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民参与汶川地震救灾捐款引发了中国人的慈善“井喷”现象。而在这之后，富人慈善进入了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不但有陈光标、曹德旺、陈树发屡屡的大额捐赠之举，而且更多的企业家和财富人士开始建立自己的基金会，全国主要以财富人士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2010年预计将达到1000家，大有和官办为主体的公募基金会数目相当的趋势。当媒体正刻意地凸显巴比晚宴困局的时候，事实上，慈善界自身却已经掀起富人慈善的风潮。虽然全民慈善的主张也同样风生水起，但是著名慈善界人士，前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从原来的平民慈善的积极主张者转为今年有意强调富人慈善，不能不说是这种潮流的典型反应。2010年中国首届慈善百人会，更是确定了支持富人慈善的基调。
中国的富人为什么开始热衷慈善？这显然不能片面从西方社会所谓“财富原罪救赎”的观念出发来理解，事实上，中国富人的慈善动因丰富而多元，这也正应和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价值。因此我们的分析更应该基于实际的范例来理解财富人士多样化的慈善动机及其在他们的慈善实践背后的文化动力。
乡土慈善的传统
对于许多财富人士，尤其是类似广东、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主，他们的慈善动因和中国的慈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那就是通过“积德行善来求得生意或者生活上的福报”。中国的许多财富人士并未忘记好人好报这一古训，因此，在财富积累之后，他们常常要对自己的家族、朋友，社区里的乡亲、邻居和宗教庙宇等捐款资助，以求福报，同时对社区里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活动，也常常出手支持，希望以此获得熟人社会的支持。这种基于熟人关系的乡土慈善传统相当普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富人慈善最经常的方式。
随着受媒体的影响加深以及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类社区慈善行为也可能会扩展到一些远离自己社区，甚至完全陌生的灾难发生地区和贫困地区，但是慈善行为模式仍然是相似的，比如中国首善陈光标就喜欢直接将红包发到他所资助的社区每一个受助人手上，其做法仍然类似于他对自己社区的支持方式。传媒的作用，可以让这些陌生之地对富人产生亲近感，甚至会有将受助者当作自己模拟血亲的体验。可以说这种灾难或者贫困捐助恰是乡土慈善传统的现代投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慈善行为虽然大量存在，却很难被统计进民政部的数据，于是中国富人慈善捐助所占GDP的比例在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中似乎要远远小于美国。其实美国的富人慈善大量是依赖可以统计的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来进行，但是中国，大量富人的慈善行为并不经过国内官办的100多家慈善募捐机构。因此只占GDP0.1%的数据显然是低估了中国民间慈善的资金规模。这类“隐性慈善”同样也被颇有传媒影响力的《企业公民蓝皮书：中国企业公民报告（2009）》所忽略。它的调查指出99%的企业没有履行慈善业务，但是正如虞志秋的研究所指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存在大量的“隐性”慈善捐赠行为，大量的直接捐赠因为没有能够统计而被忽略。这些隐性捐赠包括修桥建路，修建宗祠、寺庙，老人协会的助老经费等。（虞志秋：《对于民营企业“隐性”慈善捐赠现象的分析》，《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年）
当我们讨论中国富人慈善的动因时，这种“做善事求福报”的乡土慈善传统值得我们首先加以重视。
慈善的利益动因
基于工具理性的现代慈善同样成为中国富人进行慈善行为的动力。这里主要两个方面的动因，一是慈善消费主义，二是作为企业战略的慈善。
慈善消费主义是笔者观察到的第二种富人慈善动因。随着财富的增长，如何消费财富成了很多富人头疼的问题。满足感官享乐欲望的消费在一定时期的膨胀之后很快让财富人士感到厌倦，并且在意识到这种消费如果过度，会给自己带来身体健康、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声望上潜在的破坏和危害以后，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消费方式。一种追求健康快乐、环境友好以及文化品位提升的消费观在富人群体中兴起，慈善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消费主义中成为富人重要的消费方式。对他们来说，慈善捐助和志愿服务可以让自己体验感动，舒缓心情，获得尊重，建立友谊，因此看到慈善行为带来的这么多益处，他们会在自己用于消费的财富中调整支出比例，力图在慈善消费中，得到从其他消费行为中很难得到的精神上的快乐。例如著名的国际中产阶级慈善团队——狮子会在中国的兴起，正回应了这种慈善消费主义的兴起。富人在参与这个团体的慈善活动，通过出钱、出力、出心和出席会议，来体验付出，享受感恩，建立朋友支持网络，通过慈善消费，收获自己生活中的不一样的快乐。
与此相对应的，将慈善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部分以谋求更高利润是富人现代慈善的另一种重要动因。很多富人在现代企业的运营过程中，逐渐将慈善纳入自身的市场营销体制之中。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中国企业家将做慈善视为建立地方政府信任以谋求获取投资方便的重要策略。同时也有企业家力图通过慈善来合法避税甚至洗钱。但是在最近的五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将慈善视为自身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不但一些外资企业将慈善作为公共事务部门的重要投资导向，而且很多企业家都力图通过慈善来树立企业品牌，培训员工团队，建设社区关系。慈善被看作是企业家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
慈善的公民理念
但是，除了以上两类动因外，我们还需要意识到中国的企业家之中仍然存在着一批具有社会关怀的财富人士。他们在专门从事财富积累之前，或者是作为学者从事知识生产，或者是作为官员参与政府的改革事业，之后由于各种政治和社会原因，他们迫不得已下了海，一不小心发了财。但是，在他们进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关怀仍然埋藏在自己心中。他们仍然关注社会问题，也关注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因此，建设社会，将社会作为第三部门，形成对政府和市场的制衡成为他们的主张。公益慈善正是他们认为的建设社会的基础，他们希望现代公益组织成为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进而推动众多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缓和社会紧张状态，改变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可以把这类慈善称之为公民理念或者公民社会理念的动因。这是一类由中国特定的历史脉络所形成的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情结的财富人士，这种富人慈善直接指向公民社会的形成。例如在由阿拉善协会发端而成的北京企业家基金会周围，就集合着很多这样的带有公民社会愿景的财富人士。他们致力于通过所捐资金，培养和资助中国环保NGO的发展，同时以推动社区自治的方式来力图解决荒漠化乃至更多的环境议题。他们的思路已经不仅仅是“以慈善换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和平”，而是有意识地“以慈善建设社会”。
可以看到，财富人士的慈善动因其实非常复杂，许多财富人士的慈善动因其实是以上三类文化动力交互作用而成。虽然，以上所做的类型学分析未必能够全面涵盖富人慈善。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到，不管动机如何，富人慈善已经成为富人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富人慈善虽然备受争议，但是随着基金会条例颁布带来的相对宽松的环境，相信富人慈善会越来越成为潮流和时尚。
非公募基金会的困境和出路
虽然存在各类社区慈善行为，但是为了谋求更清晰的产权关系和更独立的合法性，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并以基金会的方式实施慈善行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富人采取的方式。相信在未来的十年间，在非公募基金会领域内将逐渐产生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社区基金会等多种类型的基金会来满足捐款者各种各样的需求。同时通过基金会，富人开始和专门从事公益的服务组织和机构发生关联。需要注意到，当非公募基金会以独立法人的方式运作社会事务的时候，它具备了更大的公共性。它的专业化、公信力和社会责任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这方面，富人慈善受到比较多的批评和挑战。
首先，很多这类基金会缺乏专业的项目经理来处理慈善公益资金。有很多项目经理从未真正去过社区做过公益，甚至在做这一行之前连公益是什么都不知道，因此自然难以和民间公益组织有效沟通。很多基金会把公益资助和企业经营看得没有差别，常常习惯性地把自己看作老板，把民间公益组织看作下级。而更糟糕的是，不仅仅是项目经理，那些基金会的领导人，常常也缺乏对民间公益组织的认识，甚至不屑于和民间公益组织打交道。于是，很多基金会存在着不负责任的承诺，混乱的审批以及善款交付的无厘头拖延。富人没有把精力投入如何有效地使用善款，反而更多地是周旋于各种会议、庆典乃至于媒体。
此外，当下的许多非公募基金会，无论是它的内部治理，还是信息公开程度都相当低下，有很多基金会只有形式上的治理结构，实质上还是企业老板一人说了算，谈不上什么独立。大量的基金会从未做过基本层面的信息公开，公信力严重不足。
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基金会和慈善家认为，根本不需要专业的公益组织，直接是拿着现金放到受助人手上，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最直接的爱心表达。但是，稍微有点公益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对弱势者的慈善，不但很难改变他们的命运，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将不仅仅是物质上，而且还是心理上的。严重一点说，这样的慈善是一种更难以抗拒的暴力。每多一位这样的慈善家，弱势者其实更多得到的是一种长远的伤害。
富人需要意识到自身慈善的潜在风险。其实慈善在世界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慈善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价值链条。而富人慈善应该融入到整个公益的价值链中去。公益价值链在服务群体和捐助人之间其实有着各自分工的不同的组织，在这条现代慈善的价值链上，有直接在社区中服务的公益组织，也有专业化的基金会以及提供知识和策略的公益支持机构。富人慈善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捐赠行为只是慈善价值链中的一环。如果要具有专业化和公信力，它就需要和专业的NGO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有效的项目运作和评估，才能保证善事能够做好，也才可能对受助群体产生可持续的正面影响。最近著名的例子是富人曹德旺，在以前慈善行为他都是亲力亲为，因为他对善款的去向总是不清楚，但是亲力亲为让自己疲惫不堪。这一次他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款2亿，协助解决西南干旱的救济问题。曹在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同时，也附以相关的赔偿条件和降低管理成本的要求，基金会则相应调整自身的工作效率。通过和基金会的合作，慈善的影响力扩及五省。显然这样的合作给富人慈善更加规范的方向。
富人慈善虽然日趋流行，但是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富人慈善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如果慈善事业完全是富人来把握，那么已经主导经济领域的资本价值观就会在公益慈善领域又起到支配性的影响，效率、成本、财富为标准的等级体系会成为公益领域的主导性价值观，这就使得平等、爱、参与、团结等慈善领域本来所倡导的价值观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今天这种苗头已经出现，值得整个社会警觉。
此外如果单纯只是强调富人慈善，那么社会的贫富对立并不见得会弱化，因为慈善将会被看作只是富人参与的事，而广大的平民则会被排斥在外，他们和社会的脱离会进一步加剧，而同时弱势群体如果只是受帮助的对象，那么他们就在产生依赖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对贫富对立的体验。如果慈善方式处理不当，体现不到对受助者的尊重，那么这种慈善行为或许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满和仇恨。据媒体报道，湖北一些受助的贫困大学生不对富人的资助表达感恩，引发富人不满，媒体在谴责这些受助者的时候却忘记，人们回避单纯慈善所形成的地位不平等其实是正常的人性。富人慈善需要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捐助不是单纯的奉献，他们其实从中也获得很多：良心的实现、声望以及感动。因此他们也应该有一份感恩的心情。
正因为此，在鼓励富人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鼓励全民慈善，慈善不是富人的专利，慈善心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有的自发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这种个人的慈善心积聚起来，就会逐步形成公民对于公益的集体参与，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声音和力量，能够和政府和市场形成相互制衡和促进的第三部门。这种强大的第三部门，应该是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希望看到的。它的形成才能从制度上推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