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市场化运作，所有调研的项目都要得到市场的认可
“在美国华盛顿有上千家非官方智库，绝大多数为政府、政党、议员服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兰德公司。”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王德培采访中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中国，要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也必须要有作为第三方的民间智库来补台。”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在上海走访多家民间智库，实地观察了民间智库在中国市场发育环境最良好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多位民间智库“掌门人”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对民间智库未来的信心，但也提出，政府还需要在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减轻各类税费负担等方面下力气，为民间智库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我们完全可以养活自己”
“我们在经济上完全自力更生，”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上海流通所曾经是上海市商委属下的一家体制内研究所，十多年前改制，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研究机构。
汪亮告诉本刊记者，2008年该所接到了5个大课题，包括上海光明集团的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课题、松江区政府的供销社改革课题，以及卢湾区、黄浦区的一些课题，此外还有一些服务项目。全所全年经营所得400多万，除去工资、房租、科研经费等，余额还有80多万。
“看来明年也不错，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就接到两个项目，1月下旬又有一个。”汪亮还介绍说，上海准备在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研究上进行破题，上级主管部门——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希望流通所能够发挥作用，“我们做好了准备和动员，学科带头人会尽快理出思路。”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12月17日，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院长鲍宗豪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华夏院坚持“队伍精、网络广”，依靠国内学者与社会力量办院的方针，聘请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聘请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四川等省市70余名中青年学者任华夏院客座研究员、特约研究员，聚集了一批社会科学领域的精英。
十多年来，华夏研究院已经完成中央文明办委托并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委托研制的《文明家庭创建测评体系》，以及近百项上海市和国家社科基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重大课题研究。研究院还出版了《面向21世纪公共管理丛书》(4种)等30多本专著。近年来，华夏研究院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先进民间组织、上海市优秀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2007年被上海市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评估委员会评为4A级。
福卡曾经是上海信息中心旗下的经济预测部，当年因为只能吃差额财政而“下海”，如今已经是虎虎生气。“全市1 9个区县，我们给18个作过规划，各个委办局的课题也有。此外，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地方也找到福卡研究所，远的还有贵州、大庆。”福卡研究所所长王德培说，“成立16年来，福卡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不花财政一分钱。”现在，福卡有八九十位专职的研究员。
福卡研究所专注的是经济方面，提供预测、发展战略、可行性方案等。王德培说，智库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机构，自身定位要准。从发展趋向来看，高端服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智库则是服务业的高端。民营智库的发展，要得到各方理解，自己要创新，还要能抵挡各种诱惑。
“让市场说话”
王德培告诉本刊记者，民间智库的优势在于，它们完全是靠市场化运作，所有调研的项目都要得到市场的认可，而要得到市场的认可，智库必须真诚，提供正确的观点。市场化的运作，也让它们的观点更中立、更客观。
“福卡自创办16年来，为政府做的课题达1000多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第一手的材料，掌握了最真实的情况。当一个企业委托我做战略，肯定是把压箱底都给我看，我们能够把握微观的点。对某一类事情，我们比当事人还清楚。”王德培说。
相对而言，直属于政府部门、财政全额拨款的研究机构，像各地社科院、各大学里的研究机构等，它们就离社会远一点。“我们直接研究生活，他们研究理论，而真理往往来自生活。”王德培说，理论的正确性需要实证与证伪，而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虽也经常做一些课题，请专家评审团，但评过之后就搁在柜子里，所做的评论也是行政性的评论。
由此，王德培将福卡定位为进行科学实证型的研究机构，要求所有的文章、项目都以市场为标准。
民间智库在用人机制上也更灵活。“某市的社科院，国家每年的财政拨款达到1.7亿元，要养活800多人.”王德培说，“而我们的体制就很活，既有研究员，也有外聘的退休研究员，外聘人员按课题拿奖励，不用我们给他四金。对于中层以上干部，我则会给他们戴上‘金手铐’，就是公司股权。”
不管体制如何灵活，民间智库还是有一条“底线”。在《瞭望》新闻周刊采访过程中，这些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表示，民间智库必须要为本国本民族服务，做政府的助手。“凡是思想、政治型的智库都是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原则上不能为国外的财团做工作，我们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王德培说，“对政府而言我们是第三方，要补台而不是拆台。民营智库要用理性的力量来收敛社会的波动。”
瓶颈仍多
华夏研究院院长鲍宗豪对本刊记者说，虽然能够自负盈亏，但是研究院最缺的还是研究经费，“8年来，在政府没有投资的情况下，我们主要靠向政府、社区、企业提供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经费，支付我院专职研究与工作人员11人，兼职研究人员10人的工资和研究经费，常常感到经费不足，只够维持性的发展。”
鲍宗豪建议，我国加入WTO后，政府要着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对能为政府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民办非企业，政府应有一些优惠政策，“在国外，政府一般都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每年给一些较好的民办研究机构以一定的经费，提出研究任务。民办研究机构会以它的信誉、生命来保证研究项目的高水平、高质量。”
上海流通所所长汪亮则一直为税收政策苦恼，“我们一直交营业税和所得税，和企业一模一样，企业能够享受的营业税抵扣、所得税优惠我们反而不能享受。我们名字叫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机构，但负担比企业还重。”
他还提到，研究所从事的是软科学研究，也想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待遇，结果税务局说“你去找人认定”，科委说只有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才能认定，最后又是无果而终。福卡研究所所长王德培也表示，希望国家在所得税方面减免，“因为我们是以人力为背景的企业，所得税太高了。”
现今的民间智库大多是民办非企业机构身份。汪亮说，听说民政部已经准备把原来国务院的《民办非企业管理条例》改成《民办事业管理条例》，如果能够更改则民办事业单位就能享受与国有事业单位一样的待遇，包括政策、票据等方面。
但据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表态，只要改成事业单位就归它管。“民政部说我搞了半天你接收，干脆不搞了。 ”汪亮反映，“由于‘非企业’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我们享受的政策也是不伦不类的。”
而且和政府主办的智库相比，民间智库还是有很多平台劣势。民间智库反映，政府部门还是乐意把课题交给官方智库，而官方智库也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等方面对民间智库予以压制。汪亮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的人才到人事局报请职称评定，来评的人大多是社科院、大学系统的，他们对自己的人很松，但是对我们的人卡得很紧，在学术上自觉不自觉地矮化你。我们在人才引进的时候，博士生、硕士生的党组织关系也很难挂靠，导致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