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凭着一股劲儿往前走,现在是有一种力量在拉扯你。你会发现内心还是想干,我就是想干,虽然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做。但真正创新创业的人都要面临风险,承担压力。孩子的出生,印证了我内心是特别渴望做这件事的。”已为人父的公益人刘斌这样说道。
刘斌是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益微青年”)总干事,从事公益十年,创办益微青年六年。
少年时代的刘斌,想着怎样变得更有钱更有权,执着于攀爬金字塔顶端,这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自我意识。大学期间的一次支教活动,让刘斌跨入公益的大门,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计划做3年,做了3年觉得不过瘾,决定做10年,后来又延长到30年。现在,他决定“一辈子干公益”。
而刘斌创立的益微青年,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一次又一次地验证公益就是那件自己最想干的事情,从刚开始的“死磕大学生支教”,到“乡村夏令营领跑者”,再到“死磕大学生公益成长”。
同理心
因为自我意识的萌发、同理心的产生、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构建, 刘斌从一个想“更有权更有钱”的人变成一个想支持100万大学生科学做公益的人。
2006年,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大三学生的刘斌在室友的鼓动下,参加了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西部阳光”)的一次支教。当时是带着增加履历和获取吹牛资本的心态去参加这次支教的。
支教结束,刘斌回到学校,原先很有目标感,成功人士范儿十足的刘斌忧郁了,胡子长长了,上课无精打采,什么活动也不想参加。这次支教过程中的经历,让刘斌对自己产生了相当多的怀疑。“原先为了让别人喜欢自己,才故意表现出阳光、有目标感、成功范儿的状态,而放下伪装,自己事实上处于一种枯竭的状态。”刘斌回忆道。
那次支教前,刘斌会关注留守儿童有多少万,但那只是一组干瘪的数据。支教期间去一个孩子家家访,孩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奶奶瞒着他,说爸爸出去打工养家糊口,回不了家,时间长了孩子没什么感觉了。可当聊到孩子父亲时,孩子一下就哭了,那一刻刘斌整个人都软了。这仅仅是一个留守家庭,如果乘以2600万是什么概念,刘斌觉得没法承受。“如果我是那个孩子,我生命里最需要的是什么?特别需要别人给我什么?或者不希望别人给我什么?”多年来,刘斌一直在强化同理心。
原先潜意识里认为考上大学的孩子就是聪明,没考得上就是笨,可重新看那些农村孩子时,刘斌发现他们其实都很有天赋,有人唱歌好,有人跳舞好,有人乒乓球玩得好……,可单用一条成绩论英雄的线来衡量孩子时,特别就都显现不出来了。
刘斌开始对社会有了概念。原先他想赶快逃离农村,可后来他在想,自己可不可以为这个群体做点事,如果这地方没人管,只会越来越黑暗,所有人都会逃离。
在西部阳光做了三年大学生支教项目,刘斌很多时间都会走访乡村,走访学校,和志愿者相处,同时经常在大学做动员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刘斌看到了乡村很多问题,心生不忍。
一次培训,刘斌给志愿者讲了很多自己学习的特别好的概念,自己觉得挺好。时任西部阳光秘书长梁晓燕听完后问刘斌:“这些新的东西能看到你的学习能力,但一个最大的问题,你觉得你触动到参与者的心了吗?”梁晓燕说,整个教育过程如果不激发人内心的东西,那么完全没有作用。从那时,刘斌开始思考人心,思考人的感情,更加关注人本身。
那三年,刘斌花了相当多时间,经常加班熬夜,研究培训怎么做,学习积极心理学,找专家去聊,研究抗逆力,研究项目式学习,研究戏剧……发现一个东西就去学,总是觉得学不完,每天都很投入,生命状态很充盈。机会也随之而来,接触到更多公益机构,有很多出国游学机会,刘斌的公益之路愈发广阔。
刘斌渐渐清楚自己本身对物质没那么高的追求,“有东西吃就很开心,对衣服也没什么要求,不需要花什么钱。自己原来追求的只是成功而已,同时自己的心性跟公益圈子非常融合,特别喜欢这里的人。”
刘斌认为,一个人只有相信他拥有的时候,他才会有分享的能力或者意愿。拥有了,为什么要分享?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彼此都可以给彼此带来能量。2012年,益微青年机构的价值观提炼为“做自己的主人,做他人的伙伴”。
2011年,西部阳光的梁晓燕和来超等人觉得刘斌完全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就把大学生短期支教这个项目独立出来,让刘斌成立一个机构去做。2012年,“益微青年”这个名字诞生了。
其实早在2009年,刘斌已经懵懵懂懂的开始对youth(青年)这个课题感兴趣,“柚子”(与youth发音相近)这个外号就是那时候起的。刘斌说:“之所以叫益微青年而不叫益微公益,从那时就是要聚焦在大学生青年公益这个方向上。”
颠覆短期支教
从西部阳光独立出来后,刘斌想让益微青年尽量脱开“支教”这个标签,变成一个青年成长机构。为此,他做了很多活动,做公益实践大赛、跟别的企业合作、找各种机会刷脸,目的都是让别人知道益微。有一段时间,只要听说那里举办公益相关的论坛,刘斌就找机会发言,没有发言机会就提问。
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刘斌这位“首席品牌官”的传播下,很多人认识了益微青年,但还是不清楚这机构具体干什么,像是做支教又好像不是。刘斌想通过“支教+”来做青年公益成长,但力量和团队都跟不上。此时,定位陷入混乱的益微青年也招致资助方的批评,他们觉得益微青年的品质在下降。
那两年,益微青年团队人员流动性非常大,最窘迫的时候,刘斌带着两个刚毕业的学生一起干。曾经有一段时间,团队面临资金困难,有人想出了“停薪留职”的点子,先各自找个工作养活自己,等有资金了再回来继续工作。“你看,那个团队的凝聚力多强。即使这个团队后来有人离开了,他们其实都带着在益微这里面注入的使命在做新的事情。”刘斌颇为自豪地告诉“社会创新家”新媒体。
2014年,益微青年进行战略聚焦,集中精力围绕“短期支教”这件事,当时,机构给自己贴的标签是“死磕支教”。这个定位出来后,资方能听得懂,资金容易进来了,团队也不迷惑了。
同年,“乡村夏令营”这个概念也被提出。两相比较,支教显得严肃、教学的意味浓,而“乡村夏令营”听起来有趣。“农村孩子也有夏令营,乡村+夏令营,多出很多浪漫的联想。刘斌觉得这个叫法很好。此后,益微青年开始用夏令营这种营地教育模式去做短期支教创新。
那几年,短期支教饱受社会诟病,旅游式、走马观花式、知识灌输式等支教方式让公众对大学生短期支教产生了厌烦情绪,据称,甚至有贫困山区孩子请求:“哥哥姐姐们,请你们不要再来支教了!”
2014——2016年间,益微青年专注于把乡村夏令营设计得更专业。2014年推出V立营项目,该项目是一个2-4天浸泡式体验工作坊,为没有乡村夏令营实践经验的大学生提供以乡村夏令营内容设计、自我认知、教育公益认知视野拓展为主的培训。2014年到2015年做了十二场,迅速地在大学生群体中建立了“乡村夏令营”的品牌。
2015年,益微青年将乡村夏令营本身的内容和框架展示了出来,包括大的阶段、环节、模块,细到每天的“主题+”的活动形式,具体的站会,生长时刻,晨读和午间阅读等课程。
至此,益微青年的一套乡村夏令营标准流程业已成型,从招募队长开始,然后培训队长,挑选队员,培训队员,队员协同备课,实地开展乡村夏令营,志愿者走访项目点,最后开总结大会。
大学生志愿者培训对于一场“乡村夏令营”的成败至关重要。培训中,大学生志愿者要学习自我认知、认识EV、认识团队,学习益微青年独创的“非常123”理论、乡村夏令营开展方法、领导力,还必须通过课程试讲。
至此,乡村夏令营和传统支教泾渭分明,传统支教是单一导向的,而乡村夏令营注重孩子的多元发展;传统支教属于分科制,而乡村夏令营一日课程由同个主题贯穿,志愿者们采取入组的方式共同参与课堂;传统支教缺乏互动,乡村夏令营是完全参与式的,强调每个人都是有机会表达的;传统支教内容单一,而乡村夏令营选定大学生擅长而乡村儿童又绝对需要的阅读、艺术、游戏三块积木搭建课程。一些企业培训师在参加益微青年的培训后,感慨这家公益机构的培训做得专业。
回顾2014——2016年的探索,刘斌也发现问题,机构有点为了专业而专业。同期,为了获取更好的资源和机构关注度,益微喊出的口号是“乡村夏令营领跑者”。
正是在那三年间,有人反映益微青年对志愿者限制太多,大学生志愿者自身的创造性被削弱了。刘斌带领团队查找问题,弄清楚了机构原本的目标还是助力大学生公益成长,帮助大学生成长为现代公民。“乡村夏令营是一个载体,而非目标。”刘斌说。
“很多年里,我们喊出的口号叫‘死磕支教’,实际上我真正做的事情是大学生公益成长。”刘斌说。
做公益行业的人才蓄水池
除了支持大学生更专业地做公益,益微青年也在为中国公益行业积蓄人才。
2017年,益微青年团队又经历了一次大的变动,陆续有人换了城市或者离职去了别的岗位,同时新鲜血液融入,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学生。团队流动性强,年轻化这些问题会让刘斌疑惑,但他也说服了自己:这个过程就像一个小学老师把学生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几年下来具备知识储备和素质基础,即使离开也是在为公益行业培养人才。换个角度看,这个机构是一个流动性的大学生公益教育平台。
刘斌觉得,益微青年做的事很酷,“中国每年有几十万大学生在做支教这件事,这让人不得不去关注,而益微抓住了一些很酷的人,他们是一群很了不起的年轻人。”
在刘斌看来,益微青年通过乡村夏令营这个场景把教育和公益的理念传递出去,要比讲大课,或者搞个讲座威力更大,学生跟着益微青年一起手把手的干事,干完了也学到了。
近几年,益微青年服务的大学生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增长,2012年是800多人,2016年达到1200人,而今年可以覆盖到4000——5000人。
刘斌的“野心”是服务中国3%的大学生,意味着接近一百万大学生。3%这个数据,是刘斌参照了变革方面的理论得出来的,“如果想让一个新的观念在一个群体中发生变化,至少影响3%的人,他们会慢慢帮你扩展到100%。”
刘斌认为益微青年在整个公益人才链条中做前端的启蒙和播种,搭建一个公益行业的人才蓄水池。“益微的志愿者中,一部分会成为从业者,一部分可能成为创业者,还有一部分成为了捐赠人,一部分会继续做志愿者。参与了,有感情了,他才愿意听你讲故事,明白你干的事,才有更多潜在受众关注公益。”刘斌告诉“社会创新家”新媒体。
益微青年做的事情是大学教育的补充,用刘斌的话,是“用公益搭建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刘斌对当下大学生的状态颇为担忧,他觉得大学生虽然外形上特别阳光活力酷,但内心可能是一种荒漠的,不是特别健全的状态,无助感很普遍,越到后面越不知道自己是谁。
刘斌有个理念,“没有公益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他没有进入公共参与的部分,他就是一个可能永远长不大的灵魂。但通过做公益,他能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更有使命感、自主性、社会责任感。”
“干一辈子公益”
有几年,每次春节回家,都是刘斌一年中心情最低落的时候,看到父母的生活状态其实并不容易,很费力才赚一些钱,他觉得特别的痛苦。
曾经想努力改变家境的刘斌,刚做公益那几年,因为工作收入不高、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等原因,刘斌甚至很难和家人解释自己的工作。
做公益第三年,刘斌给家里寄了本相册,都是刘斌的“经典照片”:和老外的合影,培训现场自己的演讲照片,在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门前的留影等,并附上一些情真意切的小卡片。刘斌试图用这些举动告诉父母,自己在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在影响很多孩子的未来,同时自己有工资,能谈恋爱,交了很多朋友,能在北京生活下来。
过去几年,刘斌相继获得一些公益支持计划的资金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的经济压力和对家庭的愧疚感。2014年,刘斌入选“中国公益人才培养计划二期TOP10”,获得安利公益基金会提供的10万元发展资金。同年,刘斌入选“银杏计划,接下来三年获得30万资金支持,“‘银杏计划’的支持给了我很多信心,让我在创业最紧张的2015年内心非常安定,不用去太多顾及和忧虑其他东西。这对家庭有一个积极的信号,你看,我做这事还是有钱‘赚’的。”
有了孩子后,刘斌逐渐意识到没有谁能绝对对别人负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现在,刘斌终于从未能满足父母的需求的愧疚中解脱出来了,“有时候,你觉得父母对你的需求只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目前为止,我觉得我是让我父母觉得骄傲的。”
在刘斌看来,看见别人的不幸不能假装看不见,一定要有感知。“不做公益,社会状态会更差,可能当下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可是我们的子女一定会感受到一个更恶的世界。中国几千万的留守儿童,如果从小没有被善和爱的力量所包围,经历的是社会的歧视、否定,长时间恶的东西会被激发出来。”
2016年的一次培训中,刘斌公开谈到他要再为益微青年干30年。及至2017年,刘斌说他要为益微青年“干一辈子,不管多少年”。刘斌说,“公益已经成就了我这个人,它是我的第二个大学。”
2017年,刘斌花了更多时间去思考“人”的存在,从时间的维度上,从地域的维度上,“人真正走向现代社会还不到几千年,真正到自己这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你如蝼蚁一般大小,也不用贪图太大。你想留下点什么?能创造什么不一样?向社会输出什么?我要选择一种我特别喜欢的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