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3ESAPCE公益创新空间与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共同举办的第三期“秘书长说”系列主题沙龙于6月17日在3ESPACE成功举办，围绕“研究也是做公益？ 基金会不得不知的研究那些事儿”这一主题，与会嘉宾各抒已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以下奉上甘东宇先生的主题演讲：
《打开基金会思想的疆界》
『甘东宇』
凯风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今年《慈善法》正式颁布并将开始执行，其中一项重要意义是对公益慈善的定义进行了重新的界定，使之与以前相比更宽也更深，这样无形中为基金会的工作范围带来了更多、更大的可能性。那么究竟基金会的疆界可以扩展到哪里呢？
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听说的基金会里，哪一个让你最为出乎意料的？让你觉得：“哦！原来基金会还可以做这样的事儿”。对我而言，当我听说达沃斯论坛（暨世界经济论坛）是一家基金会时，而且还在中国注册成立了第一家境外基金会代表处，确实吃惊不小。连达沃斯都是基金会，我们有什么不敢想、不能做的呢？但另一问题随之而来，基金会有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我认为有两件事是不能做的，第一是赚钱分红，第二基金会不能扮演政府的角色。除此之外，我们要思考，基金会的疆界究竟在哪儿？
一、科技、社会和价值观的冲击
今年有几件大事我相信在座各位会比较感兴趣：
Alpha Go机器人战胜了人类围棋选手和“引力波”的被证明。另外大家有没有听说“机器学习”、“汽车无线充电”、“盲人眼镜”。我有个朋友到美国硅谷去投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技术已经能让盲人通过“盲人眼镜”看到这个世界。哈佛大学教育专家推测，预计五十年内大概有一半目前由人做的工作将被机器人所取代。看起来离我们还远，但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下一代将会遇到的，所以当我们谈教育、谈教育创新、谈教育内容的时候，是不是要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现在的社会，以及未来的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反过来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科技革命是我们很多都想象不到的，我们目前面临的可以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快速的变革。
其次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大家能感受到，传统的大公司越来越少了，原因之一是层级越来越扁平化，二是不少专职性的工作都会外包出去。比如在基金会层面，南都基金会已经把财务外包出去，不再需要专职的财务人员。而未来的私人企业，凡是能够专职化的工作都可能会被外包出去，最后可能只留下最核心的技术和产品。
整个社会的变迁大家也能看得到，家庭人口越来越少，社会单元越来越小，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这些可能会给我们在座每个人带来影响。城市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首先如何定义城市居民，你很难想象如何去定义我们谁是北京人、谁是广州人，因为我们可能都是外来者；甚至全世界的范围来讲，很难界定你是哪国人，属于哪个族裔。而这些现象和变化，必将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同时也会给基金会带来新的战场。
2500年以前东西方同时出现一批伟人，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启蒙，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石；15、16世纪至工业革命，人类进入文艺复兴，即第二次启蒙，造纸术的发明让很多思想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在第二次启蒙过程中，个体的能力和个人自由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我们也一直面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贪婪”、“环境恶化”等随之相伴出来的负面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反过来影响了人类的发展。
有人说我们现在到了第三次启蒙运动的时间，反思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物质优越性的同时，需要反思和尝试解决所夹带的种种弊端和困境。我们正面临着价值体系的重塑。
二、用复杂性思维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
很多国内外的基金会看待社会问题时，会进一步反思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会进行很多不同层面上的讨论。
举个例子，我们过去往往觉得是因为资源的不平等，导致教育的不公平，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全国范围、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公平分享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人用另外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科技的创新降低教育的成本，最早在印度有人提出了100美元平板电脑的作法，尝试让更多的人可以接受同质的教育。比如谷歌公司试图给更多人提供免费WIFI、比如大家都知道的Mooc等新技术和新方法层出不穷。这些都是通过技术去试着改变当前的社会问题。
现在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可能没有办法用单一的学科、单一的部门完全解决。因为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不能用简单的线性思维，而是更多地用复杂性思维方式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我自己十分喜爱的一本书就是《复杂》，讲的是桑塔费这个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的故事。一位斯坦福毕业的经济学家发现“收入递增现象”，但是他做不出模型，无法说服其他资深的经济学家，于是他找到学计算机的人帮助他建模。后来他们觉得要有不同学科的人坐在一起对一些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桑塔费研究所最早的初衷。现在那里集中很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着复杂性理论的研究。
还有很多案例，比利时的国王基金会，想要解决老年阿兹海默症，前期花了很多钱在研究上，但结果并不能找到解决这个医学难题的方法，于是这个基金会转变了思维方式，开始培训“阿兹海默症”病人所有利益相关群体，比如社区工作者、NGO工作者、社区中心的工作者、养老中心的工作者、甚至警察，告诉他们不要把“老年痴呆症”患者当成病人，要转变观念，通过周围人的观念转变，保证了“阿兹海默症”患者的福祉。
另外还有德国墨卡托基金会，每年会请一个欧洲学者与中国行业内领导者进行公共对话，打开思路，拓展视野，加强交流；他们还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共同研究移民问题的民间研究机构，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论证。美国一家非盈利组织，通过研究发现，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大大降低高速公路死亡率，因为人们夜间开车分不清高速公路界限，容易冲出马路发生事故，而在边缘加一条白线恰恰可以起到提醒的效果。
这样的案例还有许多，相信在座的每位也可以举出一些。但也许有人会问，刚才举的例子都是国外的，中国基金会这样的案例在哪里？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希望更多的中国基金会可以打开思想的疆界。
其实我们的身边已经到处可见这样的事情，比如我们大城市的交通堵塞和拥挤是个大问题。采取了不少办法，有些有效果，也有些不太有效。直到有一天，我去机场发现一个变化，让我眼前一亮。发现送客人的区域很宽，分出几条车道，只有出租车和大巴这些属于公共交通的可以开到最里面那条路，其他私家车必须开到外面的车道。我想这就是一个例子，交通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用公共优先的价值观引导解决交通问题的一个好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