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上午，在两名代理律师的陪同下，刘丽（化名）和小星（化名）来到成都市金牛区法院立案大厅。忙活了两个小时后，她们分别起诉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猛性侵/性骚扰造成人格权侵害的民事案件顺利立案。
她们的诉求是一致的：要求刘猛在主流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对女员工做了性骚扰行为并道歉、赔偿她们的精神损失、辞去一切公益职务。
这是自7月23日 “公益明星”雷闯被曝性侵徒步队员引发米兔运动热潮以来，极少数能够顺利立案的性骚扰事件。
获得过无数荣誉的刘猛有许多身份：心理援助专家、志愿者、社工等等。作为曾被很多媒体形容的“在汶川一线坚守最久的志愿者”，他创立了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及为丧子母亲做心理辅导“妈妈之家”。此外，他还曾任四川省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也就是说，他不仅是公益界名人，还涉足妇女社会工作。
刘猛
▼ 曝光后，刘猛“突然”地关心
两周前，刘丽在新媒体女性平台上发出公开举报信，举报刘猛曾于2015年在“一天公益”的温江工作站内对其实施性骚扰。不久后，刘猛便给刘丽发来了微信道歉：“我看到了网上的信息，对你深深的鞠躬道歉！”
7月28日凌晨，另一位当事人小星也收到了刘猛时隔两年突然的微信问候和道歉，这让她感觉有点可笑。
随后，小星收到了相熟的公益前辈陈冉（化名）受刘猛所托转达的当面道歉的意愿。两人一对话，陈冉才知道公开举报信并不是小星所发出的：“原来不是你啊。”
陈冉是除了刘丽以外，唯一知道小星曾遭遇刘猛侵害的人。她透露，雷闯事件被曝光后，小星找过她，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建议。陈冉回忆，小星没有说自己具体遭遇了什么，只说自己“也遇到了和雷闯事件一样的事情”。但当时她并不建议小星曝光：“我说人言可畏，我愿意去找我们信任的老前辈咨询一下来帮助她。”
公开信不是小星发的，但确实是为小星而发的。作为小星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刘丽表示，她愿意率先把刘猛的性骚扰恶行曝光，一是为了不要再有更多的女员工受害，二是为了鼓励小星把自己被刘猛多次性侵的经历说出来。“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容易退缩。”刘丽说。
但这次小星没有退缩。刘丽发出公开信，社工界内许多同行对此冷漠无视。看到这些反应的小星虽然寒心，但没有因此而再次陷入公开与否的挣扎：“我逃避这个事情，我就是他的帮凶。”
▼ 噩梦始于伙伴的拥抱
因为刘猛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多次侵害，小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她努力去遗忘被侵害的经历，以至于当面对新媒体女性时，她已经无法说出第一次被刘猛性侵的具体日子：“记不得了。我很难去想起。很难去表达。”
小星于2014年至2015年在“一天公益”担任全职社工，彼时“一天公益”租用了一套民居，客厅用作办公，房间用作员工宿舍，刘猛住其中一个房间。
2014年9月的某一天半夜，办公室里只有刘猛和小星两个人。刚加班完的小星被刘猛以工作很累求安慰的理由，在客厅走廊里抱住了，由于此前在参与2013年芦山地震灾后援助等项目时，团队的同事们在艰难环境和巨大压力中都会互相给予拥抱作为安慰，小星当时并没有多想。
但紧接着所发生的一切成了小星的噩梦。刘猛紧抱小星，强吻她并把她往房间里推。小星奋力挣扎和推搡，但九十几斤的她根本推不过刘猛一百六十斤的大个子。被强迫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小星记得，自己一直在说，刘老师不要这样，放开我。刘猛没有说任何的话。
被性侵后，小星也曾经想过去报警，但凭借刘猛在成都乃至四川社工界的公益领袖地位，她惧怕事情传开后，自己作为社工的职业发展道路会完全断送。她也没法求助公益界的人：“他地位崇高，包括跟本地的政府关系也比较好。他的公益界朋友遍地都是，整个实务界都是他的兄弟，我怎么能有办法跟他的朋友去告发他呢？”她又想到自己的父母，害怕父母知道后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最终，小星没有对任何人说。
然而刘猛的侵害却没有因为小星的忍让而停止。接下来的几天里，刘猛用蛮力强迫小星与他多次发生性关系。有一次实施性侵后，刘猛直接睡着了，当时的小星一边流泪一边格外痛恨自己的懦弱：“想趁他睡着掐死他，又想到不能犯法。觉得自己特别怂。特别怂。”
小星开始尝试自救。她逃到了朋友家借住，也表达了自己想搬出去住的意愿，但遭到刘猛和李素庆的反对和批评，“说我没有集体观念，不为大家着想”。
机构于2015年初搬到一栋别墅办公后，小星也住了进去。刘猛会在白天没有人的时候，把小星强拉进他自己的房间，但或许因为是白天，刘猛有所顾忌，小星竭尽全力挣扎终于逃开了。但刘猛选择了在半夜强行闯入了小星的房间，对熟睡的小星实施性侵。此后，小星基本不敢回办公室睡觉。
2015年5月，小星与刘猛一起出外勤，却在途中被刘猛以见朋友为由骗去开房，进了房间才发现受骗的小星已经无法逃出。“感觉特别屈辱，很恶心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勇敢的性格，没能直接吼他，或者威胁他要报警。我觉得自己很怂，很无能为力，很怂。明明不要，却没有办法拒绝。”这是小星遭受到刘猛的最后一次性侵。
在那之后，小星找个借口调动到了另一个工作站，刘猛再也无法闯进她的房间。侵害虽然结束，小星却开始慢慢出现了抑郁症状，情绪大起大落，工作状态一落千丈，无法有效推进项目。刘丽说自己当时就觉得小星那段时间“特别不正常，吃特别多，玩得特别嗨”。
小星的同事和朋友王毅（化名）也告诉我们，那段时间小星的情绪特别容易激动：“她变得特别容易哭，还开始喝闷酒，把自己灌醉”。此后，小星的抑郁症越发严重，她去医院诊断，去做心理咨询，但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2016年底，小星再次在一个项目小组聚会结束后遭到刘猛的性骚扰。刘猛开了电动车出来，强行拉了小星要她坐上电动车并要求小星抱着他。这一次，小星奋力挣脱跑了。为了不再与刘猛有交集，她以生病为由中途退出了这个项目。
▼ 为了更多的女孩
2015年，刘丽在机构的一个工作站遭到了刘猛的性骚扰，也是从一个安慰性的伙伴式的拥抱开始。拥抱时间太长，刘丽觉得不对并尝试挣脱，却被抱坐在了刘猛的大腿上。“他从腰后面抱住了我，没有放手的意思。”最终刘丽通过大声表达拒绝和用力挣扎脱了身。
刘丽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同事兼好友的小星。小星内心很震动：原来不止她一个人受到了刘猛的侵害。她随之感到十分内疚：“如果我第一次受伤害就说出来，可能刘丽就不会受伤害。我对刘丽一直有一种愧疚，我觉得有部分是我的错。”
但小星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刘丽。她提醒刘丽，刘猛不能相信，一定要远离。但小星听到刘猛恶行却没有丝毫惊讶的平静神色让刘丽感到古怪。最终，小星第一次向别人完整说出了她被刘猛多次性侵的经历。
刘丽哭了。她提议去报警，没想到小星反应异常激动：“她说这个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一连说了好几个不可能。她还说，你想过后果吗？现在的法律起不了很好的作用。”做社工的刘丽很明白“案主自决”原则，而当时小星已经脱离了刘猛的魔爪，刘丽没有再坚持要小星报警。
小星坦言，因为看到曝光雷闯性侵的女孩桦桦（化名）勇敢的举动，也因为知道了除了她和刘丽，原来还可能有更多的女性遭受到了刘猛的侵害，这次她不再退缩：“如果3年前我就说出来，可能就不会有下一个受到伤害的人。”
她希望社工界也“动”起来：“作为社会工作者，连对一个个体的人的遭遇都没有基本的关注，你如何能为公众的利益去行动、去发声、去代言？”
发出公开信后，刘丽感到自己释然了很多。面对同行的质疑和阴谋论，刘丽表示都能够接受，却也感慨，要揭发性骚扰/性侵，对受害者来说真的太艰难了：“曝出来的都只是冰山一角，女性所处的环境真的很糟糕。我理解的社工就是要去呐喊、抗争，去发声的。但是目前从四川社工界的反应来看，大家选择沉默和隐忍的多。”
刘丽谈到这里非常伤心和失望，“事情爆出来，除了非议之外，我没有看到刘猛有得到什么惩罚，他缩起来，避过风头就好了......也不知道对刘猛这样的‘保护机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还是一句话，我要挺小星到底。”
至于刘猛，刘丽表达了最后的态度：“必须公开道歉，承认所有的所作所为！”
▼ 机构的沉默与刘猛的律师函
刘丽和小星的代理律师之一、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目前正在通过一个个的性骚扰案件，探索司法解决性骚扰问题的可能性。本次刘丽和小星以人格权侵害为案由起诉刘猛，李莹认为已有的案由选择无法涵盖性骚扰受害者所承受的多种伤害，希望米兔运动的经验可以推动司法改变，让性骚扰成为独立案由。
8月8日，李莹联系了“一天公益”秘书长李素庆，希望能够了解刘丽和小星在一天公益任职的相关情况。李素庆表示她的律师不在场，无法进行谈话。李莹给李素庆发去短信询问律师能参与谈话的日期，李素庆没有回复。
2015年被性骚扰后，刘丽曾向李素庆投诉此事，当时李素庆认为是误会，也没有求证。公开举报信发布后，李素庆给刘丽打电话，再次表达歉意。刘丽问李素庆，对于自己被反复纠缠强抱的过程，现在认为是性骚扰了吗？李素庆没有回答。
新媒体女性曾于7月28日联系了刘猛。面对性骚扰举报是否属实的询问，刘猛强调事情有前因后果，并表示正在准备公开回应，但未透露回应的时间。“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一丁点都不会退缩。”
截止至8月13日，未见刘猛的公开回应，曾发布文章《打破沉默进行时：揭露成都社工界“大佬”刘猛骚扰女社工》和《社工界“大佬”刘猛性骚扰女员工后续：当事人要求公开道歉》的新媒体女性和曾发布文章《敦和，你每年40万资助别人建后宫，这操作也是skrskrskr》的另一微信公号“未遂”却双双收到了刘猛的律师函：“要求贵中心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前述报道……向当事人刘猛及相关机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新媒体女性收到了来自刘猛的律师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