的活，就要给它吃草，或者让它到别的地方吃草，但是我们的情况是不给吃草，然后让马儿跑，或者跑的时候克扣很多，跑一千米，只给一百米的料，这方面比较差劲。
谈税收
问：据说国外一些国家政策规定，给民间组织赞助经费可以抵税。中国有没有可能出台类似政策，以便于解决民间组织的经费问题？
康晓光：纳税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问题，因为无论是《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还是《公益事业捐赠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公益机构捐款是可以获得一定免税的。这个跟国外只有数量上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主要的问题是不能依法行政，比如法律规定了，要求给捐方开一个收据，拿着这个收据到税务部门可以免税，但是税务部门不免，需要一次重新的授权，这个重新的授权又不规范，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定期公布一批名单。国外则不同，一旦登记注册，就给你免税资格，税务部门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审查，审查合格才能给你免税资格，过一段时间还要查，如果查出有问题的话，可能要惩处，是很严厉的，而且要收回免税资格。而我们完全是随心所欲，它不是法律的问题，是执法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是权与法的合谋。掌权者觉得法律有用他就用，他觉得没用的就不用，你问他为什么不执法，他也不理你，这是主要问题。所以总是说要立法，现在主要不是立法的问题，能把现有的法律执行起来，就相当不错了。
谈前景
康晓光：我是非常乐观的，这是大势所趋。
从表面上看，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较量，肯定是以社会组织的失败告终，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社会组织再强大，跟政府相比都是九牛一毛。但是总的来看，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比如市场的发育、媒体的发展，还有人们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全球化和国际社会的交往、国内政治逐渐改革、控制的放松，大环境是越来越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
更重要的是，虽然有的时候，政府比较反感社会组织的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悖论，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大环境又是它创造的。比如说开放是它推进的，市场化是它推进的，逐渐地放松对家庭、社会生活的控制，也是它推进的。在大的环境方面，它有的时候是在阻碍你。有的时候在根本上又在推动，但是这不是它的本意。
所以从长期来看，我对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很乐观。但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我认为不会发展成欧美那样。在中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国立的或者公立的非营利部门可能会非常强大。你无法想象二、三十年之内，事业单位这样的机构就没了，全是民办的，就像经济领域里，尽管市场化改革搞了这么多年，有的国有企业照样很强大，它也很适应市场，甚至可以到美国--最严格的资本市场去上市，吸收投资人入股，它完全可以适应市场。从未来的发展来看，现在第三部门的主力，像事业单位，也完全可以不断地转制，不断地调整，不断地适应这个领域的逻辑和规则，而且照样处于一个很强势的地位。所以事业单位的改革、社会组织的发展，它们共同决定第三部门的命运，总的来看，我认为它应该向一个积极的方面去转型和发展。我是比较乐观的。而且政府对这些领域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地深化，也会作出各种各样的调整和改革。
从最近这一轮改革来看，至少对一些能提供政府急需的组织，如果没有前科，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让你有所活动和发展，最近一两年是比较明显的。
（感谢《共识网》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