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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恢复力
恢复力（resilience）是指农户和农村社区应对各类外界压力和变化的能力，如气候变化、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为了将这略显高冷的术语与社区的实践工作相联系，我们将最大化使用案例访谈的形式，挖掘图片和视频的辅助效果，配合国际上对恢复力培育的研究成果，帮助中国的发展机构们理解恢复力在社区工作中能够发挥的效用。
“NGO的项目是如何体现resilience的？大家都是怎么理解resilience等相关概念的？如何在气候变化工作中运用resilience？”SRI近期访谈了几位比较了解resilience的NGO和专家，跟他们聊了聊气候变化与resilience的那些事儿。在接下来的几期恢复力栏目中，我们将把这些访谈记录一一向大家分享。
采访者：社会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SRI
被采访者：自然•人（HELP）创始人 刘伟
时间：2015年11月
SRI：您是如何理解resilience，以及对resilience不同中文翻译的看法？
刘伟：在生态学、心理学、工程学等相对独立的学科中，都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出了一套比较成型的resilience概念和理论及其应用方法。工程学叫恢复力（材料科学也称之为韧性，但是其内涵更接近于恢复力），生态学叫弹性，心理学叫韧性，后来经济学从其它学科中借用了resilience的概念。减灾学科在最近10-20年也引入了resilience，中文的翻译采用的是“恢复力”，这从一侧面说明减灾在初期借用的是更多工程学中的resilience概念；一定程度上过去很多时候大家考虑的是工程学中的减灾，而常常没有把减灾中涉及到的人和社会的因素及其它很多复杂情况考虑进来。
每个学科或领域对resilience的定义不同，反映出各个学科对resilience的理解是建立在这个学科面临的问题之上。工程学中的resilience强调的是系统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能力，也可以说是“bouncing back”，即实现并维持工程设计时其要达成的功能，所以说它要回到原状，这是这个领域对恢复力的定义的主要内容。弹性的话，因为在中文里面大家对弹性已经有很强的认识，比如弹簧、球这些，但是生态学上所说的弹性和这些相对简单的现象也有所不同，要更为复杂。韧性主要是从人的精神状况，人们应对压力的角度来说。
从现有的对resilience的翻译中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会选韧性。因为韧性有越挫越勇、吃一堑长一智的含义，我认为它包含的意义更广。
SRI：您认为Resilience有哪些内涵？
刘伟：Resilience近来被扩展开来解释各种复杂系统动态变化的一般性趋势，因此我认为它是一个动态系统的概念，它能够把复杂系统的一些重要概念都整合过来，包括干扰、反馈、非线性、涌现、阈值等等，这些都是与resilience比较相关的概念。
Resilience的内涵跟你要解决的问题相关，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说一个系统在经受干扰后仍能够维持其原有的结构和功能，完成它特定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当然你也看到有的人把它看成能力的一部分，有的人把它看成一种属性，我更偏向于把它看作是系统的基本属性。如果去深挖字面含义的话，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去挖的。
SRI：在我们分析Resilience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刘伟：很多人在谈resilience的时候没有清晰的定义，这个概念现在很宽泛，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往这儿靠。但另一方面，“If it’s everything, it"s also nothing” - 如果一个概念太过于宽泛，无所不包，那它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说我们在讨论resilience的时候，就需要明确resilience of whom to what。如果不明确resilience的系统是什么，那谈resilience的时候就很宽泛。
比如说对于同样的外部干扰，农村和城市的resilience是不一样的；同时对于同一个系统，它针对不同的外部干扰的resilience也是不一样的，就是to what需要明确。如果我们把to what去掉的话，只明确who，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general resilience。在明确了what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称作specific resilience。
SRI：您是怎么理解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的？
刘伟：这个跟你怎么定义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你所关注的系统的具体的当前和潜在的影响，以及你的stakeholder有没有感知到气候变化有关。很有可能他做的很多事情对气候变化有帮助，但他自己却没有感知到气候变化。另一种情况是，他感知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他根本就不觉得能做任何事情。
说到气候变化，过去十年这个领域主要讲的是vulnerability – 脆弱性，尽管resilience成型的概念和理论已经出现了四十多年，但也就在最近十年才登上全球变化（包括气候变化以及经济文化的全球化）的国际大舞台，过去两三年才进入这一舞台的中央，并逐渐有取代vulnerability的趋势。有相当一部分人把resilience当成vulnerability的反面，这在一定定义下是可行的，vulnerability强调了太多的负面因素，而resilience更加给人一种积极、正面的感觉，更容易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说到气候变化绕不过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至少在最新的IPCC AR5报告里，IPCC很清楚的把气候变化和风险紧密地联系在一块儿，分析风险的传统框架里面有暴露度、脆弱性、灾害（主要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变化），这三个元素的交叉部分就是风险。
我们现在研究把整个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循环与resilience建立起关系，在概念上它们是非常相通的。相通的原因在于，从减灾的角度来说，2013年世行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综述里面提到，现在有87%慈善款项用于灾后重建，13%用于灾前准备，在更早前这个比例大家一致认为是是97%和3%。虽然灾后重建资金的比例有所降低，但87%还是太多了。因为很多研究都表明，事前减灾比事后救灾更加有效。从减灾和气候变化的需求来看，构建和加强Resilience就是让在整个循环（应急救灾-重建-恢复重建-进入新发展阶段）过程中始终包含灾害风险减少（DRR），这样减灾就成为了发展的一部分。
HELP在生态脆弱地区开展社区项目，我们认识到在这些地方如果减灾做得不好，那么保护和发展也不会做好。例如，我们在卧龙做的研究显示20世纪卧龙及周边森林破坏比较严重，野生动物受威胁较高；后来生计方式转变加上国家各种各样的生态保护政策（比如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来了以后，森林恢复很明显，野生动物种群也有所恢复。但是2008年突然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地震造成的损失几乎抵消了那之前接近十年保护和发展的成果——用一些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一震回到十年前”。所以说对于由气候变化诱发的灾害风险来说，减灾和resilience是非常相关的，因为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对系统的干扰。我们在考虑系统一般性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有必要把一些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考虑进来，不是把它当作外因，而是当作系统的一部分。
SRI：您觉得减轻灾害风险（DRR）和resilience有哪些区别呢？
刘伟：我个人觉得DRR仍然稍微有点线性思考在里面，因为说到减灾很容易让人想到要把灾害风险降到0。在经济学里面有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这一说，灾害风险的边际成本是非常高的，从50%降到10%可能是一个单位，从1%到0.1%可能就是一百个单位，这个边际成本是指数上升的。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像气候变化这种全球性的现象，要把风险减到0是不可能的。但resilience就根本不假设风险可以减到0。
我也不认为风险减到0就是个好事，我们在有的项目里面会有意识地保留一点风险，因为一个系统如果不断的有小的干扰冲击，它常常就越resilient，不断有小损失并不断改进，这样就不会有大损失。举个森林火灾的例子来说，在美国，在保证森林不失大火的前提下，会定期有计划地放一些小火，这样森林里面能够引起大火灾的燃料就会被烧掉，没有那么多燃料自然就不会出现大的火灾。再比如说，小朋友平时有点感冒一类的小病，这时候你是不是需要马上给他吃药？如果病情是在他可以自己处理的范围，你让他自己去适应，最后他抵抗病毒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我们从小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和小病作斗争从而建立我们自身的生理resilience的过程。
SRI：您对把resilience引入气候变化领域有哪些看法?
刘伟：当前很多人都在研究气候变化，但我认为大气循环这一类研究对于具体某个社区的人们应对气候变化马上能提供的直接帮助其实是十分有限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目标的尺度越小，气候变化预测对你的意义就越低，在这个层面上resilience就很重要了。因为很多情况下你只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这几乎是你唯一知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着手提升系统的resilience是更合理的选择。
我们把resilience拆成三种能力，一种是coping capacity，一种是adaptive capacity，这里面包括了减灾的内容；还有一种是transformative capacity，比如说一些地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太大以至于系统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下系统已经无法适应，需要变通。一个案例是非洲稀树草原上在降水年度变化较剧烈的期间，在森林和草原二者之间有规律变换，这使得它始终不会变成荒漠，也不会变成大森林，这跟它的降水、火情、动物迁移等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比较resilient的。
有人可能不会认为系统变来变去是什么好事，但是上面这个例子说明的是一个有能力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在两个状态之间变换的系统也是非常resilient的。再比如说，一个社区在经济转型中如果能成功地从传统农业社区变成旅游社区，这也可以看作是有transformative capacity的一种体现。有些系统甚至可以利用气候变化的影响，比如有的地方原来降水不多，气候变化使得当地降水增多，它能够利用这种变化，变害为利。
就目前来讲，resilience跟adaptation的联系比较多。气候变化适应现在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而这主要强调个体或者小的团体怎么去适应，在这一点上气候变化适应就跟resilience连在一块儿了。过去几年对一些人来讲，气候变化适应和resilience几乎是等同的。
SRI：HELP做了哪些与resilience有关的工作？
刘伟：我们做的工作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推广。从2006年开始，我们和一些专家合作（尤其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Tim Moermond，中文名字田牧希，他也是HELP的科学顾问）给四川的一些保护区，尤其在卧龙及周边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地区给一些保护机构做过30余次的工作坊，工作坊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适应性管理，这里面关于resilience的概念和理论是核心内容之一。2010年我们结合IUCN对遗产地的复查开展的一期工作坊中，进一步向四川更多的机构推广了resilience这个重要的概念，另外我们也推动了学习型组织的建立，贡献于后期的非暴力沟通。去年我们和UNESCO合作做了两期跟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有关的培训中，专门把resilience介绍给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遗产地管理人员。我们同时也在想怎么能更好地把resilience的概念、理论以及相关的一些好的方法介绍给大家，比如我们协助翻译了一本UNESCO公开发布的关于遗产地减灾管理的报告。此外，我们也跟国际上研究和传播resilience的权威机构Resilience Alliance（弹性联盟）合作，获得授权翻译他们出版的resilience 评估手册（这个手册2016年会校订完成免费对感兴趣的机构和个人分享）。
二是创新的传播手段。我们用角色扮演游戏（RPG）的方式，通过让玩家扮演社区里不同的stakeholder（例如农户、官员、NGO等）角色，去体会resilience对于不同的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含义。我们认为通过游戏能表达出一些跟resilience有关的概念，并且使得玩家能够深入地去体验从而更好地学习和领会相关的概念和理论。
第三，在实践方面，我们从2008年开始在卧龙的社区开展工作。地震后我们在卧龙帮社区做一个缓解人兽冲突的项目，主要是针对野猪吃农户庄稼这个事情。我们的方法看上去很简单，主要是帮社区修建农田围栏防护体系，因为保护区不允许打猎，不能采取这样的攻击性的方法，只能相对被动地防护。我们构建的防护体系通常只围住社区中较大块的地，把社区的损失从之前的50%（甚至更高）降低到5%甚至2%以下。这时候如果还要继续降低风险，就要把所有其他的小块的农田也围护起来，同时提高围栏的高度和功能；这样一方面投入的成本会急速窜升；另一方面，把风险降到特别低反而可能会有负面效果，因为一些农户会认为没有风险了，从而忽视对围栏的维护；这样时间久了，一旦围栏被突破了，就很有可能是整体受损，再想恢复的成本就会很高。所以如果不断有小的干扰，反而会使社区更加resilient，因为农户会想着那儿还是有风险，需要监测，发现围栏破了个小洞还是要去及时补救。
SRI：你们的社区项目还有哪些地方反映了resilience？
刘伟：雅安地震之后我们在受影响的社区做可持续重建，我们和UNESCO及其它合作伙伴一起确定了两个试点社区，在这两个社区过去2-3年我们带着resilience的思维来开展工作和设计项目。例如我们在地震结束后一个星期到两三个月之间，先做了一次快速评估。这个评估帮助我们了解了整体情况，包括四川省和雅安市的安排，哪些地方受灾比较严重等；经过三个多月的评估，我们才基本确定了工作区域。
以芦山县的大河村为例，接下来的半年我们又做了深入的调查评估，调查社区的社会资源、人文历史、社会经济、乡村治理结构、自然灾害历史和现状等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社区的居民建立起了关系，同时也了解了社区的需求。我们把他们的需求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并把他们的需求跟我们的兴趣和能力做对比来找到双方匹配的地方。比如我们之前想帮助社区开展中草药种植的新的生计发展，这个项目理论上也有助于保护当地的植物多样性，社区里面也有很多传统中草药种植的尝试。但后来我们很快摒弃了这个想法，这是因为我们不能解决中草药的市场需求旺盛带来的潜在问题——帮助村民种植中草药，鉴于市场的需要高价格也高，在短期内非常有可能会促进社区居民更多地去采集中草药，从而对野外植物资源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我们综合考虑了本地的自然条件、方案可行性等因素，最后支持他们养殖本地区已经面临濒危的一种两栖类棘蛙，以及扶持他们的白茶产业。
从长期来看大河村横跨遗产地的核心区和缓冲区，生态恢复的需求很高，所以我们并不提倡在这个村规模化种植某一种或者少数几种农作物，或者规模养殖某种动物。在我们看来，社区的生计越多样化，那里的resilience通常也会越高。同时，在我们的社区工作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特别强调resilience的指标在哪儿，在我个人看来resilience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过分强调指标（由于指标对于非定量信息的不敏感），有本末倒置的风险。
自然与人发展基金（HELP）简介
自然与人发展基金（Human and Environment Linkage Programme）由长江商学院校友和国际国内合作伙伴共同创建，将国际经验与本土实际相结合,以科学研究和社区参与为基础，致力于推动生态脆弱地区(尤其是长江上游地区）的自然保护和减贫。
本文转载自社会资源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