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推广街区制的消息一出，舆论炸开了锅，“全民评议”国家政策模式在互联网的催化下正在形成，暂且不论震耳的声音对政策的走向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强大的民众舆论正在虚拟空间中形成一股股对抗或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这股力量或分、或和、或分合之间互有传递和影响，犹如十八般武艺，出神入化般变幻。
没有哪一个人能对这股力量进行精准分析，也没有谁能对这股力量到底对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做精准研判，但笔者从社区微观层面观察到了这股力量的真实存在和影响力，我们暂且称他们为“网络社群”，更关键的是，这股力量早已摆脱虚拟空间的束缚聚集到线下，其缘由多因对社区某类公共问题或群体的不满。
说了这么多，这和本文试图探讨的街区制推广瓶颈有什么关联？
粗浅来说，推广街区制的政策一出最先发酵的就是“互联网评论”，可谓铺天盖地，思想多元，某些关键政府部门的回应也算是证明了网络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时至今日，民众评论的激情已经褪去，或许有些地方正在按照街区制的政策筹建新的社区、而有些地方正在筹划拆掉围墙，但笔者相信每一次建或者拆都会无一例外的暴露在全民视野之中，这意味着这项关乎全民利益的政策在被推进过程中会面临持续的、无数次的“烈焰灼烧”，政策取消、保持或者重生看来要听天由命了。
写到这里，笔者不是要表达“国家或者地方政策的制定和推动正在受到网络舆论的深刻影响”这个逻辑，剖开现象看本质，“网络舆论”已经展现出试图打破、革新甚至冲击国家或地方自上而下式的治理模式的巨大能量，这股能量在很多社区具化成区域型小微“线下力量”，如近几年因业委会相关问题催生出的群体性事件等。
时代变迁和新的形势让每一个关心社会建设的有志之士踌躇满志，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在笔者的脑子里反复酝酿，“国家或地方的社会治理正在舆论环境的巨大变迁中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国家或地方面对挑战会做怎样的体制创新或政策调适？”，对于此问题笔者并没有明确的见解要表达，这是个大问题，需要高人解读。
而在本文，笔者只试图从“对社会治理趋势的几项预判”这个视角着手进行粗浅分析，然后谈谈社会治理趋势下推广“街区制”的瓶颈问题，笔者事先声明，以下见解一定偏狭，之所以坚持，只因不吐不快罢了。
近两年，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区县、村居，加强和创新社会或社区治理的实践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进行，国家“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的局面正在被扭转。基于局限的认知，笔者大胆地对未来社会治理的趋势作如下预判：
一、公众对世界的认知对“政府善治”逐步形成有效的倒逼机制。
互联网和出国游让公众脱离书本的束缚，深刻领略了世界文明的异质性，特别是出国游，不仅仅是旅游者的一次身心放松和见识拓展，更是释放对美好事物和生活向往的情绪。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到日本采购”的现象理解为国货和日货的差异性问题，笔者认为这正是“日本政府的长期善治到了收获的季节”，你认为呢？
其实不管你怎么想，你不能忽视互联网和出国游用户的暴增对“政府善治”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有经历者在内心深处都会对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进行判定，他判定的结果又会在所有的可接触场域内释放能量。
总之，公众的认知更多了，眼界更高了，这一定会对决策者提供更高的要求，而决策者势必会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以应对“带领对象”或“服务对象”的需求变化，否则，如何服众？
对于街区制，很多人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这是否是个“好政策”，但公众已经具有了比较的能力，无论比较所需的讯息来自网络还是实地考察。
“国外发达国家大都如此”在网络舆论中有一定的共识，但公众没有看到社区中常发生的偷盗行为、无孔不入的小广告、房产中介恨不得就蹲守在家门口时刻等着你的推广行为、广场舞扰民、无良司机危险驾驶等现象也发生在发达国家，而这些问题可能正是阻碍、甚至会是一直阻碍此项政策落地的根源。
“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缺乏解决的机制，而问题又严重了或增加了”，真要推广街区制，难度可想而知。
二、自上而下的管理力量不断加强，社区参与的空间趋小、社会参与的力量趋弱，导致公民只能把“对抗”作为唯一的参与方式。
“政府一头热”是目前社会、社区治理的普遍现象，这也容易理解，社会、居民问题很多，百姓需求广而杂，政府以“舍我其谁”的气魄维稳或提供服务，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力量在不断加强的同时，居民自治的空间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挤压，毕竟政府只能解决很小的一部分问题，其它那部分数量庞大的、复杂的、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该怎么办？
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视角看，社会参与力量的弱势甚至流失会让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解决起来越发困难，甚至到无解的状态。面对问题，政府无计可施，居民亦无计可施、唯有对抗。
街区制的推广势必造成政府行政力量、特别是基层政府和社区管理力量的加强，因为要解决老问题、要面临更多的甚至是无法预估的新问题，再加上在政府对自身“加强基层建设”的要求下，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资源下沉到社区是个必然，“政府大包大揽”的局面在社区层面似乎无法避免，这只是个担心，甚至有点危言耸听，但决策者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个预判，如果社区参与的空间逐渐减少甚至消亡，社会建设事业由谁来承担？
三、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在未来可能是政府推动社会治理的一条重要路径。
中国之大，治理何其难也。台湾省1994年起推动的“社区营造计划”在大陆学界被广泛认同和学习，如今的台湾，社造的成功案例无时不激励着现如今在大陆四年多以来崛起的数万家社会组织。
从台湾的成功实践中可以明确看到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中是何等的重要，笔者这里说的是“社区”，而不是“社会”，这并不是要表明“没有社会共同体”这个说法或“培育社会共同体”不重要，而只是认为现阶段的中国，“培育社区共同体”更具有操作性，是去理想化的一种理念。
街区制的推广是要去掉“围墙”，不论对于交通、去除“人心防线”、甚至是对于经济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变革推动力，但笔者认为这对于“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将带来巨大的障碍，原因有三，
▶ 一是社区问题和矛盾增多或趋于严重、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继续降低；
▶ 二是行政力量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依赖性思维和“搭便车”的习惯更加难以扭转；
▶ 三是政策信息让百姓没有感受到任何利好面，全是负面预期，政策执行将降低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度。
另一方面，目前存在围墙的小区在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只是因为暂时缺乏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设计和要素，因此，决策者是否可以考虑街区制推广是恰逢其时吗？有没有并行配套的“一揽子计划”？是不是务必先排列个优先顺序、即推广街区制之前，我们应该先、或者必须先做好什么呢？话说回来，没有社区共同体意识，我们理想中社会治理的愿景会能实现吗？
四、“次要的社区矛盾”将逐步演化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瓶颈。
停车难、物业维修难是现阶段重要的社区核心矛盾，停车难在大城市中比较普遍，其原因众所周知。
而物业维修难未来会成为城市的普遍现象，原因是目前商品房、小区道路等公共设施逐年老化或损坏，而用于维修的“公共维修基金”面临决策难通过、无法续筹或续筹不足等严重问题，因为此类问题爆发的社区冲突和产生的社区矛盾日益增多，现阶段此类问题和矛盾占用了政府、居委会的大量公共资源。笔者判断，此类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演愈烈，将演变成为全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这个背景下，推广街区制的政府除了要去解决《物权法》所界定的业主权益问题之外，确实在解决物业维修难方面承担了一部分的重要责任。
目前不少小区的路面损坏且无法动用维修基金进行修理，原因要么是业委会不敢动用有限的维修基金，要么是业主大会通不过，此类问题在采用街区制以后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小区路面还给了政府，业主不在承担维修费用，甚至会出现业主借机联名呼吁政府来修路的现象，谁叫你让社会车辆都从我家的门前开过呢？
除了路面维修，还有安防系统、小区部分公共设施维修等……仔细算一算，为了推广街区制要准备不少票子，政府真的这么有钱吗？政府又增加或者多包揽了不少职责，政府的能量真的是无限大吗？如果政府已经考虑好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的思路，政府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笔者说了这么多，表达一定片面，仅供参考。总而言之，街区制的推广尽管也表明了“阶段性推进的意愿”，但是整个政策的制定还属于“一刀切”类型，不考虑区域、历史和社会现状的种种因素，但或许改革需要这样的魄力，笔者也拿不准到底该怎么做，因此急切写下这么长一段话，就像邻家的张阿姨对待我一样，多叮嘱和提醒几句，算是尽点公民的责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公益慈善学园，ID：charityschool，作者冯占锐为上海百益社区服务中心理事长，研究方向社区治理，社区公众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