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9日，乡村振兴与社会创新研讨会在福州举行，会上，300多名政府和企业负责人、两岸著名学者、社会创新探路者共话乡村振兴，探讨先锋企业、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草根NGO和市民、农民共同参与社会创新，助力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新模式新路径。我们将与会专家的发言做了整理，经作者同意，现将演讲全文予以刊发，供参考。
杨团：乡村振兴的NGO力量
◎ 乡村振兴与社会创新研讨会的演讲
杨团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以下为杨团老师演讲全文：
各位好！我是一个跨界行走的专业工作者。我曾经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高校、社会组织、学术研究界都工作过，还有三年多下乡当农民的历史。我曾经是1969年下乡到云南的知青，回城后先在张家口聚氯乙烯厂做工人，三年多后对调回北京，在机械成套局当干部，1978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先在高校当老师，之后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分配体制司综合处做处长，在体改委研究所做社会分配研究室主任，而后到国家计生委，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再转到民政部管辖的中华慈善总会做常务副秘书长，1998年底到社科院，专事社会政策研究与实践至今，主要领域是老年服务、社区服务和公益慈善。就在这个时期，2002年我重回农村，开始将三农政策作为自己研究和实践的重点，做了陕西、湖北、河北等地的农民综合性合作组织试点。三农是各类领域中让我最挂心的，2005年我就在社科院设立了帮助农民合作组织走向综合农协的农禾之家联盟，后来在2012年正式注册为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总之，我的跨界是政产学研社五界都跨了，所以当别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时候，虽然回答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但是我觉得这个标签并不准确，太多的研究员都不是我这个样的，所以，跨界行走的专业工作者，是我自我认知的相对比较准确的定位。
下面进入正题。我讲两个方面。
第一，讲讲我对乡村振兴的理解。
第二，讲讲我对NGO在乡村振兴中的认识。
首先讲乡村振兴。
我自己认为乡村很早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了，但是真正提出和全面认识它，是党的十九大。 中国的改革，大家知道是从乡村改革开始的，40年改革的成效的确有目共睹，是翻天覆地的。不过，另一方面这40年当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要比40年前大很多。一方面改革导致的经济上的进步让我们每一个人大大受益，40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是天壤之别。可是在农村，我文革时期长征串联徒步走到了延安，而2002年我再去延安，和1966年的情景没有什么区别。我没有在乡村看到和谐、幸福、大家所向往的那种生活。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乡村比比皆是，党的十九大把它概括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城乡之间，不同地域的乡村之间，这个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得非常突出。网上发布的统计，说城市化率达到58%还多，就是说农村人口不到一半了，中国已经城镇化的不错了，但实际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2%，大量的农民是在城乡两地流动。其实城市化率并没有到一半，差16个百分点。还有，城市化率这个指标的计算方法有问题，这是西方国家的，不是东亚的，不是韩国的，不是日本的，日本计算的市人口的密集度，不是城乡分离的城市化率。即便按照西方算法，中国城镇化顶多只有42%。农村人口还是占全部人口的的一半还多。那么，在如此巨型农村人口的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走什么路？就成了重大问题。
曾有人提出，按照满足13亿人粮食肉蛋果菜的生产量计算，中国有五千万农民就足够，其他的几亿人都要进城，城镇化才是出路。让乡村基本上消灭，让农民基本上消灭，这样的一种认识和言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的政策界和学术界。 所以这一时期无法提出乡村振兴，而是城镇振兴，中国要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才是战略导向。而坚持三农是基础，一定要做好乡村，只有很少的一小批人，这一小批人逐渐长大，源自18大以来国家政策的战略转向，习主席在19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长期战略。这是重大的转变。
乡村振兴作为长期战略，就需要了解未来的中国乡村到底需要容纳多少人口？
据研究，再过几十年，中国乡村也大约还会有3亿多到4亿人口。这就是说，再怎么城镇化，中国乡村也还有相当于大半个欧洲的人口。那么，乡村的问题本质上是生活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现在的城市人口已经很多，乡村四个亿，城市就要有10亿左右，比现在还要增加一倍多，难道你这四亿人也要挤进城市去吗？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先例。况且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乡村，乡村是宜居地域，甚至是中产阶级的自愿选择。人多地少，而且乡民占人口的比例很大，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人讲，美国可以把乡村人口缩小到只占人口总量的的3%，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一是因为美国和中国国情不同，不但人少地多，而且农业人口在历史上就比例很小，不像中国，十几亿人口，曾经九成都是农民。再看我们临近的日本。到今天，日本的乡村人口，最起码占百分之十，甚至更多。他们完全没有用政策刻意推进过城市化，甚至还希望更多的人到乡村工作以求得人口居住的平衡性。
像中国这种巨型人口国家世界上只有两个，还一个就是印度。中国这样超过十亿人口的国家，到底怎么走向现代化？全世界都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的可借鉴的办法。根据计算，到2016年底，全球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有13个，这13个相对而言的人口大国成为发达国家就两个，一个美国一个日本。美国人口3.2亿，日本1.2亿，都不够中国人口的零头。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加起来不过10亿人。所以对中国而言，若在未来几十年真能走出一个相对平等的小康社会，那就会把世界的结构给翻个个。
中国现代化到底走什么路，能不能学美国和欧洲？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多少志士仁人尤其向西方学习先进治国经验的我们的先辈，经常萦绕于心的重大问题。南吴北费，大家知道，是中国1949年前两个非常著名社会学家，北费是费孝通，南吴就是吴景超。吴景超居然在1937年就提出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未必是欧美方式的城市化之路，需要探索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之路。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文中，他以两个指标来度量世界的所有国家，第一个指标就是人地关系，是人多地少还是人少地多，第二个指标就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高还是低，这样，他将世界各国分成四个类型，如下图。要说明，关于吴景超的这个研究是陈锡文提出的，我不过是将其图表化而已。
吴景超通过两个指标的交叉对比，提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必须是独特的，和美国、苏联的、欧洲的道路都不同，因为人地关系和农业人口两个指标关系到土地和劳力的资源禀赋，人地关系紧张，农业人口又多，资源就大都需要放在养人，维持生计上，这样用于追求更高层次发展的资源就不充足，那种以大量耗费资源求得现代化的城镇化道路就难以行得通，就需要寻找更加适合的资源耗费更少，就业比较充分，贫富差距不太大的路。
和中国的资源禀赋比较接近的，是日本、韩国还有印度，其实还有中国台湾地区。可见，亚洲的资源禀赋和欧美不同，而在亚洲区域内，中国人口最多，农民最多，人地矛盾最紧张，所以走向现代化的难度最大。1937年距离今天已经80年了，在80年前，中国的社会学家就提出不能走欧美之路，中国一定要探索自己的路。
所以，乡村振兴是中国几代人的探索，现在传到了我们这一代手里。我以为乡村振兴是新的时代中国最大的公益，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科研技术部门，即政产学研社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的最大的公益事业。
这除了历史原因之外，非常值得提起重视的，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霸凌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时代的对冲。这种对冲已经非常严峻。而这种态势的形成并非从现在开始的，而是在19大之前甚至十八大就已经看到了种种迹象。所以党中央在19大提出乡村振兴，提出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全世界人民要一起共创、共荣、共享，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应对世界新形势，要创出新格局的大战略。打铁要本身硬，中国的乡村是中国的软肋，是洼地。要填平洼地，要消除城乡不平等，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那么，中国乡村就必须强起来，富起来，乡村富才能中国富，乡村强才能中国强。中国乡村不兴旺，中国的未来就不可持续。所以，乡村振兴是一个跨时代的重大命题，也是跨时代的重大难题。
我们要建设怎样的乡村？什么才是乡村振兴。对这个问题，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说法。我在十几年前曾提出最简单的一个命题，就是乡村一定要在地现代化或者就地现代化，而不是搬家到城市，丢掉家乡,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丢掉乡土，丢掉在地的生态人文。只有在乡土基础上和城市融合，一二三产融合，才能走出乡村的现代化。19大中央提出了20字口号，产业兴旺是第一。我很认同。没有乡村的产业兴旺，就没有资源来做乡村的社会的、教育的、文化的、环保的建设。
产业兴旺怎么做？谁来做？农民之家在今年一号文件出台以后，与北京平安福生物科技工程公司和黍苗公益共同发起了百乡工程。百乡工程就是试图探索乡村振兴之路的的一整套方案，概括成18个字：“做规划、好产品、卖好价，搭平台，建组织，推人才”。
做规划，为什么要做规划？做什么样的规划？现在的农业产业，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农产品过剩问题，比如蔬菜产业，中国的蔬菜产量是全世界总量的67%，这其中有一半是被抛掉、被浪费的。不少地方的农产业是同质性很强的，没有差异性。这种没有差异的农产业导致结构化过剩。那么，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不管怎么做总体看都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常出现一丰产就降价。永泰也有同类问题。永泰农业其实很有潜质。我们了解到，今年的李子丰产，但是价格大幅度下降，这里有没有农产业规划的问题，有待研究。总之，我们经常讲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要思考一下农业是否也有同类的问题
了。
做好规划之后是生产，要生产出好产品；好产品就是安全的健康的农产品，那么，农药化肥堆起来的农产品是不安全不健康的，要做到两减一增，就要以微生物为本，用有生命的微生物修复土壤，用好土养好苗。好产品才有资格卖好价。而卖好价除了东西好，还需要品牌战略、物流成本和农产品销售的公共服务平台。
那么谁来做这些工作呢。我们将18个字分成两层。做规划、好产品、卖好价说的是做什么，而搭平台、建组织、推人才说的是谁来做，怎么做。
任何一个事业靠单干都不可能成果，何况乡村振兴这样的战略性事业。无论产业兴旺还是社会文化的兴盛，都靠的是党和政府。搭平台就是要搭建县乡两级党和政府的平台。今年的一号文件讲得很清楚，五级书记挂帅，县委书记当一把手，做前线总指挥。五级书记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开始，省、市、县乡，第五级书记并不是村支书而是是乡镇党委书记。因为这五级书记都是党的人，都归党来管的。
那么，县乡这两级党和政府为谁搭平台，让谁挑头做产业振兴和其他各项工作呢？是乡镇的农业综合发展产业协会。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的组织。他们是一种法定的社团，和一般民间社团不太相同。这类社团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依法履行的法定机构，以这类法定社团带动整个乡村的发展被称为东亚农业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在操作上的精髓，就是以乡镇一级的综合性农协为枢纽，上连县下挂村，再上面还可以连接更高一级的地域性农民合作组织，而各级的组织都能各司其职。最基层的农民合作组织叫做产销班或者专业组，就是小型的单品合作社。他们的任务就是做出好产品，就是好好干生产，保证生产质量。而乡镇这一级的农协组织是为最基层的生产者提供服务的，他们不是做生产的，支持生产的技术服务， 支持生产的金融服务，还有就是好产品如何卖好价的营销服务，还有支持生产者家庭的老人，妇女儿童的服务。这当然是将农户的生产、金融、供销和社区生活整合在一起的综合服务。到了县农协这一级，就要做乡镇这一级做不到的事，例如要建一个农产品加工厂，要资金，要设备，要有系统化的管理，这些工作常常乡镇农协做不了或者做不好，就需要几个乡镇一起做，县农协就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和需求，将这个事业办成。可见，县乡村三级的工作不但各司其职，而且一层比一层难，一层比一层更宏观，只有各级都做自己最容易做好的事情，将自己做不了做不好事情交给上一级，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效的合作框架。这就是社区工作基层化的原则。
这些是我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在日本、台湾、韩国等地学到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精髓，我至今觉得，尽管日韩台地域小、规模小、人口比我们少的太多，不过了，他们在六七十年当中形成的这一套经验在实践中是成功的。这样的东亚三农模式，我以为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未来最值得借鉴的，而不是欧美的大农场和专业化的大型行业协会。我们最羡慕的，就是欧美国家一个农民（农场主）可以管几千上万亩的大规模农场。可是，这是与东亚综合农协服务于小农的方式的完全不同的思路。这两种思路从二十年前到现在一直在争论。而且，走欧美之路，全国城镇化，农村变城镇，小农变大农是社会主流思潮。真正是在19大以后，有了习近平主席讲的这句话，叫做“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才让事情起了重要变化。转向开始了。但是，小农户到底怎么与现代农业衔接？中间是否需要一个枢纽，一组结构？而且这组结构怎么能让小农户生成不比大农户差的的集合生产力？至今没有人能够拿出完整的路子。
我自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寻着这个方向做过四个县乡试点，但是这四个试点一是受大形势的影响，二是受我自己的局限，很难做。我不懂农业，不懂技术，只懂一点组织和政策，我的缺门太多了，所以19大以后，我带领农禾之家走上一条和各界联合之路，叫政产学研社民，六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社区集群机制，来突破自我，为中国乡村振兴探路。
现在我讲的第二个主题：社会组织或者说NGO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
首先，我们从慈善法来看社会组织的角色，慈善法总则的第三大条，讲了六小条都属于公益慈善范围，头两条一是扶贫济困，二是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讲的是传统慈善，而第三、第四、第五条非常明确讲的是现代慈善也叫公益。
第三条是将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纳入慈善；第四条是将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纳入慈善；第五条是将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纳入慈善。有人经常问我公益和慈善如何分别。公益是为非特定的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而不是以谁来做划分的，所以无论政府和企业还有社会组织，都在做公益，而慈善可以为特定的人服务，而且要分主体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做的扶贫济困不是慈善，是公益，只有公民个人、民间组织、民间企业自愿拿钱拿时间来做这些，才是慈善。慈善和公益的区分一是资源，必须来自民间，二是为谁服务，为特定小群体、个人服务往往是慈善不是公益，而公益要分解为政府公益、企业公益和社会组织公益。政府公益是是强制求公益，靠强制税收做公益。民间公益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公益，主要靠捐赠。所以是志愿求公益。
为什么说乡村振兴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公益，因为乡村振兴是为全中国人民未来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做的事业，是非特定的全体人民的事业，不仅仅是农民的事业，所以，这个公益目标在中国的认同感是最大的。是完全可能做到政产学研社民六界合作的。同时，慈善法第三大条的第六小条提出，只要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都可以归属于慈善。所以，乡村振兴也是可以归入大慈善范畴的。
乡村振兴中的公益慈善是什么？我以为是以各种方式，捐赠财产，提供服务、政策倡导，和政府以及企业合作等等来推动19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的实现。
按照慈善法第六条做推论，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都算慈善，就可以把我们前面所说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所做的工作全部概括进去了。例如，我们去推动农业技术的改革，走向以微生物为本的新型农技以及推广，再如推动流通领域的改革，搭建农产品流通的公共服务平台，这些都是符合慈善法规定的公益活动。
对于中国的涉农社会组织，目前没有统计，我只是凭借我在公益界二十多年对涉农组织的了解，做了一个假说。即专业的涉农社会组织很少，约占社会组织总量的百分之一，部分项目介入涉农的社会组织约占三分之一。如果再分类，这些做涉农项目的组织中，所做的项目主要对象为乡村老人儿童和妇女的估计约占九成。也就是说，为生产农户、农民合作社、生态农场做技术和流通服务的项目和组织非常之少，可能连0,1都不到，因为这些工作过去常常被认为不是慈善不是公益，而是商业。还有吗，最近做社造和文创的社会组织多起来，大约占比能到一成，不过这些项目和组织大都是与公司合作或者干脆就是公司做的慈善公益。至于政策倡导型的涉农社会组织就屈指可数了。农禾之家算是一个，温铁军的团队也是一个，涉农社会组织有哪些强项呢？我以为热情、同情、同理心，社工手法，找项目资源。但是弱项是不懂三农，不懂农业农村农民，无法长期扎根，加上资源匮乏，只能依赖筹款做项目生存。项目方式制约了组织按照自己的选择去满足农村和农民需求。项目完结就只能撤退。
农禾之家与其他涉农组织的不同，是为了推进综合农协的政策目标而设立。2005年初创时期，有7家农民组织要求建立一个联盟，大家起名字叫做农合之家，后来改“合”为“禾”了。现在的农禾之家联盟有300多家农民合作组织，分布在全国27个省市。今年以来农禾之家联合企业和社会组织，服务于县乡的乡村振兴需求。
百乡工程是农禾之家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发起的为实现中国乡村振兴大目标的探路的一整套综合性规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以质量兴农、现代农业绿色发展为目标，以县乡党委领导推动各部门、各机构形成合力为资源平台、以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为执行组织，以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为工作队伍，联合科技、经济、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县乡政府、制定符合当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人文传统的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并设立产业基金予以实施。
加入百乡工程没有别的条件，只有一条，就是县委书记是否真正愿意干，因为我们按照19大和一号文件的要求，叫做县委书记是前线总指挥，一把手。
百乡工程不是只依靠社会组织就能做成的，而是各界的联合。例如我们提出的农业阶梯理论。种养农业是基础，价值农业是枢纽，指的是将种养的初级农产品通过分级分拣，包装物流、冷链提升了价值，再进行初加工和深加工，更进一步提升价值，社造农业是前景。社造农业就是以精神的文化创意的方式重新打造乡村环境，并且利用初级农产品和加工品做当地名优特色产品，我们也将服务于老人妇女儿童的的工作以及社区治理也纳入其间。从种养农禾到价值农业到社造农业是在上阶梯，而这三葛台阶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二、三产业。三个台阶在不同的地域其结构不同，这就需要因地制宜，提出最符合当地生态人文环境的优势产业发展规划。
例如我们永泰县不是平原地区，而是浅山丘陵地带。其种养农业的比例由于土地少而在整体结构中占比较低，不过，如果没有种养农业，后面的价值农业，比如说李干加工，后面的社造农业，比如说庄寨，还有梅干等等伴手礼，是做不到的。我昨天自己买了李干，就是想试一试，看一看这里的社造品牌设计得怎么样，东西吃下来还好，但是社造文创还差很多。在三个阶梯之后，最后一个阶梯叫做自立农业。自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社区不依靠政府补助，而是依靠三个阶梯农业的结构性调整，也就是通常所说一二三产的在地结构化，打造出社区的整体自立。这个自立还不仅仅是财政上的自立，而是要在物质和精神上，生态人文上的高层级的有地方优势特色的自立。现在，这个自立的理念在整个中国还没有提出来。现在的县乡都是依靠房地产和工业，而不是靠农业阶梯升级，所以，我们说乡村振兴要有后劲，要可持续，需要在整体设计，包括理念和制度上有创新的东西。
最后想说一说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努力方向，第一是要提高认知，要理解乡村振兴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公益。第二要提升能力，如何让经济融入社会，如何将社会组织带入公益经济的道路上。公益经济和行政主导的计划经济，和单纯的市场经济，为个人谋利为的市场经济不同，它是中道经济。他并不完全排斥计划和市场，而是协同政府，运用市场，所以是中道性质。而公益经济和公共经济又有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公共经济是政府运用税收做的，公益经济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业运用协同手段做经营，是合作共赢。社会组织如何做公益经济，就是要重视在地，把自己当作在地人的支持者、协同者、合作者，而不是替代者。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