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公益导航研究是一个公益行业研究项目。针对中国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以议题(群体或领域)为切入点，以解决需求为导向，进行深层次、系统化和整体性解读与辨析; 形成涵盖社会问题与需求、对应解决方案及其影响和引导公益资源配置的系统性研究。推动研究成果付诸公益实践，帮助行业内外从事公益、资助公益的人和机构最好最快地找到自己的目标并付诸行动。
小专家互助学习计划，是基于公益导航研究团队的能力建设需要，兼顾行动和研究者的共同需求，与同道者一起分享、梳理自我知识生产的经验、互相激励一起成长，探索并形成将社会需求、对应解决方案和资源相互联接的研究方法。每月举行一期。今天刊发的是第一期内容摘要。
2016年6月20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赖伟军在“公益导航小专家互助学习计划”第一期，做了一场关于“中国NGO研究25年脉络梳理”的分享。他在过去两年里，系统梳理了过去25年里英文文献中的有关中国NGO的研究成果。
他的分享以时间轴为主线，用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两个理论视角来做深入解读。小编在此摘要一二，更系统详尽的分析，将会呈现在他论文中。
【开篇一作】
赖伟军分析，中国NGO研究的开篇之作当属1991年Whiting发表的《中国的NGO发展政治》一文。文中首次提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两大NGO研究的理论视角，剖析NGO发展动力，评估当时的管理体制;引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纯民办机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半官方半民间机构)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准官方机构)三个案例做比较分析;并比较了中国NGO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东欧国家的异同，最后探讨了中国NGO市场化推进的影响。
【持续90年代的争论】
90年代中国NGO发展走向公民社会还是保持法团主义的探讨和争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以White等人为代表的公民社会阵营认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基于自由意志和保护自我利益的目的结社，形成自在的社会结构，并不追求政治民主化(1996，《寻找中国的公民社会》);《中国的公民社会》(1997，Brook)提到，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及社会组织自主性都缺乏，中国NGO历来都没有对抗性;Frolic则提出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领导的公民社会。
与之相对的法团主义阵营也有大量研究，Unger& Chan (1995，1996) 将中国法团主义进一步扩大到整个东亚社会的法团主义传统，提到了不同类型协会商会组织自主性及其与国家关系模式，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中国是国家法团主义结构，是否能够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变很难预测。
整个90年代的大量NGO研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关系宏观框架下探讨结构性争论，在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两个理论视角下，呈现出两种分化状态：一个是规范性的公民社会愿景；另外一个是现实中的公民社会状态。
【新千年的新现象】
2000年之初，草根组织发展进入研究者视野。Saich(2000)提出单一封闭理论无法捕捉中国复杂现实，真正民间背景组织开始出现并且具有高度能动性;Chan等(2005)认为草根组织通过话语上脱敏、商业注册、政府合作及志愿者动员等策略形式寻求生存和发展。2008年是中国NGO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地震救灾中民间组织纷纷亮相并与政府积极互动，但同时也呈现出社会信任与能力水平的不足 (Teets，2009)；Chan(2010)关注本土基金会的兴起及其对草根组织的资助，公民社会作为一种制度逻辑在中国是现实存在的。
另一方面，国家应对草根组织的发展也有不同的策略。Kang(康小光)(2008)提出“分类控制”，即国家根据社会组织政治威胁性的大小及其所提供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性，对不同属性的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Spires (2011) 认为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事实上是一种互相需要又互相怀疑的条件性共生关系。
新千年的前10年，NGO研究从结构性关系论争到行动性策略考察，研究的核心主题仍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且研究呈现出越来越碎片化的趋势。
【最新的研究转向】
2010年之后，研究者开始引入组织分析的视角，倡导中国NGO研究领域对公民社会理论的超越。C.Hsu (2010，2015) 提到组织制度主义视角，及组织的生存发展与外部资源获取，领导人的个人制度性经历与内在文化框架决定了组织与政府合作互动状态；Hasmath & J.Hsu (2014a,2014b)则超越宏观政治，考察NGO发展的微观影响。
【思考与讨论】
系统梳理之后，主讲人赖伟军就自己研究过程中产生的疑惑与参与分享会的嘉宾们一起进行了讨论。讨论围绕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的效度与限度以及学术研究的实践价值两个方面进行。
他提出，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的引入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过去25年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却使得当前中国NGO研究领域越来越陷入理论贫乏的境地，在国家仍然保持对社会领域基本掌控的前提下，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流动的自主性”特征，学界研究通常滞后于社会形势的变化。那么接下来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增长点在哪里?社会和市场变量对社会组织领域发展有什么影响?社会组织发展在“重建社会”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个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实践价值在哪里？实务界一直对公益研究在公益实践行动指导价值方面严重缺失存在批评的声音，那么公益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与行动实践有什么样的联系?如何做出更好的公益研究？这样的问题在现场引起讨论小热潮。
文章转载自公益慈善论坛
简报实习编辑：王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