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基金会喜欢资助见效比较快的项目，但是我们都忘了，每一个机构除了运营项目外还有基本能力的需求，如果光资助“漂亮”的部分，那这个基金会未来的发展可能会非常受限。
高倩倩(Elizabeth Knup)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一、关注人类成就
《中国慈善家》：福特基金会一直致力于解决社会不平等这一问题。随着时代变迁，不平等的定义在当下有哪些补充？
高倩倩：不平等就是不平等，它的定义还是一样的，但这个时代我们的关注点从结果转向原因，包括福特基金会在内的很多基金会都在基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视角了解不平等的根源。
美国进行总统选举时，每个党派都在谈论不平等问题；达沃斯会议上，大家也在探讨不平等。互联网的便捷让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也让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进一步降低。一个发展良好的社会不可能同时充斥着非常大的不平等，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开始将不平等列为首要问题。虽然我们不能拒绝或避免它的存在，但大家都在寻求解决方案，这就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福特基金会做了一个分析，着眼点不光在中国，这个分析认为，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有几方面，且是同时存在的：一是经济发展及就业机会；二是文化差异；另外一方面是人们对某些群体的歧视。比如在美国，如果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你就不能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由于社会对低学历的“歧视”，很多工作你虽有能力完成，却当不上就业率的分子。在美国，参与政治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决定了谁有发言权。当我们想要应对不平等这个大问题时，它的多元根源必须一起掘出，只着眼于某一方面是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
《中国慈善家》：慈善基金会怎么做可以帮助减少不平等？
高倩倩：社会是由人集合而成的，福特基金会在进行社会活动时最关注的就是人类成就(human achievement)。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才培养”，从我的理解来看覆盖面太窄，福特基金会比较注重每一个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让每个人有参与发展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培养人才。
所以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很多项目都是以人为本的。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资助中国学者到国外学习，也请国际上很多经济、法律、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来中国交流。这些学者后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担负起重要责任，但不能说仅仅是因为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促成了他们如今的成就，我们只是在个人发展的过程中帮助了他们，这样的“投资”是非常有价值的。
福特基金会也做了一些看似简单的资助。比如我们调查发现，除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外，中国农村地区女孩上学率低的一大部分原因是营养不足，于是我们就将项目简化成每天给女孩提供一个鸡蛋。鸡蛋和上学有什么关系呢？女孩们获得营养并得以果腹，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去上学。一个鸡蛋能改变孩子的命运，看似荒诞，却是真的。
慈善事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开始寻找真正的需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在美国也很受欢迎。慈善不能仅限于金钱的帮助，而是要让遭遇不平等的人们获得摆脱不平等的技能，这是慈善行业创新或者说回归本心的一种理念。
《中国慈善家》：从福特基金会的经验来看，“走出去”的慈善基金会如何找到当地的需求？
高倩倩：外国的慈善基金会在中国做事，或者中国慈善基金会到国外做慈善，一定要符合所在国家的国情，因为文化背景等差异，双方会经历从不信任到互信的过程，这是一个互相了解、学习、共同发展的阶段，也要求我们多一些交流、讨论。
比如说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员工大部分是中国人，项目官员对中国都有深入了解，并在相关领域有专长。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我们的资助才可能更贴近中国的需求，否则这些资助就是低效或者无效的。
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伙伴是多样的，有政府部门、大学、研究机构、基金会、社会组织等等，我们会根据他们理解的不平等来分析当地的需求以制定资助战略。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慈善基金会在走出去之前要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对方的需求，确定自己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这样才知道跟谁合作，怎么跟政府沟通。
我们资助成立了美国十万强基金会，帮助美国的大学生到中国学习，促进中美两国青年对彼此和国家的互相了解。我们也资助中国一些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到国外进行短期实习，通过不断的出国学习、回国实践，循序渐进地提升专业能力。
二、将决策权交到受影响最深的群体手中
《中国慈善家》：福特基金会现任会长吕德伦先生(Darren Walker)说过，“要将推动变革不仅仅是资助项目当做重点”，如何理解这句话？
高倩倩：很多基金会喜欢资助见效比较快的项目，但是我们都忘了，每一个机构除了运营项目外还有基本能力的需求，如果光资助“漂亮”的部分，那这个基金会未来的发展可能会非常受限。
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曾跟会长说，“虽然福特基金会给我很多项目的资助，但我的机构快运作不下去了。”我们知道项目款需专款专用，不能用来支付房租、水电和人员工资等费用，而这恰恰是合作伙伴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我们在资助项目的同时也会考虑为合作伙伴提供机构运营的费用，解其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更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价值投资，慢慢地大家开始更加关注社会价值和影响。在中国，我们认识很多对社会价值投资非常感兴趣的人，也希望跟他们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中国慈善家》：最近，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开始尝试参与式资助模式，这是一种怎样的模式？
高倩倩：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参与式资助模式仍然可以算得上是创新，这种做法是让被基金项目影响的人群参与到决策中，保证资金被分配给最需要它们的人。
以往，虽然我们希望赋权给被资助的机构，但不得不承认基金会和公益组织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存在的，即一方拿着钱，另一方去要钱，有时候这种关系是比较主观的。当受助者有权决定资金去向时，资助方和受助方就达成了一种更为平衡的关系。
参与式资助具有创造性、透明性、灵活性等优势，它的效益体现在一些附加值方面，比如说成员个人素养、领导力、不同组织之间团结协作能力的提升等等，但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也可能更多，而结果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所以它对很多基金会没有什么诱惑力。但正因为决策是贴近需求方的，谁最了解谁就来参与抉择，可以让资助到达真正的需求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是高效的。当然，任何决策都会面临一些冲突，我们也需要花很多时间互相讨论怎么解决。
《中国慈善家》：在创新的摸索中是否也遇到过阻碍？
高倩倩：与其说是阻碍，不如说是机会。我们这个领域，有很多拥有十几二十年从业经历的人，他们非常有能力，但因为行业发展快、专业人员的培养周期长以及薪资待遇不理想等因素，总的说来专业人员非常短缺，那么福特基金会就会非常关注相关领域的教育资助。福特基金会在公益慈善领域有丰富经验，也认识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我们可以整合我们的资源，在课程设计、学员培养等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的节奏不同，所以“样本”很多，基金会更容易找到自己感兴趣且能够影响社会的切入点，并且他们能够借鉴的各领域资助经验非常多，容易推陈出新，找到高效、创新的方式。这也是中国的优势。有人说这些差异会带来立法、管理方面的障碍，但在我看来这是机会。
意识的进步会推动行业创新，这种进步是趋势性的，在大格局下的创新就可以说是一种顺势而为。让包括资金、创意、人才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来面对社会发展的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我们乐见其成，也乐在其中。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慈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