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为作者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成都年会上的发言。）
社区基金会目前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在过去2年左右的时间里，上海成立了将近60家社区基金会，深圳约30家，南京约10家，关于未来都是说要在街镇层面实现社区基金会的全覆盖。此外包括北京、成都等地，也有类似的提法；而中办、国办今年《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也将“设立社区基金会”作为推荐方案，俨然社区基金未来将成为社区的标配，形式一片大好。
但是现实情况并不理想。以上海为例，全上海共有214个街镇，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全力推进下，迄今仍然只有不到30%的街镇成立了社区基金会；上海如此，全国338个普通地市的情况可想而知。
运动式地推进，但很多结构性和要素性的东西并没有到位，导致当前绝大部分的社区基金会仍然属于“拿政府的钱、用政府的人、办政府的事”的形式化存在，其“社区所有”性质，远过于“服务社区”的发生，根本发挥不出预期作用。风口过后，社区基金会能不能有效落地，成为这个社会真正的基础建设，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需要考虑。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得理解，国家为什么要推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政府成立社区基金会最直接的目标是想通过社会化、专业化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区自治；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要将传统上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从国家端转到社会端，提高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
其具体做法是：先以直接服务老百姓的街镇社区为重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将相关的工作内容和经费释放给社会；同时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发展可以有效承接相关事务的工作主体，包括：民间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官办社会组织脱钩，事业单位改革，村委会居委会的法人化登记等等，其中也包括成立社区基金会。
但社区基金会发展的不如人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功能角色的错位：
传统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属于一种行政行为，有着一套固有的玩法；而现在基层购买社会服务，事实上形成了无数微型的区域经济。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转，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行政逻辑主导下的社区基金会，微观上很难满足基层社区的现实需求，从而缺少发展的内在动力，进而也就导致地方上很难规模化推进。
因此，想让社区基金会有效发挥作用，政府和行业都需要将调整思维和做法，将社会基金会的角色定位从“行政配套”转变为“经济枢纽”。
怎么理解经济枢纽？首先我们可以把由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视为广义现代服务业一部分，这其中包括了很多的垂直细分领域，每个领域的有效运作，都需要有中间主体来发挥诸如：行业研究、项目设计、招投标、监理评估等产业功能。
同时由于社会公益领域存在经济上的特殊性：比如普遍的购买力不足（预算偏低），服务费用无法按期支付，研发、交易、合规等间接成本缺少资金支持等，这又需要一些金融工具和机制的支持。
还有很多经营管理上更具体的问题，这些都是经济范畴的问题，需要按照经济规律来开展工作才能形成内生动力、确保可持续发展。而社区基金会,可能是现阶段解决前诉问题，相对比较可能发挥作用的工作主体和工作机制。
如果在政府和行业的共同努力下，社区基金会能将经济枢纽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不管对于老百姓幸福感的提升、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对于公益行业的发展，都将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当然，前面描述的是理想状态，不会很快实现。政策到位、产业生态形成、行业主体成长都需要时间，预计需要短则3-5年，长则5-10年的过渡期。至于这一阶段是长是短，效果是好是坏，除了政府之外，在座的基金会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社区基金会只是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新发展规划，同时报告第五部分到第九部分提出了大量关于社会发展的工作目标，尤其在第八部分关于“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一部分。这些政策都将在未来若干年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最快在明年两会我们就可以看到各地出台的一些具体举措，空间和力度都将非常巨大。
工作要推进，但是政府并没有准备好，他们面临着很多如能力、资源、制度、观念上的约束，只靠自己是很难调整得到位的，需要各方面的参与和支持；基金会作为行业资源的集聚地，不应该只是被动的作为政府的管理对象，而完全可以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基于我们的能力和资源，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去帮助、支持、以及推动政府把相关工作做得更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大有可为。
我们总在报怨政府只把我们当伙计，而不把我们当伙伴，但从伙计到伙伴，从来都不是等来的，也不是骂来的，是要靠我们的行动和价值争取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