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NGO在国内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人也意识到，NGO行业也不仅仅只适合做做志愿者或者是兼职，也能像金融、互联网或者其它行业一样成为一个可以认真考虑的事业选项，NGO和其它任何行业一样，也是专业又充满了发展前景。
对于大多数期望在NGO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去国际NGO工作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国际NGO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进入中国的，涉及教育、健康、扶贫开发、环境保护、国际交流等领域。宽容的环境、国际化的视野，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同事们交流，比起国内NGO，国际NGO的收入似乎更能与国际接轨。
为此，中国发展简报特策划本文（分上、下两篇），采访多位在国际NGO的从业者，通过讲述，让读者了解在国际NGO究竟是怎么一种体验。
文 | 张欢 邹蕴 朱宇靖
图 | 任广阔
(一)
A，某国际NGO项目主管，从业7年
“现在我刚到30岁，想好好读10年书，到40岁，然后再到各地去游览、游历，再过10年到50岁，我就可以开始第三段人生了。”
我生于1988年，今年就要30岁了。自2010年大学毕业后，我就来到了一家专注于普及青少年性教育的国际NGO工作，至今已经7年了，实际上，大学里我学的专业是环境工程，和目前的工作内容八竿子打不着。
但从小我就对社会发展类的工作有着天然的兴趣，记得在2000年左右，我在电视台看到了一期关于科普艾滋病的节目，讲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现在看来就是扫盲类的知识，但那时候好多人确实不了解。那节目确实科普了我，以至于当时在与人聊天时我都会趁机科普别人：“你了解艾滋病吗？”，周围的朋友都不能理解，觉得我骨骼清奇。青春期的时候，我还去新华书店买过一本叫青春期生理卫生指南的小书，记得去交钱的时候，新华书店收银员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瞟了我一眼，我暗搓搓地想怎么连“知识殿堂、文化宝库”里的人也是这种见识。
我与现在工作的机构关系可以用“从一而终”来形容。大学时，我们机构正好在校园招募志愿者，一看招募广告，做性教育的，很好玩的样子，心想大学果然是大学，竟然能有这样的组织。我立马就申请当志愿者了，从此也就和我们机构结缘了，缘分自2006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人一定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我特别同意这个说法。尽管我是学理科的，但我发现自己对社会发展领域的理解力更强。刚加入志愿者，有时候看到一些词，可能不需要解释，我一下就能明白背后的那些想法。后来又慢慢看了一些书，像《社会契约论》等等，我就觉得自己的理解力超快。当然我也不敢说在这个领域多么有天分，但显然是比我在自然科学领域要更有天分，关键是我喜欢。
虽然是一个国际NGO，可我们从创办人开始一直都是走本土化道路，北京办公室也都是中国同事。我们上班时间9点到5点，但是项目人员有两个小时机动时间，早上我想避开早高峰，一般都10点多一点来，然后晚一点走。有的同事8点多就来了，下午走得也比较早。总的来说，工作氛围很轻松，办公室同事们工作都很努力，偶尔说有点什么事情出去一下，大家也不会计较，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喜欢工作类型，如果得每天穿正装、一人一个小隔间那种，想起来都让人窒息。
我们机构是一个非常放权的机构，以至于刚工作时我都有点怀疑这机构靠谱吗？基本上大家在年初制定了工作计划、做了KPI和重点目标以后就开始各忙各的一摊了，然后大家每隔一段时间会开碰头会，看看哪些地方有问题，自主权非常大。我出差的时间比较多，比如说2017年一整年总共出差了100天，应该是我这几年出差最多的年份了，一般平均在70到100天之间。听起来很累的样子，是吧？以前也有一个刚来不久的同事问我：你在这个领域做了这么年是因为什么？他的潜台词是我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因为从事性教育这个领域，很多人都有一些特殊的经历，比如有的是小时候遭受过性侵，然后做了儿童性教育。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就是觉得性教育这事儿挺重要的，做的人也不多，那么我觉得做着应该有点意义吧，就这么简单。
当然，工作也会带给我成就感。我就说一个最近的，前天有一个妈妈找到我，她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从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她就发现女儿时不时在夹脚，她就怀疑这个行为是不是自慰。五年间，这个妈妈找了好多医生，都看的是神经内科，也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医生也只能按照自己想的解释了半天，每个医生说法都不一样。最后，她找到了我。因为此前她听过我一个关于性教育的讲座。后来我就给她讲了讲儿童性意识是怎么回事，消除了她的顾虑。当天晚上她就在微信上给我回过来一个感谢，说特别谢谢，这些年她超级焦虑，比如说孩子在幼儿园哪怕有一会注意力不集中，她都想着是不是因为体验到了性高潮什么的。其实更多的是主观上自己对于性的不了解加剧了自己的焦虑。像这样，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能用自己的所学帮到一些人让我觉得十分满足。
我从小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觉得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要能养活自己，不至于穷到没饭吃就可以了，对物质生活要求没那么高。加入机构前前后后这10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过了我想过的人生。前几年，我生过一场病，焦虑症，一种精神障碍，跟普通人遇到事情产生的焦虑不太一样，它有躯体上的一些反应，是需要服药的。后来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在家里休息，休息的时候跟心理医生进行辅助治疗，后来他就建议我还是直接回来工作吧，他觉得我当时的状态特别不好。他跟我聊那么长时间，发现只有我在聊起工作的时候，眼睛里才会放光。
对于未来的规划，我觉得工作上，在性教育这个领域，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当然你要说做，永远都做不完，但我觉得有一些工作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我是能够去实现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做完之前，我并不想离开或者换一个组织去做别的事情。
至于个人，现在我刚到30岁，想好好读10年书，到40岁，然后再到各地去游览、游历，再过10年到50岁，我就可以开始第三段人生了。30岁刚刚好，能自己独立生活，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然后再用20年的时间好好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等50岁的时候就正经地开始人生了。
（二）
B，某动物保护类NGO传播官员，从业2.5年
“身边的大多人毕业都去了金融界，社会上不乏以收入来衡量价值的声音，然而即使在这番对比下，我并不惧怕，也不会自我怀疑。”
我小时候和别的小朋友的梦想不太一样，就是想在NGO领域从业。当时看了德兰修女的故事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经历，觉得他们多少有NGO的背景，在做有价值的事，我也就梦想着在NGO从业。我本科读了国际商务与传播学，硕士申请到欧盟奖学金，读人道主义援助，一直以来都是往这个小时候定下的梦想在走。
硕士毕业回国，在某顶尖商务杂志做了一阵子记者，后来就职于业界顶尖的环保与动物保护机构，再后来就来到了现在这家国际NGO，做数字传播官员，负责新媒体和数字平台的运营，之前的学历和记者经验都算为之铺路。投简历的时候我只投了几家一线的国际NGO，觉得它们工作流程相对成熟、有经验，应该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目前工作了两年半，坦诚地说，我对现在的工作非常满意。
我所在的NGO是动物保护领域，办公环境特别好，不过这并非适用于所有国际NGO，另外这也不是最重要的。软性环境比较重要，比如领导对我们参与培训的支持及对员工的职业路径发展的关心等等。之前下到地方上接触项目，和我们国外部门的高层领导一起下猪场，也有过深入交流，这些交流让我感到工作环境的亲切，当然，或许这是我个人的幸运，国际NGO是不是都这样我是不敢下定论的。
说起下到地方接触项目，很多人觉得传播官员是不接触项目的，我想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至少对我来说，作为机构的发声器，不亲自走项目，不把项目中具体的环节和发展到的阶段通过自己的眼见耳闻消化一下，是没办法以通俗有趣的方式向大众呈现的。
也有人觉得做传播官这份工作很酷，能接触到明星，能包下一整节地铁的广告位造作，但这一切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不同的内容对应着不同的传播方案，大众在地铁上轻松一瞥被打动的海报可能需要小半年的比稿和一轮一轮修改。做公益的“公”字当头，我们不能只针对部分人群做倡导，所以传播方案要考虑不同群体的接纳程度；专业性也是很多人会忽视的一点，觉得做公益嘛，一腔热血与爱就够了，但是我们的传播方案最根本是要保证输出的知识是科学的，这也要求传播官员平时持续系统地进行知识摄入。
比如我们近期在做的关于大象的项目，海报上大象耳朵的形状必须符合科学性，亚洲象的耳朵大小与非洲象不同，这些都要被考虑进去。而这些知识我都需要掌握。尽管我的教育背景和动物保护无关，我需要在工作中通过问和学来掌握这部分技能。这也是为什么国际NGO的门槛很高，即便你入职时不具备这部分的专业技能，你也要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一个动物保护型机构，并非所有人都是动物保护专业背景出身，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
印象中没有哪一次传播方案让我觉得做起来特别难，但辛苦总是有的。我是从小就想在NGO这个领域从业，身边也有不少人是做了十几二十年后慢慢发现，这份工作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殊途同归，我们在工作里都要对得起自己这份选择，所以我对传播方案的要求很高，必须做到我认为我能达到的极限，这样才觉得对得起这笔善款，对得起自己的职业生涯。
工作两年半时间，我觉得自己是在实现梦想，一是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是我要对社会做出一些改变。
工作于我个人的改变大概是自我认同感的增强，我以前是个特别注重外貌的人，最胖的时候差不多有190斤，那段日子我无法接受自己的；又因为本科读的是国际商务与传播，身边的大多人毕业都去了金融界，听到了社会上以收入来衡量价值的声音。而现在，即使这番对比仍然存在，我并不惧怕，也不会自我怀疑。工作给了我心理上的安慰，我觉得我的价值远大于他们赚的钱，我以专业的方式帮助人们传播正确的理念，这不能拿钱去衡量，但是我看到了改变，这部分的心里满足让我觉得很好，我更倾向于认可我的价值来源于这些改变，而不是外貌。
最近很火的大象骑行事件就是人们认知转变的体现，大象骑行从开发泰国旅游开始就没有断过，有二十几年了，但为什么最近人们才开始关注呢？踩死人的事情也不鲜见，但现在人们的意识变了，报道才变得接二连三。
我现在的机构给了我很多思考的空间，而且同事大多年长于我，一起共事，听他们的际遇与经历，我反而会看开很多。这份工作同事之间更多是彼此支持的关系，我觉得这也算是整个行业的一种特质吧；选择进入NGO，大家的初心或许比较趋同吧，因此人与人间的关怀也变多起来。我可以坦诚的讲我非常爱这份工作，职业规划里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打算继续做下去。
至于以后，至少是35岁以后吧，在国际NGO走过一遭，我也可能会回归本土，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借鉴了国际NGO的经验，如果看到了本土存在更为迫切的领域，我也愿意回归本土。
（三）
C，某国际NGO运营经理，从业7年
在国际NGO工作不需要有光环感
我进入NGO这一行业非常偶然。
2011年的时候，我所在的商业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将搬到外地，我不太方便跟着过去就辞职了。当时有一家猎头找到我，说我现在的机构正在招人。我一听这个名字，以为是一家国外的事业单位，拿到offer以后才知道是NGO。后来在这里一干就是7年。
我算是我们机构的大总管，人事、财务、IT和与项目无关的所有办公室工作都归我管。就我的工作内容看，其实和在其他的任何机构也没什么很大的区别，只不过可能在大公司，分工会更细、更专业一些。财务的工作月底月初会很忙，要结账、出财务报告、回顾预算，每年还有年度预算、审计等；人事方面因为我们机构人比较少，可能会轻松一些，主要是招聘和维护团队气氛；办公室也总是有事可忙。总体来说工作量还可以，不会像商业公司那么多，但也绝对不闲。
在这里，我度过了职业生涯最黄金的时期。同一时间段如果我仍在商业公司，可能薪水和职位都会实现一个比较大的飞跃，所谓更“成功”一点吧。不过我并不觉得遗憾。商业公司里面那种应付老板、客户的连轴转生活让人疲惫，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弱肉强食的工作氛围也使人头疼。能在一个完全平等、尊重和友好的环境下工作，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的CEO从美国过来开会。开会结束，所有的同事决定去机构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当时CEO、我们的小助理和我三人在一起聊天，步行至餐厅门口的挡风帘子前，我本能地想让CEO先进去。可是他却先掀起了帘子，一直撑着让我和小助理先进。以我过往的工作经验看，这在一般的私企是绝对不可能的。还有一次，中国所有的同事都收到了美国一名管理高层的感谢信。信都是他亲笔所写，他在信中感谢每一个人在中国的工作，肯定大家对中国农民的帮助。不管是小助理还是大领导，在机构中，每个人的价值都被认可。
当然，每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也不会一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并不特别在意传统的职业发展方向，想要来NGO领域工作。不过有些人会陷入另一个误区，他们觉得在国际NGO工作是一件非常光鲜亮丽的事情，会有一种光环感。
媒体的声音太多了，大家听到的那一个不平凡的故事背后可能是99个非常平凡的故事。在这个行业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些理想主义是真的，但是我们不需要有光环感的人。我们的确是在帮助和关爱弱势群体，但是这种帮助与关爱是平等的，并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上对下的一种关怀。我们的工作内容也没有什么光环感。我们的创始人到了农村，上山下地，根本不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救星的角色，只恨不得农民都是他的兄弟，这样他就能切实地去体会农民的困难，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做这份工作，是因为坚信它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能推动公平与正义，并不是为了个人的满足。
在机构文化的潜移默化下，我觉得自己的思维习惯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我不久前刚生了孩子，接触到许多和育儿相关的信息。当我发现基本上所有的文章和广告都在告诉我妈妈应该怎么样时，我就会很敏感地想为什么都是在说妈妈呢？为什么不说是爸爸呢？每天中午的餐桌上，我和同事们也会积极地讨论女性权益、社会责任等话题。
在生活中，我会力所能及地去践行环保理念。我现在已经不开车上班了。在办公室，我们会有意识地减少纸张和水电的使用。
在机构的这些年，我没有光环感，只是在每一天里都觉得自己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好的人。这是我在这里工作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