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补习班广告”包围的小学生
自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新一轮减负令以来，我听到的多是缺乏信心的疑问：这回真的能减下来吗？就像对房价的困惑那样。因为毕竟减了几十年了，却是一个越减越重的结果。
孰料，这几天舆情大反转，两会期间，《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以下简称《不要减负》）的网文刷屏，言之切切，一片忧国忧民之情。感觉怎么与我们那么不同，似乎不见天日、拼命刷题的教育竟然如此美好，一旦改变，民族的命运、国家精英将毁于一旦！
想来作者一定是“牛蛙”的牛爸，说的是他们“蛙圈”的心里话。细看此文，感到逻辑凌乱，杂糅着几个并不相同的问题，试着分别加以澄清。
首先是下午三点半后的学生的托管问题。
现在的做法，取消了公办学校原先的托管服务，从而为课外培训机构敞开了大门。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学校为什么不能把小学生的在校时间填满。在美国，大约是下午2点左右放学；在德国，小学全部实行上午半天上课。在台湾，小学低年级半天上学，三四年级每周有三个下午不上课，五六年级每周一个下午不上课。
这里涉及的教育理念，如一位美国校长所说，学校只能对大多数学生提供共同的、基本的教育，学生的个性发展、兴趣爱好等等，必须靠家庭教育，因此，学校需要为家庭教育留出必要的时间。
这当然增加了上班的家长的不便。因此德国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恢复全日制教学（下午主要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国内的家长以双职工为主，学生下午课后的照料和服务问题就更加突出。但这一具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尝试，实行弹性的接送时间。
北京市是按生均800元的标准购买社会服务，将文艺团体、培训机构等引入学校开展课外活动。家长同时关心的是学校组织的课后服务，既包括发展兴趣爱好的社团活动，也包括让孩子在学校看书、做作业的照料看护；还可以组织面向学困生的“补救教育”，帮助他们巩固和补习学业。
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学生在进行课后足球训练。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措施，这种“补救教育”是由政府的专款、聘专门教师进行的。由学校老师组织开展课后服务的好处是方便安全又更为便宜，全部问题是卡在收费上，因为治理“乱收费”，从而成为无米之炊。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落实学校自主权，让学校自己决定怎么做，用多种方式满足家长的实际需求；二是要解放思想，打破在经费使用上的清规戒律，不要把学校视为行政机关来管理，激励学校做好事，把好事做好。
教育不仅仅是学校和家庭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李一诺说回到北京，最怀念美国的，是几乎所有孩子可以低成本享受到的资源：无处不在的社区图书馆，各种儿童博物馆，和几乎所有成人博物馆都有的儿童项目。
美国每个几万人的小城市，都有藏书极其丰富的公共图书馆和给孩子的阅读项目，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而中国几乎还不存在。
儿童博物馆是儿童教育极其有效的资源。根据美国博物馆协会的数据，截止 2014 年，美国共有 35144 家博物馆，其中 350 家是儿童博物馆，占世界儿童博物馆总数的70%。同年美国有 6206 万儿童，即平均每 20 万儿童就有一家博物馆，每一个小城市，都有一个自己的博物馆。
美国科尔儿童博物馆
而且，美国多数面向成人的博物馆都有公众教育服务部门。在过去 5 年中，美国 70% 的博物馆增设了面向学生和教师的服务，其中 88% 的博物馆开展了针对幼儿的教育项目。
中国的数据是怎样的呢？中国博物馆 2014 年登记总数是 3660 家，而专门针对儿童的博物馆只有3家，而中国有3亿儿童！
《不要减负》提出的其它论据，如私立教育机构不断膨胀，家庭补课负担剧增，年轻父母疲于奔命，对底层孩子的不公等等，正是恶性补习教育、学业负担过重的后果，是应当减负、而不是不应当减负的理由。
看来他所理解的减负，是指学校卸责，把学生推向社会、开展课外补习。这种理解和担心是有误的。
其实，这一轮减负措施首先是整顿教育培训机构，治理恶性的社会培训。因而，正确的提问应当是那些虎妈狼爸的特殊需求应该如何满足？教育培训机构真的会善罢甘休吗？对培训机构的整治，会不会清理了小乱差，强化了行业集中度，从而使培训机构的收费更高？
这种担心显然不是多余的。因为资本凶猛，那些品牌化的培训机构主要不是对学生、而是对资本和利润负责。这是我们需要提防预备的下一回合。
此外，《不要减负》拿日本告别“宽松教育”说事。因为是“隔岸观火”，如何评价日本教育的成败，是最不容易说清的。
日本90年代实行的宽松教育政策，是对80年代严重的“考试地狱”、“教育荒废”的治理。教育荒废表现为儿童恶作剧、自杀、逃学、行为不良、校内暴力、家庭暴力、激烈的考试竞争、学历主义、问题教师、体罚学生，教育效能降低、教育信心失落等多种负面教育现象。
1986年，日本临教审发布的《咨询报告》的论述，指出“以阴险的欺侮、校园暴力、青少年行为不良为代表的教育荒废，是儿童心灵的荒废，它隐藏着与儿童人格崩溃相关联的危险；”“问题的本质是儿童感到在现在的家庭、学校和社会中，人的尊严、价值、个性没有得到尊重，心灵处于种种重压之下。”
日本学校严重的教育荒废现象成为社会公害，引起全民声讨，才有针对考试地狱与教育荒废现象所做的种种改革。
针对教育荒废现象，日本政府把道德教育放在主导地位，不断改革考试制度，积极推进评价方式多元化。
1996年，日本实施《学社融合推进计划》，以学校为核心，与家庭和社区合作构建教育网络，以抵制有害环境对青少年的不利影响。1999年起，取消公立学校的初中升学考试，实施初高中一贯制。2000年4月起实行每周五日学习制，修改教学大纲，将现有的教育课程内容削减30%左右，增加选修课的比重，并设置跨学科的综合性学习时间，等等。
日本是个危机感很重的民族，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地讨论和改革教育。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新世纪以来，日本社会对“宽松教育”的批评日益高涨，争论不休。但争论的双方，都认同当年实行“宽松教育”的目标，即改变知识灌输、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等“新学力”；都认为改革效果不彰的原因之一，是中高考仍然只重视书本知识的掌握，学生的“新学力”无法得到认可。同时，实施“宽松教育”客观上带来了不同社会阶层学生之间的学力差异扩大。
但社会对“宽松教育”的强烈反弹，认为改革失败最直接的原因，是PISA测试结果下降。
PISA2000的第一次测试，日本排名数学第一，科学第二，阅读第八。PISA2003的结果，日本成绩大幅下滑，数学从第一下滑到第六，阅读从第八下滑到第十四，科学依然第二。
PISA2012，日本数学、阅读、科学的排名分别为第七、第四、第五。PISA2015，分别为第五、第八、第二，但总成绩已经位居第二。可以对比的是2015年中国台北队名列第四，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组成的中国大陆联队列第十。
PISA2015测试数据
2016年5月，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宣布将于2020年度之后实施新的“学习指导要领”，重新增加学校课程的课时和内容，显示告别“宽松教育”。然而，还没怎么去宽松化呢，PISA2015日本就恢复为世界第二了；中国也还没怎么减负呢，PISA就成为世界第十了。可见，如同各种排名一样，夸大PISA测试的功效，以此来评价国民学力是不太靠谱的。
以中国的PISA成绩为例，PISA2012上海代表中国第一次参评，获得第一，但同时还获得了另外一个世界第一：学习时间最长。平均每周课外作业时间13.8小时，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达17小时左右，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作为比较，港澳台的课外学习时间约为上海的一半，日本仅为上海的1/3。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上海的教育质量？
PISA2012数据，各国（地区）15岁学生每周课外学习时间
阿凡提《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数据
推文中认为近年来教育减负“已经出现了负面后果”的举例，是中国奥赛队已经丧失了优势。叫停小学生奥数会降低中国教育的水平吗？事实究竟如何？
最近，长期担任中国奥数国家队领队、教练的华东师大熊斌教授说，这几年我国高中生参加国际奥数的成绩，一队6人可以拿到4-5枚金牌，稳居世界前三，但总分第一却有所旁落，被美国和韩国占据。
原因主要是在高中数学教育领域里，美国和韩国比我们更重视精英教育；我们过于发展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奥数热，一旦拿到了高中招生的“敲门砖”，不少孩子的数学兴趣就一下丧失了。这正是在小学阶段功利化的提前教育、过度教育的后果。其实不仅在数学领域，包括在艺术领域，许多为人瞩目的神童长大后不知去向，大多到华尔街赚钱去了。
所以，如何评价教育的好坏，是比较专门的事。如果仅以金牌为评价，可以再举个日本的例子。
自进入新世纪至2016年，已有17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几乎一年一个。那么，日本的国民学力和学术竞争力真的很差吗？当然，有人说他们大多是宽松教育之前严格教育的结果，那么我们不妨再接着看后续的表现，我相信这一趋势不会改变。
因为诺奖的获得与否，主要取决于大学教育和基础科研的体系制度，与中小学教育相对遥远。如果说有某种联系的话，那就是在中小学时没有过多地磨灭他们的求知欲、好奇心和想象力，这不就是宽松教育所追求的吗？曾任日本教育课程审议会会长、力主宽松教育的三浦朱门，主张通过宽松教育实现在多数普通人中选出少数精英，一方面重点培养精英人才，另一方面培养普通国民真诚直率的精神。
联想到美国国民的数学能力那么差，英国的政治家答不出7乘9等于多少，但仍然保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其背后的教育理念和制度安排，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吗？
由于日本告别宽松教育，舆论对“快乐教育”的声讨也应声而起，认为日本的减负失败是前车之鉴，我们怎能还往坑里跳。其实，中国和日本处在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人家已经走出“考试地狱”了，可能有点“矫枉过正”；我们则还在“教育荒废”中不能自拔！就在几天前，刚开学不久，又传来四川广元和浙江湖州各有2名学生自杀的噩耗。
我们已经在“坑”底了，还往哪里跳？
因此，国人对“快乐教育”的不同评价，背后是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理念的云泥之别。
义务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奠基社会公平，是面向每一个国民的保障性、公益性的基本教育，而不是实行选拔、竞争、淘汰，培养少数尖子的教育。当前的教育减负，主要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改变小学阶段的恶性竞争。
一个没有快乐童年、没有健康、没有自我的人生终将是暗淡无光的，哪怕长大后他有学历、有房有车。
关键在于，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时代，孩子们将要进入的世界正在快速地改变，我们熟悉的职业、工作岗位正在快速地消失。他们需要全新的视野、思维、素养和能力。我们需要尽快超越“教育工厂”培养考试机器的陈旧模式，开创面向未来的教育。
如果家长们依然在“为你好”的名义下捆绑和威逼孩子，让他们昏天黑地、披头散发地刷题，他们真的会有美好未来吗？
一位国际学校的校长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大学质疑中国学生的AP（大学先修课程）成绩，甚至拒绝过高过多的AP成绩。并不是质疑它的真实性，而是质疑“这些母语非英语的孩子竟然能把美国大学的课程考出这么好的成绩，那么，他们究竟错过了什么？”
这就是真正的教育之问！因为他们发现从中国招到不少书面成绩很好的孩子，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全能通才的优秀学生，而只是被严格训练过的精良的考试机器。他们只学会了一件事情——考试，而在课堂分享、口头报告、学术写作上，都暴露出了致命的缺陷，在大学反而表现出更不适应。
这位校长的观察令人心寒。“大部分中国高中生的气质是不符合他们年龄特质的：排名靠后的学生眼神里满是愤世嫉俗的绝望，成绩中游的学生每日喝着鸡精打着鸡血但身形体态中都透着黑矿里童工般的疲惫，即使是那些所谓不进北大誓不罢休的‘好学生’，眼神里那种不计代价的决绝有时候也让我脊骨发冷。”在他们的身后，都有一位甘愿为孩子砸锅卖铁、自我牺牲的家长。
这位校长说，研究证明，决定学习效能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老师好坏、不是学校排名、而是学习动机。现在无论哪个年龄段，学生们既不是为求知而学习，也不是为兴趣而学习，更不是为了理想在学习，只是为了在下一个学段争夺稀缺的教育资源，为了过上大人们替我们定义的“幸福”生活。一个孩子说：“我妈不爱我，她只是为我好，但所有她希望给我的东西，我都不想要。”
就治理补课而言，韩国的经验值得特别重视。韩国课业负担、补习教育的恶名闻名于世。韩国媒体报道，在OECD成员国中，韩国学生的幸福感最低，学习压力最大，自杀率也最高。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韩国推行教育平准化政策，均衡学校发展，实行就近入学，并立法严禁课外补习，但收效不大。此后重新使补习教育合法化，通过多种改革疏通开源，提升教育品质。由于平准化政策无视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差异，1999年韩国制定《英才教育振兴法》，以发掘优秀人才的潜能，满足优秀学生的需求。
“英才教育”并不是在课堂中知识灌输的“应试教育”，而是在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社会实践等场所以非传统方式进行。面向多数学生的平准化政策与面向优秀学生的“英才教育”并行不悖，有效提升了基础教育质量。2004年，出台降低私立教育费用政策，帮助家境贫寒而刻苦努力的学生升入理想大学。2008年，出台减轻“学院”（培训机构）费用方案，监管和降低培训收费。
在韩国首尔的一所学校，老师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重建高中教育，建设多样化的高中体系。新世纪以来，韩国实施“高中多样化300工程”，其“特殊目的高中”包括外语高中、国际高中、科学高中、艺术高中、体育高中、达人高中等等，并将缺乏吸引力的职业高中打造成炫酷的特色高中，包括动漫，影像制作，翻译，珠宝工艺，网络，多媒体，高尔夫，设计，陶艺，马术等等，从而因材施教，帮助大多数学生放飞梦想。
2013 年 3 月，韩国提出了未来教育的规划和理想：实现“幸福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以初中“自由学期制”的改革为重点，在初一、初二的一个学期取消期中和期末考试，实施灵活弹性的教育课程，提供多种社会实践和职业体验 ，职业探索活动、学生社团活动、艺术体育活动，帮助学生探索自我，激发学习动机。
2015年，韩国改革高中入学制度，改革精英高中以笔试为主的评价模式，实施更为多元的招生模式，更加注重学生学习动机和兴趣，力求多方面考察学生的能力和发展潜力。同时，建立“先就业、后学习”制度，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可见，解决好减负的问题、真正重大的挑战还不是3点半后的课后服务，而是我们如何从应试教育突围！
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其核心的是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办学校品质的提升改善，需要确立与时代相符的教育目标，构建多样化的学校体系和评价制度，首先是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让他们每天多睡一小时，每天多玩一小时。
显然，这是一场应当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持久战，我们必须将减负进行到底。因为，有什么样的儿童，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王蔚 叫停数学竞赛会抑制特长生吗？新民晚报，2018年3月6日。
[2]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2018。
本文作者：杨东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