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福特基金会战略转型终于尘埃落定，经过近三年的讨论以后，其在中国的资助业务，将从分领域资助，转为按城镇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资助。除了组织战略转型，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一位重要人物也快要“转型”了。
2016年10月1日，福特基金会高级教育项目官员何进即将迎来人生的新阶段——退休。6年世界银行，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5年福特基金会的工作历程，如果说在那个年代存在“公益行业”这种说法，何进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公益人。
在福特基金会的15年间，经何进手拨出的资助款达4000多万美元，与许多政府的大手笔相比，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华丽，但这些资金，最终支持了数量巨大的教育组织与众多类型的小型项目，跟随着中国教育政策的变化调整，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的推动不容小觑。
退休前的这段时间，何进特别忙，时常奔波在路上，4月底在广州应邀出席一个培训后，他接受了NGOCN的采访。一头白发的何进穿着简单的衬衫西服，背着双肩包，身边的人都称呼他为何老师，这不仅是出于对于长者的尊重，而且是因为他真的是许多人心中的老师。
自1974年成为中学老师后，何进再也没有离开过教育这个行业。在中学里，何进教的是英语；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师从我国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后留校任教。再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修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世界银行的教育项目并完成了田野调查。博士毕业回国后，何进加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直到2001年，他加入福特基金会，直到今天，全面负责教育领域的工作。
回国后，尽管没有再回到学校教书，何进仍认为自己还是一个老师，只是不再在课堂里教学生了。他很庆幸自己的改变：在课堂里只能教几十个学生，现在能帮很多人去影响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能上学，并上好学。
除了支持教育项目，教师的身份贯穿了何进的职业生涯。在福特基金会这些年，为人称道和敬重的不仅是他的资助经验，更是他对年轻人的指点与培养。
近些年每次考察项目点，总有一群人跟着何进，人多的时候，随行的“学生”们甚至会坐满一辆中巴车。但何进并不认为自己在“带学生”，而是在分享。他心态开放，只要有人有需求，想跟着学习，他都特别欢迎，因此“学生”们也都是自己找上门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跟随走访并不是简单地看热闹，到达项目点，他不仅自己提问，还要求同行者也必须提问，活动结束后，在车上，在饭桌上，何进也会向同行者提问，让他们更深入地去思考所见所闻。
何进在蒲公英行动的项目点（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至于“教学方法”，何进笑称，其实就是“挑战”对方，问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甚至会给人造成很大的压力。这种方法神似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思考的助产术——通过对话中发现对方说法的矛盾，而发展知识。这样高强度的思辨过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因此也并不是许多人能够一路跟下来。
15年的资助经验，从刚开始国内只有寥寥几家国字头基金会，几乎没有做教育的NGO，到现在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统计的教育NGO就有200多家， 何进可以说是陪伴着许多草根教育组织共同成长。问及这些年来，中国本土公益行业发展存在怎样的问题时，何进毫不犹豫回答：“缺规矩”。简单的例子，开会的时候，不应仅是“尊老爱幼”，年长的人就有权利先说话，规矩就是通过设计方法、程序，让大家能够平等参与。复杂的例子，基金会与NGO的资助关系，尽管近年来有了从无到有的飞跃，但是依然很乱，因为基金会与NGO对话往往还在照搬政府或企业的规矩。行业要发展好，必须有自己的规矩，规矩的制定，不能依靠大佬、权威，而是既要借鉴外来经验，更要依靠自内生长。自己的规矩尚未磨合摸索出来，这就是公益行业的“成长的烦恼”，在何进看来，这个烦恼一直在原地打圈。
规矩的制定过程是漫长的，不舒服的，甚至有时候是痛苦的，规矩一旦制定好了，在遵守规矩的情况下，相对而言又是最舒服的。因此何进希望能够成为帮助大家建立规矩的人——不是空谈着建，而是边干边建，作为一个“老志愿者”，给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经验。
何进近照（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退休后，何进计划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家人，在未来，他除了继续支持CDR（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的发展，也受邀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授课，同时还会在一些基金会担任理事。用他的说法，就是“只要我还活着，这些事就会继续做下去”。毕竟公益，对他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份工作，而是毕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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