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组织：新定位与新发展——《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8）蓝皮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举办。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共同承办。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中国社会组织网大数据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0.3万个，一年社会组织数量增加了10.1万个，是历年来增长数量最多的一年。2017年增速比上年增长14.3%，增速也创下了最近十余年的新高。《中国社会组织报告》执行主编蔡礼强教授指出，迈入新时代的社会组织具有突出的“四新”特点：新发展、新定位、新机遇、新作为。随后，嘉宾们就社会组织的新发展进行了三个主题的研讨。
主持：蔡礼强教授
研讨嘉宾：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李涛主任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马福云教授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服务发展处柯哲力副处长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地区办事处社区办苏会利主任
李涛主任以协作者的发展为例来回应主持人的问题——关于社会组织该如何定位？他说：“协作者从2003年创立起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希望回应城市化进程当中的流动人口问题。一是因为协作者的发起人有农村生活经历，有情感；另一方面协作者看到人口流动将成为未来中国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绝不只是农民工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因此协作者确立了‘团结协作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与政府、企业团结协作，共同回应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在推动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同时，总结、提炼本土专业经验，进而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实现助人自助。经过15年的发展，北京协作者构建了服务创新-研究倡导-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战略服务体系，开创了政社合作新模式。”李涛主任强调，社会组织定位最关键的一点是从更有效地回应社会问题出发，而非为了创建组织而创建。
柯哲力处长从政府的角度来谈政府是怎么和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柯处长指出政社合作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个倾向是防止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社会组织去做；第二个倾向是防止对社会组织管理过严，影响他们的进度、效率、积极性和创新性。
苏会利主任作为一个街乡部门的科长，更多谈的是实际操作层面的感受，苏主任指出：在基层，服务民生和解决社会治理难题的工作当中，纯靠政府的行政理念和方式方法是不够的，政府缺少的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只有双方的合作，发挥好各自的优势，才能解决好基层的难题。
马福云教授认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双方的相互需要是一个合作的基础，从需要来讲，政府更多关注服务的绩效问题，社会组织既可以看到资金，也可以看到做一个政府项目能帮助自己很好的落地，但对社会组织来说，还有一个最基本的要点，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内功，把自己的管理做好运营做好，才有更好的、更长期的与政府合作的机会。
主持：何辉副教授
研讨嘉宾：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金莉常务副秘书长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零慧秘书长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进华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小云助贫中心董强总干事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助理、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李勇主任
零慧秘书长介绍友成在中国社会创新的推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是去疾呼的倡导者，第二是亲身做了非常多实验的实践者，还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支持者和服务者。
董强副教授介绍了小云助贫中心的创新实践，他指出在基层的创新，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实施过程中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如何让优质的公益资源能够下沉到社区，用在创新的链条里面；第二个是做好跟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合作非常关键。
李勇是明德公益研究中心的主任，社会组织的实践者，他认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功能就是基于服务创新的创意，服务是前提，要通过服务证明自己，要真正能让政府有信心把不能做、做不好、做不了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
来自苏州大学的陈进华院长介绍了苏州和张家港的社会组织发展情况，他说截至到目前为止，苏州社会组织已经达到了12613家。为什么会发展这么活跃？一方面的原因是最近几年苏州经济发展非常活跃，经济发展活跃就会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产生各种需要，其中很多需要现在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或者说解决不好的，这些恰恰为社会组织的活跃提供了平台。
金莉副秘书长指出中国这么大，还有很多不发达地区，需要政府部门以及相应机构里的人转变理念认识到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认识到在民生服务领域要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或者说同步推进，更多的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
主持：徐彤武教授
研讨嘉宾：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教授
万科基金会陈一梅秘书长
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伍鹏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陈承新副研究员
伍鹏主任提到蓝皮书里总结了社会组织走出去的8项挑战，有国内的国外的，在实践中确实每个挑战都是社会组织走出去过程中的一个门槛。随着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现在走出去的氛围、走出去的各方面都在变好，如果说还存在什么挑战，那就是资源不足。因为走出去的量少、规模小，尤其与国际NGO对比，影响力也就非常小。
邓国胜教授回答了为什么缺资源的问题，他说一方面普通老百姓的捐赠意愿少；另一方面现在随着社会发展，中国GDP占到全球第二，各国对中国的期待也越来越高，特别是非洲、东南亚比较贫困的国家，对中国民间援助的期待非常高。
陈一梅秘书长表示“国际化”和“走出去”从几个维度上讲是不一样的，首先国际化是一个方向、走出去是一种方法；其次两者之间维度不同，走出去是一个两维的，国际化其实是多维的，在中国也可以国际化，不是说只有走出去才是国际化，国际化涵盖的内容也会更多。
陈承新副研究员介绍了她在美国留学期间研究华裔社会组织的两个例子，带来的启发一个是要有包容性，社会组织要走出去，或者是国际化，定位和组织的视野要看是不是够包容；第二个就是细分化的问题，人群都是细分的，服务的定位也需要精准。
研讨最后，《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8）蓝皮书编撰团队呼吁更多的学者参与开展社会组织研究，更多的政府部门参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支持中国社会组织稳健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