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者的“阳光”生活
2010年5月，我从来没有那么强烈地感受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是如此地渴望着能够傍个大款。
那几年，我见过了太多和我一样，白天面对着各种人的围绕和示好，夜里却独自一人整夜整夜失眠的家伙。而且白天还得继续这么装下去，因为大家都认为你就应该这样。很多光鲜的场合需要我们的点缀，但这种场合往往像是金鱼缸——一切看上去那么美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一切都是那么的脆弱，你只可以在很小的空间里任性地游来游去吐着泡泡，那是一种畸形的美好。
2010年年底，我生病了，长期生理和心理上的紧张状态，不再允许我继续这么干下去。当时我参与创办和负责运作了近三年的某国际NGO的中国办公室，经过理事会决议，要进行业务和组织上的重组——这一重组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整个2011年，养病之余，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是否能够让机构摆脱当时的困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途。结论是：我不知道。
尽管在那时候的NGO中，我们算是做的不错的。作为一个青年创业支持机构，在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等地几百位创业者参与者我们的项目，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企业家；同时有着良好的政府关系，不少资源就来自于各个政府部门的推荐；同时与创业支持领域的众多知名机构建立着不错的合作关系。各种各样的资助也时不时隐隐约约出现我们离我们似乎冲刺一下就能到手的地方。
但是，总觉得有些地方是不对的，似乎有一些致命的困境随时围绕在我们的视野以外。我们仿佛一群勤劳的蚂蚁，在一块土丘上搭建了一个无比辉煌、精妙的蚁巢，却完全不知道也许什么时候旁边的那条河水就改了道。一种迷你版的宿命感挥之不去，但又无从说起。
最终我们没有挺过创业前三年的死亡谷。内部治理上的问题似乎是当时能感知到的最明显的问题，但是，这些矛盾在发展良好的阶段并不曾出现，引发这些问题的环境可能是更重要和更根本的问题，我希望能找到这一层原因。
2011年6月和12月，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了两场“青年社会组织领袖培训”，其中主题策划、课程设计和嘉宾讲师邀请的工作由我负责，两次的主题分别定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创新》和《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与跨界合作》——学员都是上海最优秀的青年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嘉宾和讲师都是与社会公益相关的业界、政府、企业和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
虽然，离开这个圈子似乎并不太久，或者严格来说我仍然在这个圈子里。但当视角从行动者变成组织者和旁观者的时候，对台上台下这些熟悉的小伙伴和师长们说的内容，突然有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疏离感，一些以前自己也会常说的话，再听下来，总感觉有些不太真实。大家都在说着相同的话，用着相同语言、相同的语句：社会创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衡量的社会价值、责任竞争力、共享价值等等。
但仔细听下来，其实大家并没有说到一起，大家是在自说自话，基于自己的立场、视角、目标、价值、理解，用着相同的语言却说着不同的意思。这不是一个生态体系，它并不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和可持续的基础，大家只是在自己原有的体系中做着一些边缘性的事情，不管是在企业或政府中负责一个相关的工作，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尝试创办一个社会组织，大家都只是一个更宏大的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是边缘性的并不重要的那么一部分。它依存于原有的体系，是原有体系的成本中心。
而这些所谓的社会创新主体之间，并没有衔接起来。他们的人和事可能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主题下，但是相互之间只是松散地聚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创新的生态系统，甚至他们与所在体系的主流业务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衔接也是比较弱的，能为原生体系带来的价值是有限的，而且难以有效衡量。在这样的环境下，谈可持续的社会创新，即使不能说是“中二”情怀，可能也会是一种西绪弗斯的努力。
继续听那些嘉宾们分享着对于社会创新的展望和洞察，听那些青年社会组织的佼佼者们在工作坊上热情分享、激烈讨论，感觉有些微妙，曾经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会为各种的努力、成果、机遇和发展而激动不己。而此时，虽然一切仍然是那么的生动和富有生命力，却又似乎总觉得哪里不太真实——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流淌进温暖的多功能厅，照耀在这些生机勃勃的社会精英的身上，非常的漂亮，好像一个金鱼缸。
社会创新者的困境
2011年到2012年，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主要基于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关于社会创新的不同视角和微观生态的调查研究，探讨分析什么才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可持续的社会创新生态体系。做事的时候不了解，开始做研究才知道，原来世界这么大——社会创新这个领域实在是非常的广泛。而这个广泛的体系里各个部分的人们，原来都是那么的无奈。
首先，中国社会组织整体的发展情况基本上长期处在一种低水平发展陷阱中。可以简单用这么几个词来形容：做不大，干不好；吃不饱，死不了。
每年我们都能见到一些新的机构和项目，还有年轻的创办者们闪亮登场；也总能看到一些存在多年的机构和项目，以及他们依然年轻的负责人，在同一个场合里出现，相互交流，寒暄一下，“你们最近在做什么啊？”往往你会发现，这些已有五六年历史的资深“创新机构”面临的问题和新近创办机构基本一样，无外乎：经费难找、团队太小、政府企业基金会如何难搞、政策环境如何不好——五六年了啊，如果是企业，两个死亡谷都过了，我们的社会组织仍然只是低水平的活着——业务和组织的升级确实不容易，但似乎要凑合着活下去也不难，那就继续吧。
我们往往还会发现，这些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在做公益创业之前，多半在他原来的那些体系（或者社群）中，还多少一定程度上属于精英群体，一到了NGO，却往往会让他原来所处的那个群体的人认为这小子（或者这妞）怎么越来越“吊丝”了。
创业本来不易，尤其是公益创业。而社会公益领域这个不成熟的生态环境中，年轻精英们在原来环境下的很多经验并不适用，原来那些似乎很自然的业务、资金和人才的流动，现在很难流动到新的领域中。怎么办呢，只能在新开垦的这片土里艰难地刨食，或者时不时找原来那些亲朋好友周济一下……时间久了，上不得岸，年轻精英们逐步边缘了，只有极少数成了人物……
当然，环境是越来越好，但缺少引导和系统性支持的平台，对于这些有意在社会公益里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而言，也确实是件高风险的事情。政府和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这方面还有待努力啊。
其实，在更大的范围上看，原来我们觉得代表社会公益组织正统的“民间公益”，只是整个社会创新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与西方公民社会传统下由NGO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慈善事业不同，中国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是由我们所谓的各种事业单位（如红十字会、XX市市民中心）以及官办社会组织（比如各种行业协会、社区XX服务中心等）。
而事业单位和官办社会组织，在中国广义的政府体系中又属于外围部门。他们普遍缺少独立的事权、财权和人事权，干着最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拿着用财政资金发的正规而微薄的工资，往往还要承担着公众的各种指责和口水——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公众对有关部门不满，而他们又是这个体系中最没权力、批评起来最没风险的对象，往往为有关部门背黑锅。
一个在中国红十字会总部担任中层干部的朋友，一直在跟我絮叨想去企业工作，说工作压力大，而且工资太少，长期这样不知道怎么和家里交待。而对于公众老拿他们当靶子批评，宣称不给他们捐款一事，他说：“我们拿的是财政的死公资，不多但是很稳定。你们不给红十字会捐钱，我们也不会少拿一分钱，你们捐再多钱，我们也分不到里面的一分钱，反而我们可以少做一些事情。只是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因此得不到及时的帮助了。”
另一个官办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面临的情况同样无奈，他所在的机构是上海一家大型的独立司法社工机构，由政法委发起并主管。独立归独立，但是工作基本上都是承接政府外包的业务，拿着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收入，做着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他们很希望在业务上做一些创新，一方面让工作效果更好，另一方面让收入更多元一些，还能让自己的专业性有更好的体现。但是政法委在他们这块工作配置的人力很少，也不可能增加更多编制，于是非常需要他们这个组织的人手，把很多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做；而在社区方面，同样因为街道和居委会在这块的人手不足，他们的专业社工经常被叫去帮着打杂。这些安排，不听吧，毕竟人家是领导，是甲方；听吧，创新的空间和时间基本上被挤压得没什么残余了。于是这么些年以来，他们作为全国最知名的专业社工机构之一，创新一直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无法付诸实现。
这些公益型事业单位和官办社会组织都处于体制的边缘，处在改革的风头浪间，却因为缺少对资源、权力的有效把握，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比民间的社会组织更不容易一些。
如果说他们不容易，那么是不是政府里负责社会公益事业的部门更容易一些呢？难说，其实总的来说，在广义政府里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部门，如民政局、社工委、共青团、妇联等等，在政府的体系里往往也属于非核心部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没钱，二没权；人不多，事不少。
大致说明一下情况：民政局在政府体系里是个专注做事的业务型“清水衙门”，自身的影响力和资金都非常有限，在业务范围内把事情做到位已经是高强度的工作了，而负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部门更是没几号人，管管登记注册和年审还可以，更多的创新确实心有余力不足，如果要联动其他党政部门一起开展工作，实在是“臣妾做不到啊”；社工委呢，似乎在业务上更加超然一些，也能有一定的高度来召集各个部门开个会讨论一下社会组织工作、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什么的，但是他们自身的业务范围说不太清，资金更少，也没什么工作抓手，级别也并不比其他兄弟部门高，平级协调，活儿不容易干啊；共青团和妇联都是群众组织，这是一种老百姓把他们当政府，政府把他们当社会组织的特殊部门，业务也不清晰，同时也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上，都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是，能做的事情也确实有限——简而言之，这是一些广义政府体系里的外围部门和外围人群，做起事来并不容易，虽然工作上和人员收入上有着财政资金的保证，但同时事和人都被行政体系框着，创新不易。
去年，某地市委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加强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给予这样那样的空间和资源。我转发了这个资料，上海社会组织里的兄弟姐妹们纷纷发声，希望上海市民政局也能牵头有所作为。民政局的某同学跟在后面弱弱地说了一句：“人家是市委办发的文，代表的是市里领导的意见，下面那些强势的部门才会跟着动。如果是我们局里发的文件，估计多半压在兄弟部门办公室的文件堆里，很难到他们领导的桌子上的。这件事还是社工委牵头可能更有效一些。”社工委的同学也在后面跟了一句：“我们也经常开会，讨论这讨论那的。可是我们只是个协调机构，人家回去后到底做不做，做什么，不由我们说了算啊。市里没给我们监督和跟进的权力，相关工作的钱是财政出，也不从我们这里走，工作不好推进啊。这件事，还是需要具体的部门先做起来，有东西了我们才好推。”共青团的同学如是说：“我们一直在做，团中央去年还给我们的青年社会组织工作下了文，布置了工作台帐，我们也很重视。团中央要求把社会组织工作当成中心工作来抓，可是布置的其他十多项工作一项也没少，我们市里一个部门五个编制，长期缺编，只有三个人在岗，区里更少，可能只有一两个同志捎带着负责这事。而且虽说团中央重视这工作，但并没有给钱，市里也没有多的财政配套。我们尽力而为吧，请民政局等兄弟部门多支持了。”
我知道大家说的都是实情，表示理解。但我相信，这样的话让公众听起来，一定会觉得是相互推诿吧，但我还是想说明：行政是有成本的，任何工作都是有约束条件的，作为社会领域的一员，我也希望政府在这个领域能有所作为——事实上基于他们的立场，他们更想有所作为——但问题是，有些事情，确实是他们自己难以突破的。指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重点是怎么做才能同舟共济。
最后，还有一个群体需要说一下，就是那些在政府和社会组织眼中都觉得高大上的CSR经理人们。企业有钱，企业的工作也比较独立，公益营销、CSR这些年也比较火，企业的社会创新应该是件比较靠谱的事情了吧？
还是举两个例子说明：某次我在做某官方机构的研究项目时，去访谈某央企上海分公司的CSR经理人，问到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最需要什么支持，她想了一会儿，对我说：“能不能请你们单位帮着给我们的办公室发个函，最好是红头文件，说一下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重要性。内容虚一点都没问题，但我拿到这份文件，就可以和我们的分管副总去说这个事，他肯定不会反对，会要求我们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调得动其他部门的资源和我们一起做事……”
在问到另一家外企的CSR经理人同样的问题时，她的回答是：“你们能不能搞个培训班，给我们讲讲做得好的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都是怎么做的，他们工作的整体逻辑和脉络是什么？最好能让我们的老板和其他部门的同事也能听一下。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边做边摸索，另一方面，我们做事的时候，很难给老板和其他部门的同事说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些。即使能说清楚，我们也没有什么说服力。我相信你们来说会更有说服力一些，我们以后的工作也能更顺一些。”
这样的对话有很多，其实大部分的CSR经理人在其所在的企业中，往往也属于三无人员：一无经费，二无人手，三无影响力。能做成多少事，往往得看领导重不重视，其他部门是不是配合，加上个人能不能折腾。大凡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多少想做一些事情的，但现实的情况是，CSR在大多数企业里都太新，除了这个岗位的人，其他人普遍不怎么了解，而且属于成本中心，绩效评估指标不清晰，在没有第三方支持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想做些事，也挺吃力。
好吧，说了这么多的困境，把政府、企业、社会的社会创新部门的难处都说了一遍，但并不是想说：没前途了，大家散了吧。相反，我们反而从中找出了那么一些爆发前期的暗涌。当这么多的问题逐渐清晰的浮现出来时，社会和政策的大势同时都在反反复复地在告诉我们“社会创新是时代的大潮”。我们的判断是，社会创新事业触底反弹的时候不远了。
从金鱼缸到亚马逊
说了那么多的问题和难处，但是同时我们还是看到，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火的话题。政府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官办公益事业的改革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崛起，作为一种潮流——而且不只是一种潮流，都有着无可质疑的旺盛生命力。而且随着这一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的提出，政府、社会和企业，都在为各自的社会创新事业开放出不少的空间和资源。这三种暗涌的合流，事实上正在形成一种原始的生态湿地，我认为这正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三部门的雏形。
但在现阶段，客观地说，具有独立、可持续的发展基础的社会创新生态环境还没有出现，大部分的社会公益事业，仍然只是政府、企业、社会中上阶层等传统体系和人们庞大的工作的一部分边缘性事务。虽然其中具有较强的道德属性和公关价值，但是对于其核心的业务体系、价值体系和人才体系而言，并未能有效地衔接在一起，更像是在原系统的河流之外，引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鱼池，或者干脆只是一个接待间里的金鱼缸。安逸，但没有发展空间。
在另外一条相对更为独立的线上，建立在计划经济和单位制基础上的传统社会治理机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调整，社会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前期改革中的抛荒的地，在上面自然地生长出了中国早期的社会组织的小湿地，虽然范围有限，但充满着生命力，也许能慢慢发展起来。西方社会学有一种说法：社区不是规划出来的，社区是演化出来的。这片小湿地，正是社会变革下自然演化的结果。
不知不觉中，社会改革成了这一轮改革的重点。突然之间，我们发现长期被社会学家称为“没有社会”的中国社会，开始在改革大势的主导下，开闸放水，大量的空间和资源注入到社会公益领域，小湿地正快速地变成亚马逊，湿地里的两栖动物和从金鱼缸里游出的小鱼们，能不能适应这个突然出现的巨大机遇，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创新者的困境在于，他们往往缺少一个能让创新与主流价值体系、业务体系和人才体系衔接的生态系统；中国的社会创新者，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现在的新情况——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改革，突然之间让这个生态系统加速形成，社会创新者们突然之间被卷进这样一种不确定的巨大机遇中，是如鱼得水，还是被冲得七荤八素，现在还很难说得清楚。
我的假设是：总有一些社会创新者，能够发现这个新的生态环境中需求和资源被错配的情况，能捕捉住这些机会，提供好的业务模式满足这种需求，并重新组织这些资源，形成一个可持续的业务体系、财务体系和组织体系，并藉此实现自己的成就和获得自己丰厚的回报。而这样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体系，将错落有致地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大的生态系统，与当前主流的业务体系、价值体系和人才体系形成有机的融合，从政治、社会和经济逻辑上，与中国的传统与未来进行连接——至于这个过程会如何演化，会伴随着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故事，等待慢慢讲述。
（作者系业擎社会创新基金·青信学者，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合作发展总监，联系邮箱vim.zhang@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