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原中国妇女报记者，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协作者）创始人，2015年，荣获民政部首批“全国社会工作专业领军人才”称号。2003年协作者成立以来，从关注农民工、流动儿童、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的草根机构开始，逐步发展成集服务、倡导、支持为一体综合性的典范机构，行业里，揽誉无数——“中国社会创新奖”，被评为市级5A社会组织，被民政部授予首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并召开了四届全国性研讨会，正式编辑出版了9本图书，创新出促进社会平等对话的社会工作倡导模式。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创始人李涛。
由资深媒体人转型为公益机构负责人，15年来，李涛促使机构阶梯式发展。过程中，各种饶有趣味的经历也可商可讨——当机构有机会全国规模化的时候，他脚踩刹车，调整跑道；机构70%都是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但他“从不主动上门要项目”，保持着“说不的权利和能力”，致力于推动政府“建立公平开放的购买服务体系”……
多年来，李涛一直对行业保持着冷静洞察，在“人人参与公益”的多元态势下，他看到公益的“一元化”危险；在越来越多的资本注入公益时，他发现利己主义倾向抬头……
15年来，李涛坚守着他的“理想图”，但如果要放弃公益事业，“从来没想过”。
协作者能够持续发展15年，原因是尊重常识
新华公益：15年前，为什么用“协作者”这个名字创办机构？
李涛：我觉得公益最根本是公众参与，但农民工、困境儿童等边缘人群缺少参与的机会和渠道，我们办协作者推动参与，提高边缘群体的参与能力，所以叫协作者。
新华公益：这个名字很超前，协作而不是单纯给予。
李涛：其实一点都不超前，15年来，协作者能够持续发展的原因在于尊重常识，注重不同阶层的参与，这本来就是平等发展、公益倡导的核心价值。15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看感觉超前，只能说我们的公益的发展越来越违背一些常识，这是我们要警醒的。
新华公益：15年发展历程，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李涛：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开始的初创期，我们希望把服务与倡导结合。当时国内社会组织的服务多以直接服务为主。我们觉得流动人口问题是社会转型的重要问题，所以要有系统性的介入视角，这是社会工作中的社会系统理论，所以我们决定在第一个阶段找到适用于本土的方法。因为社会工作来自西方，本土经验薄弱，但我们必须把这个方法在本土情景下整合成一个系统，把微观服务与宏观倡导结合起来。到了2006年，整合完成，我们把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相结合。直接服务就是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间接服务就是倡导，不是为这个人群直接服务，而是为了推动环境的改变，间接服务这个人群。
2007年进入第二阶段，我们开始推广复制系统方法，去检验它。推广复制的目的就是在那些社会组织发展相对薄弱，同时又是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及地区，一是看这些方法模式能不能活下来，二是能不能带动当地的服务，所以选择了南京、珠海，并分别在属地成立协作者。到了2010年，这些模式在两个城市中都存活了，协作者开始考虑怎么以更快的方式传播推广给大家，所以到2010年制定了第三个战略规划：在服务倡导的基础上向支持型方向转型，为更多社会组织提供支持。
2010年我们协助北京市民政局对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牵引和带动了全市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体系的建设。也是那一年，支持型组织就确立了。以前大家认为协作者只是服务农民工，后来大家知道协作者还提供专业支持，服务、倡导、支持三位一体的战略体系构建完成。
去年，我们构建了第四个战略规划，就是把协作者打造成一个全面支持草根伙伴发展的平台，支持缺少机会的边缘人群参与公益。在组织层面我们希望为那些扎根在社区的人，提供更多专业支持，这是我们长期发展的方向。我们准备打造服务草根的公益学院，系统培育公益从业者，指标是我们培养完的人会终生从事公益。
新华公益：协作者进入南京、珠海比较早，对当地公益组织的发展有没有带动或孵化的作用？
李涛：作用很大。比如江苏省民政厅带着干部来调研访问，让南京认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出台各种政策来发展社会组织；珠海也是一样，当时只有我们一家；现在有好几个省邀请我们去带动当地的建设，我们提供技术整合资源，他们出人员让我们培养，这是未来协作者的方式，因为我们认为必须培育本地的内生力量，提升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协作者已经为全国各地的30000多名政府干部、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负责人等开展专业培训，并培育出包括救助对象在内的3000多名志愿者。
新华公益：协作者的前期铺垫及专业能力已经有规模化的“趋势”了，可以寻找在全国多个城市实现规模化，为什么只选择北京、南京、珠海、青岛四个城市?
李涛：可以规模化，但这跟我们的策略不完全相符，公益领域的规模化并不是自己开连锁，不是企业的跑马占地，搞垄断，这恰恰是违背公益的初衷的。协作者是探索可推广的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技术，进而无条件开放技术，让包括服务对象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有能力解决问题，参与社会发展，而非让服务人群永远依赖你的组织和技术。因此，我们不是占市场，不是非要让协作者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而是用最经济而专业的方式，把技术总结出来，再开放出去。所以，你看协作者的公众号和网站，我们把每一次活动都最大化的公开技术细节，而非简单的宣传消息，15年如一日，这是需要很大的精力投入的，并且把15年的核心项目结集出版《从微观到宏观》，目的就是和公益同仁共享技术。
协作者大力培养公益人才，为弱势群体提供机会
新华公益：回到协作者办学计划，协作者要办类似湖畔大学这样的学校么？什么样的人能参与到学校或学习中？
李涛：我们不希望公益只是少数精英的奢侈品，我们培训的目标人群是缺乏公益学习资源和机会的弱势青少年。第一年重点做实务，目标是学习一年后能在任何一个组织机构中上手。第二年是项目化的介入，学习服务体系的构建，在一个机构里不光能做服务，还能带团队。第三年是学习创建团体，与政府和企业等方方面面建立关系。现在，我们正处于紧张的设计阶段，团队骨干已经去国外学习经验，五年内，你会看到这个项目带来的积极变化。
李涛：是的。
新华公益：这种专业知识是来自协作者15年的经验，还是？
李涛：15年实务经验是核心，但有限的时间里教不完全部的知识，所以我们设计课程有个原则，教非学不可的知识，学以致用的知识。我们设计课程、评价体系、招生都有务实的设计。
记者：能展开说一下这些经验吗？
李涛：第一，真正的学习首先是完善自我，是自我的疗愈、完善、发展，真正的成长是发现一个未知的我，这才是人性化的学习。我们将学习和培训视为自我服务和服务社会的过程，所以协作者没有创新，我们只是用人性的心试图将人还原为人；第二，对人的培养不要做工业化批量生产。我们的学员的评价指标不是考了多少分，而是终生投身公益。我有信心让他们90%以上终生投入公益。
北京协作者向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同仁介绍组织发展经验和专业服务经验。
政府购买服务，公益机构要有说“不”的能力
新华公益：协作者而言，政府购买服务占主要营收板块？
李涛：政府购买的确较多，去年占70%，我们正在逐步多元化。
新华公益：十五年历程中，政府关系重要吗？
李涛：非常重要。此前我们在推政社（社会组织）合作，有很多人反对，政府是业务主管单位，是管理方，怎么可能合作？我们虽然是不同单位，在公共管理方面政府是管理者，但是在解决社会问题、服务民生上，我们是合作伙伴，是平等的。什么是购买？买方和卖方一定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一个出钱，一个出技术，共同服务民生，（这）不是为政府服务的，而是为我们的大老板服务的，大老板是老百姓。
政府本身也是社会组织重要的服务对象，我们要协助政府转变传统的工作方法和理念，最好的方式就是合作，但前提是可以不合作。在处理政府关系上，协作者的一个原则就是，努力争取积极的合作，但前提是有说“不”的能力和权利。因为只有各自独立各自归位，优势互补，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
要有自己清晰的使命定位和战略规划，至少一年下来有70%的项目是机构的使命定位决定的，但也允许30%左右是不得不做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新华公益：未来政府购买会越来越多，依据你的经验，如何处理政府关系？
李涛：第一，要知道合作不是目的，合作只是一个手段，这个手段是为了更好地达成目的。每一个机构的目标不一样，但根本目的都是服务好我们的服务人群，更好地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千万不要只是为了拿到更多资源、为了建立关系而跟政府合作。
第二，社会组织在合作之前要有自己的规划，明确需求和目的再谈合作，不然只是被牵着鼻子走。
第三，合作一定要开放。要有开放的胸怀和态度，社会组织存在的根本价值是促进社会合作而不是对抗。
第四，合作要有原则。协作者的底线原则是不能出卖服务对象的利益，如果触及这个底线，合作就终止。
新华公益：这些年来，你和政府部门有很多合作和沟通，是擅长和他们打交道还是有其他的经验？
李涛：不是的。有的领导觉得我们不近人情，后来才知道协作者是最近人情的，因为我们不惹事，不添麻烦，做好工作即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跟我们合作的领导、部门都非常本分朴实。坚守自己，忠于内心，既达成合作又没扭曲自己。
在农村社区开展“留守儿童”调查。
中国公益既多元化又一元化
李涛：从2003年起，大家的社会使命及责任承担更加明确，聚焦边缘化问题和跟人的发展权利有关的问题。现在公益领域出发的动机、初心更加多元，评价也多元了。
第二个变化是公益组织越来越精英化了，这个很糟糕。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倾向于从业人员的精英化，服务也存在利己主义——不关心服务对象，更在乎出钱的人；不思考弱势群体紧迫的需求，只思考如何拿到更多的资源，如何吸引眼球。
第三个变化是矛盾的，公益形态看起来更多元了，其实是越来越一元化，大家的声音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很少能听到真正的不同的声音——公益领域中的主流声音基本停留在价值投资、社会企业、公益创业，越来越资本化、市场化倾向。
李涛：危害在于可能遗失根本目标，因为资本市场有其基本的属性和规律，那就是不断制造欲望，形成客户依赖，占领市场份额，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对企业来说是无可厚非的，否则你就不是资本市场。而真正的公益讨论的应该是如何消除市场和政策造成的不公，如何让服务人群更加独立自主，思考的是为什么农民工始终没被城市接纳？为什么政府大力推动社会治理，而公民的意识提升不上去？为什么社会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为什么流动儿童问题、贫困问题难以解决……
新华公益：一些公益机构负责人可能是想的是如何先活下来，然后再可持续发展及提供专业服务。
李涛：我能够理解，但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吃碗饭，这个时代吃碗饭有很多机会，（公益组织）活着的目的是更好地服务这个人群，解决社会问题。有人说，生存才是最大的人权，生存权就是人权。不应该用这套逻辑来说事。赚钱不是耻辱，但要忠于内心，忠于所在机构的使命，如果你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那么你就大大方方的去做企业，做大做强，以利润最大化为关键指标；反之，你不能既要公益组织的资源和影响，又要获得企业化的利润和分红，否则就会造成分裂。
我相信，有的人确实是没想明白，但我怀疑有的人是想明白了，但他要利用公益做另一套东西。所以任何事情都要考虑背后的价值立场，我觉得这背后有太多的利益，所以导致草根组织的话语权越来越缺失，甚至不敢站出来说话，羞于谈理想与情怀，这才是这个社会可怕的地方。虽然公益领域在不停地谈透明化，但停留在浅层次，缺少基本的坦诚，被越来越多的技术包装起来，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看不到真相是什么，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新华公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涛：一是资本力量介入，不是单纯的支持，而是借助公益来实现自己的牟利目的；另一个原因是行政力量介入，政府购买服务，甚至有些部门自己成立社会组织。这两股力量进来对公益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越来越多元化，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元化，那就是把组织和部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社会需求和社会使命置于别处。
新华公益：协作者这15年来是否在内心构建了一种信仰支撑着你往前走？
李涛：是的，每个弱者都有力量，这不是口号，这是我发自内心写的。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尊重，不应该因为社会身份、教育程度、性别等不同而被排斥。
新华公益：虽然过了15年，但你依然践行着自己及机构的理想？
李涛：协作者刚成立的时候，我画了一幅象征协作者未来的理想图，图中有一群大雁，谁是领头雁？每一只都可以，它累了就退下来，困难的时候让体力好的先上。图中还有乌云、大海、狂风巨浪，但是远方乌云背后有太阳，我们要相信，协作者一定要想办法创新出一套本土的方法，未来让更多的愿意投身到这一领域的人，能更加方便地参与进来，现在我们离这个理想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