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Giles Mohan & Kristian Stokke (2000)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empowerment: The dangers of loc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21:2, 247-268
编译：石燕萍 编辑：洪佳琳
引言
近年来关于发展的讨论已经从全面的理论化到实践、归纳、本土化以为主的方法。在发展的实践中，始终朝着本土“参与”和“赋权”并行的目标前进。而这也导致了两个对立议题的产生，即行动者和制度间一致性的“新左派”和“新右派”。
而贾尔斯·默汉(Giles Mohan)和克里斯蒂安·斯托克(Kristian Stokke)的文章则探讨了发展运动在四个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它们分别是分散的服务运输、参与发展、社会资本的形成与本土发展、为“激进民主”而生的集体行动。他们认为，对“本土”的高度关注，当地的不平等和权力关系，国家和跨国的经济、政治力量反而会被漠视。即尽管本土化行动被视为一种乐观的社会发展趋势，但他们要指出当中也存在着不少的“危险”。最为明显的问题是这种趋势本质上将本土主义浪漫化，即低估了当地社会不平等和权力间的关系。另一个问题则是这种趋势将本土主义从广阔的经济、政治结构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地方情境性被低估了，例如忽视了国内经济和政治力量。因此，他们认为应该要关注本土的政治，如霸权主义的生产、当地人民的代表性和当地人民反霸权主义的行动。而这些政治性因素不能只局限于当地，必须对“地方”、“国家”和“全球”进行界定。
权力下放、地方政府以及理性选择
在技术官僚管理中，权力下放已经成为其基本原则。权力下放构成了一种灵活的话语，并被不同意识形态利益使用。权力下放有助于打破集权力量、提高创收、转移政府服务输送的负担；同时也是民主实践的基础。权力的转移、下放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早期的自由主义悲观地认为国家行动者在政治中只是为个人利益，无限制的市场才能达到高效和公平，要让资本说话而不是集体。
在《Adjustment Era》中，Cheema 和Rondinelli这样定义了权力下放，“计划、决策和行政的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地方政府部门、半自治和官方组织，政府组织或NGO组织。”在这个解释下，地方以公共部门中心，其次是志愿部门。而这则会产生分权后公共政策制定效率的下降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服务方与被服务方之间的沟通更直接、顺畅，从而形成一种以消费者为主导的被动型服务体系。
而Rondinelli等人为分析权力下放而制定了一套政治经济框架，认为消费者需要提高在公共服务的响应度，并呼吁用公共政策分析、整合公共选择。他们首先批判了公共选择越来越理性的趋势，即在一些领域中使用者收费需要征税或者说任何项目都需要收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社会“强迫”人民成为消费者。即在地方分权的组织安排上，从私有化、放款管制、委托机制到地方分权，越来越向市场机制靠拢，并且远离公共服务。关于市场改革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第六次世界发展报告则明确提到，“市场竞争允许必要的灵活性和应激性，因为它们承担着处理信息，节约匮乏的行政资源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地方分权可以被视为是市场替代策略的一部分。
世界银行的政策也迎合着这个趋势，其在“本土化参与”概念中提出——“本土的商业参与在权力下放中扮演中重要角色，社区中的商业人士经常参与当地立法。刺激本地发展需求……”从这里看出，地方分权借着自由主义的幌子，将地方设计成一个功能性、经济性的场所，以提高服务输送的效率。最后，实现权力下放，有利于结构整合以及规模化并实现农村发展，让地方人民决定了地方发展的多元化。
本土化认识和参与发展
关于本土化认识和参与发展，在一些人看来，对于促进决策工作，参与是一项职务需要；而知识则可以说是它的衍生品。在其他一些人看来，参与研究是由知识产生的，参与对本地发展是一项持续性的因素；无论参与在哪个范围产生，它的立足点都是认识。
近来，参与性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简称PRA)这类定性研究越来越成为研究“参与发展”的普遍方法。PRA的原则是反复学习、快速学习、循序渐进、消除偏见、三角定位等等。并且，这里强调了书面文字并不是表达知识最好方式的先验假设，即实践者认为文字的形象化使传播更广泛和民主。实际上，当地人通常用现有的物品——石头和树枝，通过空间表征的方式去表达。
然而，PRA的发展面临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在认识上，它的政治想象是把社区导向和谐，并倡导当地社区形成共识意见；在本质上，它趋向于让穷人和社会系统都是他们本身造成的。穷人被设定为去反抗“社会精英”，而他们只有一个特征——不贫穷。前者通过血缘、种族关系运行，而后者则依靠国家机器。这样二元的本体论破坏了PRA寻求多样性的意图。
从另一方面看，PRA的共识导向把社区内部利益掩盖了。其危险性在于行动者在共识的基础上，使既定利益者增权，从而在一开始就操纵了研究的发展。再者，关注当地的增权和知识会限制意识和行动的发展。例如，议会承认多个层次造成了当地的不发达，但首要选择关注个人层次的因素。个人因素是阻碍发展的最大问题。通过揭示自我增值的悖论，个体把自己放在发展的中心。毕竟，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改变事情的发展。正如Rahnema所说，“我们把这个放在首要位置，是因为我们尊重和认同传统知识的顽固性。”但这种想法过于意志论式的，并没有考虑宏观层次的改变。议会通过这种方式稳定物价，并使人们完成自身对殖民知识的批判。这种民粹主义想法使得所有来自西方的知识都被异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真正的对话和学习。
另外一种结果是国家削弱了海外企业的影响力。自由主义的许多关于参与的研究都表明了国家一直过于集权，但本土化研究同时会使得官僚意识到这点并因此做出恰当的改变。这样的想法忽略了国家通过话语和物质实践使本土化失去权力。例如，间接的殖民管制和种族隔离系统在一定程度在将本地人进行政治区分，但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做法有效地撕毁了政治反对势力并引发民族团体之间的分裂。这意味着，与其诗化当地公民社会参与理论，不如认真考察本土化在政治利用上的多种角色。在本土政治中，国家制度、国际捐助机构和社会活动都是关键角色。在考察本土的政治化中，许多曾经接受援助的政府对参与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但现在却积极去参与。因为他们意识到在西方捐助者的主导下，他们忽视了自身的财务危险。
同样地，NGO组织也被认为是重要的角色。但Nyamugasira指出，南部NGO对当地的需要作出了热烈响应，凭着他们的官僚化、政治化和人事化。Nyamugasira补充到，尽管NGO组织获得了微小的成功，但他们不得不面对资源、权力被本土化、国家化和全球化完全分配的悲惨现实。但更多升级的、试图打破这些界限的本土介入策略正在进行，并且将民主、反帝，女权参与纳入其中。
Robert Putnam认为，社会资本含义是，“社会组织中能够促进彼此协调合作的特征，如社交网络、社会准则和社会信任”。这种资本是建立在局部地区或社区的层次上，并能够解释应相同的总体政策而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Putnam则认为，社会资本促进彼此的互惠和沟通，并且其一旦产生就会变成延续性的社会化准则。同时，强大的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社会资本也为治理的民主和可持续做出贡献。而Fine给资本下了较为详尽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是公共物品，社交网络和文化等，但它唯一条件是，为达到一定经济增长效益积极发挥其功能性作用。
从对社会资本定义的讨论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作为纽带联系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这里显示的是社会资本中信任、社交网络、互惠和联系较友善的一面。而冲突的一面，如权力、阶级、性别和种族则相对没有在社会资本概念中出现。
社会资本是政策发展中的有利工具。首先，通过社会资本能够巩固发展经济和扶贫项目。社会联系能够挑战既定的社会利益，这使得本地发展和社会资本的形成积极联系。Brown和Ashman调查了亚洲和非洲的13个多党合作的个案，发现加强社会资本在本地组织和网络之间的联系是一项建立跨部门合作的必要任务——利用当地资源力量去解决问题。在这里，社会资本被看成是一种对当地发展必不可少的资助。社会资本的第二个意义则是其规范作用。如果认为社会资本是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条件，那么政策应该要建立它，并促进公民社会发展。Wilson认为决策者应该要“没有目标”地建立社会资本，原因在于社会资本成果的难以评估和测量。
虽然社会资本在世界银行政策中是一个相对新鲜的概念，但它却被用来检验社会基金的建立。社会基金已经成为一项既定的政策方法，以协助扶贫项目、缓冲不发达国家结构调整计划带来的副作用。自玻利维亚在1986年成立的第一个基金以来，社会基金已经覆盖非洲和拉丁美洲的30多个国家。在一开始，NGO组织是他们主要的基金筹措来源，而基金会相当于一个执行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NGO组织也卷入进去，并作为监测基金会成效的角色。他们要确保受益人是否得到增权，而不是被强大的政治行动者边缘化。而如今，社会基金在国家机构的管理下，NGO组织通过投标的方式获得基金。但是对那些项目基金计划影响的研究还很少。
社会资本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用来解释多种发展过程或以此为基础的政策说明。许多分析者认为是一种本土化现象，因为它包含了信任、互惠、公民意识三种元素。但是近来它却被用来解释类似的国家腐败行为，以及私人投资的失败。
对于社会资本，还要说明它和本土主义的关联。Putnam认为这些地区的成功是因为它们早已拥有许多社会资本，资本的累积让他们变得更强大。这些地区凭借率先拥有的社会资本，向自我满足、繁荣的道路发展。而那些失败的地区则是因为缺少适当的社会资本。
从文化内在主义的角度去思考常常会忽视国家在摧毁社会资本的作用。Tarrow重新查看了意大利政治史，并发现国家南部曾和其北部是一个半殖民地关系，因此南部的经济发展和结社生态都被有意识地压制了。这意味着当代经济的脆弱和社会资本的不足和原始分配没有关系。同样的， Putnam忽视其他政治组织的存在，譬如在北部，社区贸易联合会积极倡导政治活动和公民生活。唯一的解释是Putnam认为相比于良性的活动如赛事联盟或合唱团，这些并不是社会资本的“合理”存在。
针对国家的影响力，Fox的理论指出公民社会增强的方法，并且解释了专制制度下社会资本的分配不均。社会资本的不均原因是国家意志和能力的相互作用（以支持或取缔社会资本），当地政治行动者的策略，其他组织采取或不采取集体行为。这些原因可以解释为何公民社会地区的不平等增加，超出本土化的行动能力的增强。而Heller也从喀拉拉邦的个案中找到社会资本信息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社会的高层次的发展水平和再分配改革是民主国家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增强彼此联系的产物。
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同样有其重要的经济维度。不管怎么说，社会资本理论的重点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基础没有呈现问题，这让主要的借款方回避国家及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正如现代化理论说的那样，贫穷的受害者和发展不足相关，而不是和政治经济相关。最终，具有选择性地对社会现象的识别形成了社会资本。若将社会进程和本土冲突为何发生混为一谈，那么其当中最突出的便是阶级关系。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那样，这是信任、平等和凝聚力的缺失。社会资本之所以将分权和参与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忽略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以及把本土文化传统看成是“经济学的”。
社会运动和激进民主
在过去几十年以后，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崭露头角。为了代替过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经济决定论，渐进左派党让马克思主义把文化政治包含进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更开放包容、多样化。但问题也随之产生，那就是对一门批判性政治来说，哪种不同是最重要的。而这部分内容探索的就是激进民主的产生以及评价其影响。
后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基于Laclau和Mouffe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Laclau和Mouffe用新出现的多样的社会运动的存在来支持他们的言论。旧有的阶级运动不能代表文化构造的个体和集体。总体来说，以前的政治机构（如国家、政党和工会）在市场需求中越来越不起作用。因此新的社会运动产生于人们恢复自主生活的决定。
文化因素并不从属于经济上为稳定物价而做出的动机因素。Escobar对社会运动中的文化做了详尽分析。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以发展这个话题为主。而以发展为主以国家暴力形式压制了当地的文化、妇女地位，同时也阻碍了草根运动、本土知识和大众权力的发展。而本土化运动背后的原则是为保护、追求文化多样性和生活。
这种理论的基础是社会运动的发展是为反抗国家和市场的阻碍，当地的公民社会被认为是处在相对自主的物质和增权状态。而这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内物质和政治进程被边缘化分析。首先，如果把问题视为是物质和文化地位的对抗，那么这在第一世界呈现的更明显；相对于第三世界仍被生计问题困扰。这意味着尽管表面上他们所抗争的东西是相似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此Schuurman提出和Escobar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许多社会运动并不是反发展的，而是一种对“现代性发展的中止”。用后现代和后工业化去形容第三世界国家是对他们的不发达和帝国主义历史的曲解。激进民主是填补“反普遍意义上的政治”空白的方法是不确定的，因为如何去定义和揭示“普遍意义”都是有失偏颇。从对社会运动的争论可以看出，要定义社会运动，至少需要对重要性和特征之间的联系进行全面的分析。
第二，许多资料都显示了国家和社会的对立状态。而Laclau 和Mouffe并不否认国家的存在，他们否认任何积极运动和去特权化都是一种政治斗争。社会只不过是从属于官僚主义和资本剥削制度之下。而政治整合则不可避免地会摧毁社会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压迫政权合法性地位。我们可以看到确实许多社会运动选择寄居于国家机器之下，因此认为社会运动必须保持本身的独立性。实际上，这模糊了与社团主义的社会远动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确定国家能够吸纳社会运动的存在。Hellman指出这种社会运动自治的观点只是粗略地理解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他认为不同形式的政治参与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第一种，从国家机构中得到满足的社会运动；第二种，在一个民粹主义者带领下的农村或城市社会运动；第三种，政党为特殊需求而产生的有地域性的社会运动。这种观点在于意识到国家的力量而不弱化它。
第三，社会运动引发的对公民社会本质和经济的关系讨论。公民社会被认为是国家中的一块自由地。激进民主坚持社会的开放，而这显然低估了市场的限制性力量。政治自由并不等同于经济自由，尽管二者势均力敌。Meiksins Wood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二者的关系。她指出，公民社会除了形成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而且和私有财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前，经济和政治是一体的；但现代资本主义下，市场从国家跳脱出来，成为一种被称为“公民社会”的形式。随着经济的独立，公民社会也拥有了一些政治功能。社会生活的商业化最明显的就是劳动力。因此，公民社会不仅仅意味着自由、选择和机遇，也成为一项必要的、强制的社会秩序。
社会运动的特性，意味着不能把阶级和其他政治特性相提并论，因为阶级是植根于资本剥削中。阶级中的一些基础，例如性别平等，并不是最先利用的，但存在于许多经济政治体系里。资本剥削和阶级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多重的身份和不稳固的社会关系意味着资本实际上支持任何关系——甚至是剥削关系。在资本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应当敏锐地觉察，用多元的眼光分析不同身份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最后，关于社会运动的本土化和非本土化之间对比的描述解释。随着全球化波及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关于抵制全球化的言论也出现了。抵制的形式有三种，一是隐匿于网络之上，而是战争之中，三是反全球化运动。然而，反抗并不总意味着进步，从欧美世界极端右翼保守派的逐渐活跃可以看出。除此之外，最关键的应该是把抵制运动当做一块跳板，以确定和创造替代性未来。Castells形容这是由一种抵抗认同过渡到企画认同的集体行动。
还有本土主义的退缩和“反发展”哲学的支持。Pieterse批评这些策略就像躲避风暴的飞地，只是为了阻止人们进行全球化联系。例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奥干尼族发起反对尼日利亚政府和壳牌石油公司的运动。尽管反对运动是围绕环境退化而展开，但实际上是反对尼日利亚政府和壳牌公司直接或间接的种族迫害。许多抵制运动也因此得到响应。并且反对方向尼日利亚联邦索取因常年石油开采造成的破坏赔偿。然而，随着运动的愈演愈烈，尼日利亚政府却企图用暴力镇压并结束这场运动。在1995年，政府宣称这次运动的九名领导者被当地杀手控制，实际上是政府对他们进行监禁。最终，在十一月份，九名领导者被处决。这种做法自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而这次运动也就此落下帷幕。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连国家单凭本土人民力量并不足以抵抗全球化。因此需要打破本土化的思维。过分强调本土化的排外性和重要性，会导致团体对世界上其他抵抗行动的视而不见，没有结成足够的社会联盟而单打独斗。反抗必须同时是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的。
本土化集体行为的驱动力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造成了改变和国家的空洞化。全球公民社会承认国家的重要性，但不以国家为中心，并否认国家主权的首要性。正如经济全球化覆盖多个国家，但这种形式的政治超出国家之外。McGrew称这为“激进的社群主义”。它强调了全球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的替代性实现，并基于以下原则：发生在生活中，特定的社区中，社区之间的利益中。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呈现超时空性。在网络空间里，抵制运动几乎可以在一瞬间找到它的观众。虽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预见世界正朝计算机民主的时代发展。最适合的例子便是萨帕塔主义者通过网络向全世界发布他们的信息，西方学者称这为“红色喷气式装置”。
快速的战役需要大的改变，包括种族承认、经济改革和政治参与。副总司令Marcos似乎体现了全球公民社会的本质，皆因他提倡用“我们自己”来组成我们。自称副总司令的Marcos，来自南非，亚洲，非洲，美洲……换句话说，Marcos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Marcos是被压迫的少数群体，也是刚开始发声的少数群体。而正是这些被剥削的声音的集结将形成政治改变的基础。
这个例子表明在领土、以地方为基础的政治和去领域化之间存在矛盾。国家不再是链接本土和全球的转轴。然而，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正发生变革，必须通过共同的努力改变全球治理。尽管这个议题早就提上日程，但具体的改革却还是停滞不前。
本文转自发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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