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在北京隆重开幕。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接受了《人民政协报》记者的专访，对十九大报告中，与公益慈善领域相关的内容做出了专业解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处提到与公益慈善领域相关的内容。其中指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教育是公益组织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意味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何让乡村教育享有优质资源进而实现飞速发展？
王振耀院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意味着将其提到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多年来，我国在义务教育方面推进的速度很快，根据国际经验，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推动教育公平涉及许多具体的事情。比如免费午餐，中央安排资金解决了几百个贫困县的孩子们的吃饭问题，但是在富裕地区也应该普及免费午餐。这些具体事情的解决关系到义务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第二，基础设施方面，目前硬件建设很不错，但关爱孩子的一些细腻之处仍未到位。举个例子，比如学校厕所没有厕纸的问题，导致孩子们为了不上厕所而憋着，长此以往必然会催生出慢性病。如何达到教育公平？我想还应在细腻之处更多地关爱孩子。
第三，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公共管理体系的改变。应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社会工作领域发展问题等方面入手，逐步提升和改善基层教育体系、城乡教育体系。
公益组织在此方面如何发挥作用？
王振耀院长：目前公益组织投入资源最多的领域就是教育领域。我认为，下一步应建立社会与教育体系对接的机制，让更多公益项目发挥作用。比如，爱心人士投了很多资金建设爱心书屋，如果与学校对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我们的教育系统应提供对接平台，与公益慈善组织、慈善家实现有效对接，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难以覆盖之处，形成网络化的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政策的进一步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在您看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这4个方面的制度建设重点在哪里？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系服务体系的建设，又需要重点在哪些方面做出部署？
王振耀院长：我认为，这4项制度都是国家稳定的基本制度，每个领域的重点都不一样。
社会救助制度方面，要强调“广覆盖”，同时要把“保基本”做扎实。改革开放至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案性质的矛盾，因而社会救助不应“一刀切”，制度设计层面应给地方政府的处理留下可以操作的空间。
社会福利方面需要的是“填空白”，其挑战在于制度转型。如果说社会救助对应的是贫困人口，社会福利对应的就是所有人。一些社会问题的应对，比如残疾人、养老问题等，已经从贫困救助上升到对困难人口的照料，因而制度也应该转型，填补某些领域的空白。
慈善事业的制度化建设，应重点落实慈善法，突破原有的体制、思想和障碍，建立现代化制度体系。比如，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当地人均工资水平两倍的政策已不合时宜，慈善组织税收优惠政策难以落实的问题需要解决，基金会年度支出比例规定过高的规定需要改变，等等。
包括优抚安置在内，这4项基本制度提升的空间比较大，应逐步完善。
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服务体系建设面临较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我们的社会工作队伍建设仍然较为落后。以养老服务为例，我国社工培训体系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一些养老服务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养老服务、护理为专业的学校数量远超我们，这方面我们仍然处在起步阶段。
总而言之，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服务体系的建设，应特别注重专业人才培养、专业服务供给，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之余，也需要在整体上进行制度与福利，完善社会工作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坚持大扶贫格局，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目前，我国扶贫事业已进入攻坚阶段，您如何理解“大扶贫格局”？在精准扶贫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数字扶贫”等不良现象，如何才能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王振耀院长：关于“大扶贫”，报告中已经提出要求。我认为，其中有3个方面的重点。
第一，实现“脱真贫、真脱贫”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它需要低保、医疗救助、社会救助的加入，提供体系性的保障。
第二，我国扶贫事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国家确定贫困县和贫困区域，又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攻坚，吸引众多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组织参与其中，建立了一个中央统一领导下的网络化社会资源动用体系。
第三，在顶层设计上，将资金投向、项目安排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因此扶贫不光要解决吃饭问题，还要解决发展的问题，比如企业的发展、教育的提升等。
如何确保“脱真贫、真脱贫”？首先，要看扶贫是不是有制度保障，先查底线，有了制度保障的底线才能谈扶贫效果。
其次，要看是否精准，制度落实了、体系建立了、机制运转了才是真扶贫。老百姓的低保落实了，大病救助落实了，中央与地方各级的投入以及社会力量都进来了，才谈得上精准扶贫。
再者，扶贫不仅要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还应注重提升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现更好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四化”应如何解读？
王振耀院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十九大又提出这“四化”，我认为这是我国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方面摸索出来的一套成型的经验。“四化”划定了整个社会治理体系未来的方向，是一个基本定调。“社会化”意味着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不是政府唱“独角戏”，社会力量包括公益慈善组织也可以广泛参与；“法治化”意味着社会治理不是随意行为，而是有法治保障的体系；“智能化”意味着采用高科技的技术手段进行社会治理；“专业化”强调提升社会治理的专业水平。社会问题十分复杂，需求千差万别，应对某一类需求，应提供专业化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好。总体而言，我认为党中央提的“四化”，对世界各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都有借鉴意义和引领作用。
王振耀院长：我认为，中央的布局非常重要。社会各界如何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应该通过组织化把大家的意见系统化起来，最终才能形成有效、有序的参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作用非常大，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组织在未来大有可为，因为社会组织能反映社会不同的意见。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社会治理体系都是政府的事，在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等多个方面，社会组织都应积极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大量的社会问题往往是个性化的问题，社会组织要提供服务，就应该加强自身建设，能够真正地承担起自身的职责和任务。
此外，我认为在社区层面应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与社会组织的联系。一些地区已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比如深圳市的社区每年可申请200万元“民生微实事”经费，这种做法对将来的财政结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都有好处，也有利于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