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为作者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成都年会上的发言。）
在坐各位，应该大部分都有被卷入今年的99公益日，也一定有人欢喜有人愁。今年的99，对很多人来说，厌恶感、失落感、稀缺感快速上升，关键是，曾经的99公益让众多草根公益组织看到与公募基金会“回到同一条起跑线”，而今年的99让人重新感到一个强弱分明的金字塔等级。
99公益日一脚踹开了一个时代的大门，这个时代就是公益行动向公众筹款的时代，所谓后99时代，一方面是对99公益日而言，它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而明天它将变成在这个时代里其中一个竞争者，另一方面是对基金会而言，在筹资更多样的时代中，原来属于资源纽带的基金会需要重新定位自己。
99公益日因为它规模的庞大和时间的集中，让目前公益资本的资源分配方式有了一个最戏剧性的呈现。它基本上符合以GDP为本、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而反思这种方式，是为了看在已经到来的明天里我们是否有更宽的路可走，为了追问公益在社会中到底沿袭了什么价值、又要创造什么价值。
这个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通过制造和强化稀缺感激发竞争。把一大群公益行动本来分散的筹资需要、筹资渠道、和筹资时间集合到一个极短的时间点，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稀缺，尤其是公众注意力的稀缺和配捐资金的稀缺，这种稀缺直接助推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地让“筹款”变成“抢钱”。
第二个特点是，基于这个竞争设立的激励政策围绕的标准是资金量。谁体量大、谁筹款高，谁就能获得更多补贴和渠道，今年还有“惊喜时刻”奖励，筹款最高的机构可以获得更多的捐款奖励。
第三个特点是，透过一系列玩法、攻略，在文化上塑造了一个“成功的榜样”：漂亮的筹款数字、漂亮的企业和名人合作（最终还是筹款额度），这个叙事透过链条上各类机构的相互加强，成为了99的支配性叙事，这种叙事跟市场经济下“成功就是要富有”非常相似。
那这种模式背后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它又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这个模式是结果导向的，也就是说胜者为王。但这个看似公平的游戏，其实在起点上很不公正，且不说参与的机构的起点差异很大；（试想，试问一个公募基金会和一个草根NGO，哪个更有条件获得一个4A广告公司的支持做出漂亮的广告、或者一个明星的支持作出粉丝活动？）在议题层面，不同的议题的公众教育成本也有很大差异，例如，与为孩子捐个书包比起来，为城市流动人口维权显然要花更长时间来建立认知，但谁能说山区孩子缺衣少书，跟她们的父辈在城市被剥削无关？第三是地域差异，全国性的或基于大城市的筹资就有着更好的筹资基础。这些差异固然是客观存在且无法抹平的，但问题在于在政策、算法上并无任何对此的补偿性设置，反而是维系和加大了这个差异造成的结果的差异。这一点，在“陈耕书的《再谈“99公益日”，远远不只是技术问题》有更详细的论述。
第二，规模导向，简单来说就是“更多、更大就是更好。” 但是在这个时间和注意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实现规模就意味着牺牲很多其他同样重要的事情。要在这么短时间内让更大范围的人知道，人们就不得不把信心简单化、碎片化、营销化，参与在其中的组织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要让人们花时间达到理性认同、还是基于感情冲动去行动？但它有可能跟行动者所认知到的事实的复杂性相悖的、也跟一些组织所坚持的工作伦理是相悖的。
第三，控制导向。当一个平台自身大到一定程度，平台自身的利益就变成一个绕不过的点。99也不例外，平台选择主推一些自带流量和影响力的机构并为其背书，对体量小、可能存在风险的机构项目（但它有可能是前沿的、小众的、探索性的）则保持“中立”（至少没有出现“随机推送”这个选项），这与其说是对好公益的选择，倒不如说是平台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和风险规避的一个自然选择。
但这种以结果论英雄、刺激规模、实现可控的模式，不正是我们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么？而下一个三十年去解决这个模式衍生的（很多都是基于分配的不公）诸多社会问题，不正是“公益界”的历史使命么？那我们能沿用这个制造问题的分配逻辑来解决问题吗？
我们今天说价值的话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产生什么（经济）价值，而是对行动背后的价值观的审视、选择，甚至超越。而如果说在后99时代基金会对于公益行动有什么不可或缺之处，也许就是它具有的超越主流价值观的潜力。基金会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资本，它基于某个人或某群人的信念而生，它可以关注特定地区或特定问题，追求特定价值、文化和社会形态，甚至只是关心特定工作手法的普及，因此它本身就是多元价值的温床。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要真正在价值上创新，还是要从行动方式上超越主流的价值观。
首先，从完全的结果导向转为更加注重过程。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问题本身是高度复杂和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结果只不过是连续动态过程中的其中一个断面。因此我们眼睛不能只盯着某个时刻的数字，还需要看到过程是否正当、是否产生新问题；我们需从注重对某一刻的成效评估，扩大到关注行动者的问题意识、学习能力、和多方合作的场域的建设。
其次，从关注规模到关注新社会关系的建立，包括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赋能和协作。今天我们对“参与”的关注是有多少人参与了我的活动和服务，而下一步更需要考虑的是有多少人能够为与自己有关的公共事务做决定、怎样做决定、人们的自主性能否得到增强。它意味着基金会的关注点下沉到社区/社群自身、这种下沉也意味着我们关注的议题将深入到（尤其是目前主流所忽视的）社会公正、边缘群体权益、公民有效结社和参与社会治理等层面。
第三，资助者和行动者（和受益者）从控制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无论是关注过程、还是关注新社会关系到建立，背后都意味着一线行动者自下而上的行动变得更关键、而行动者也应该在决策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上获得更大的权重，而基金会若要有效地介入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应该和行动者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这两个词底下包含的内容很多，可参阅敝机构旧文《伙伴型文化VS支配型文化：我们为什么做协作》。但此处仅说两个方面。从纵向上看，资本需要把自己的权力关系放对，明白到它仅仅是实现变革的其中一个要素，而且往往也是制造问题的根源，它最适合的是作为创造改变者的助力，而不是对她们实施的控制和管理；从横向上看，基金会处在公益行动和公众资源两者之间，在这个生态位上，基金会的伙伴角色有很重要的部分是为行动者分摊风险成本（支持其试错）和解释成本（向公众传递和解释相关议题）。在公益公众筹款时代，最后一点尤其是中小型基金会的独特价值所在。
后99时代，到底基金会要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中跟一线的NGO抢钱，还是通过自身的枢纽作用来灌溉这些种子让它茁壮成长，可能只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层面。另一面是，到底这些公益资本是在固化社会主流的价值和资源分配模式，还是与NGO结成同盟去创造新的价值、去推动新的分配模式？这也许是更深一层的选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