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启动了“社区发展”政策，以应对快速城市化带给台湾社会的诸多问题。
80年代，在台湾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台湾的各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其中不乏民众用激烈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诉求。
到了90年代初，有一批曾经的街头运动的参与者开始意识到，激进的社会运动往往只有“一时”之功，却难以从根本上塑造和改变社会文化，从而推动真正的社会进步。他们于是转而将注意力投向基层的社区，协助在地居民用参与式的方式，动员在地的资源，解决本社区的问题。
如今，在台湾近八千个村里中有几乎一半的社区都参与了社区营造。虽然不同类型的社区所做的社区营造有所差异，但它们也带来了一些共同的经验可以供借鉴。
在传统的社区中，共同的信仰是凝聚社区感的重要元素，发掘社区历史文化的过程正是重新发掘共同信仰的过程，社区居民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增强社区感，培养共同的社区营造愿景，并从中发现社区所具备的优势和资源。
最典型例子的莫过于埔里镇鱼池乡大雁村的山楂脚社区。这是一个在9.21地震中损毁严重又深陷老龄化的社区，社区居民自行创作了一幅百米马赛克拼图墙，记述了村民们对社区的共同记忆，也在集体参与中找回了濒临瓦解的社区感。
社区产业弱化是社区凋敝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资源和工作机会都越来越多地集中于都会区，大量的传统社区沦为单纯的消费市场而在市场经济中被动地裹挟前行。
唯有复兴了在地经济，才有可能创作出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才能留住年轻人，社区营造才可能有持续的力量，居民的参与也才会有持久的动力。
同样以山楂脚社区为例，当地再造了传统的红茶产业，带动了社区复兴；而两个原住民部落的社区产业发展则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返回部落。
社区产业的发展对于社区营造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为社区提供了发展所需的共同资源，社区中被开掘出的资源也反过来支持了社区产业的永续发展。
任何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的资源，重要的是是否会被发现和认知。
桃米村的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全台湾有29种青蛙，桃米就发现了23种，全台湾有143种蜻蜓，桃米能看见的就有49种之多，然而这些资源长久以来并不为在地居民所认知——在他们过往的观念里，青蛙除了做自己的盘中餐和喂鹅，再没有别的什么用途。
山楂脚社区居民利用地震产生的碎瓷破瓦创作出的拼贴画让人动容，而他们所复兴的红茶产也只有在充分发掘当地的红茶文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壮大。社区最大的资源其实是在地的居民。桃米村在9.21地震后不久即动员居民动手清溪，开始了社区自我重建的过程。在一列的参与中，社区居民中建筑、园艺等方面的人才开始涌现，进而成立了桃米的社区工班。
这些人也成为后续社区营造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工作中结成的“战斗友谊”也成为后来化矛盾坚定前行的有力保证。
仍以桃米村为例，他们开创了“雇工购料”的社区营造模式，由在地居民参与设计社区真正需要的工程，由社区工班来实施，并充分利用在地原材料。如今，社区内的茅埔坑溪的河道修复、湿地改造和竹桥、蜻蜓流笼、蛙树屋、凉亭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建筑，无一不是在地居民参与的成果。
这种“在地参与”的价值不仅在于使社区营造真正实现for the people和of the people，从更高的层面来看，也是一种积极的民主实践，体现出了在地居民对于社区和社区事务的主动权，并在实际参与营造的过程之中训练了民主决策的技能。这大概也是台湾的民主转型可以从“激进”走向“基进”的一种保证。
社区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型社会，其中存在诸多相互关联、错综复杂的问题。做社区营造既不能“只顾一点不计其余”，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能够找到一个关键点发力，带动多个议题，从而撬动整个社区面。
所谓“社区总体营造”，“总体”二字指的就是社区营造首先要根据在地特色，从单一角度切入，再带动其他相关项目，逐渐整合成一个总体的营造计划。
如新港文教基金会便是从文艺演出开始，带动了语言学习、民宿产业、国际交流、文艺展示等相关议题，进而扩散至社区营造的各个方面；而桃米社区则将“青蛙叫做老板”，开创了生态旅游，也以此来承载社区的共同理念和价值。现今，桃米村的生态解说已从“青蛙”扩展到了“蝴蝶”和“蜻蜓”，而模式依旧。
既然社区内的问题错综复杂，便不能指望由一家机构来解决所有问题。仍以桃米村为例，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引入“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OURs)”做空间营造，引入南投县集集镇的农委会特有生物中心来做生态调查与解说培训，引入世新大学观光系帮助培训旅游、管理等内容，可谓“多方协力”的典范。
此处政府的作用不得不提。如前文所述，“社区总体营造”政策虽然由文建会提出，但鼓励的是民间自下而上的努力。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优先考虑社区需求，便利激发社区创造力。
在执行上，政府部门并不直接参与社区营造计划的制定，也不会制定特定的营造执行方，而只是提出鼓励的方向，由社区组织自行设计提交营造方案，政府给予相应财政支持。形象的说，台湾社区营造可谓“社区主导，政府买单”。这种模式并不排斥社区不靠政府，自行买单的情况。
7、准确把握社区本身与外来协助者之间的关系
对社区而言，如何避免过度依赖外部力量，有效建立具备能力的本社区组织，是一大考验；而对外部协作者而言，如何在陪伴社区发展的同时对社区进行培力(empowerment，大陆通常称做“赋权”)，如何有效引入资源并合理配置，如何刺激社区的主体意识减少依赖感，同样是巨大挑战。
对此问题，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模式非常值得借鉴。基金会创始人兼董事长廖嘉展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将此模式命名为“揉转效应”，并将基金会的社区营造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金会依据社区需求，扮演资源转介与跨域合作的平台的角色；
第二阶段陪伴社区成长并培养信任关系；
第三阶段则让社区自我承载，基金会退到幕后提供后续支持，并与社区形成相互回馈的竞争合作模式。
台湾的各个社区营造，所费时间从5年到20年不等。以桃米村为例，从1999年的9.21地震至今，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已经在那里陪伴了13年。
跳出社区营造的具体工作，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来看，社区作为行政和政治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对推动台湾社会深入的民主化、增加台湾民众的民主实践、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社会建设，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也正是通过广泛而持久的社区营造活动，唤起了台湾民众对于土地和家乡的感情，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社区营造所累积的经验是台湾民主发展的果实，也是台湾社会独特的资产。
当然，台湾的社区营造所取得的成就也并非一蹴而就。从1994年“社区总体营造”被提出，台湾民众用了几乎十年时间才理解原来“营造”并非是建筑工程，而是重建人与人之间、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营造的是人们的“社区感”。
(作者系AHA社会创新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