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王振耀院长为EMP2018春季班新生代表张碧巍授予院徽
文/南方周末 刘怡仙
（本文首发于2018年6月7日《南方周末》）
公益慈善是一个专业，西方叫“非营利组织”，不叫“非政府组织”。
中国公益慈善刚刚开始，虽然进步很大，但基础还很脆弱。
学院的捐赠人、慈善家希望创办一所大学，像协和医科大学那样百年的项目。所以希望5年内能跟个别大学合作，逐渐向能授予学位的大学来发展。
2010年初夏，曾参与推动低保制度和自然灾害救助响应体系的王振耀从民政部司长任上辞职，转身组建北京师范大学与“壹基金”支持创建的中国公益研究院。王振耀参与组建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是中国第一所公益研究院，它以公益研究为基础，在公益研究与应用、公益教育与培训、公益交流与倡导、公益咨询与服务四个领域工作。
对于王振耀辞官做公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恭喜他“终于下海了”，而北大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应是“上岸”了。
王振耀辞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感于中国公益慈善人才的缺乏，专业度不足（详见2018年5月31日南方周末《争夺“黄埔军校”中国公益慈善界的学历教育试验》）。当了多年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很困惑：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做公益。争议多，极端的批评更多，却缺乏建设性意见。一来二去，他意识到中国公益界缺乏支撑体系，研究、咨询、培训都是缺的。
5年后，王振耀做出一个惊人决定，促成比尔·盖茨、瑞·达利欧、牛根生、何巧女、叶庆均等五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成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CGPI编者按：详见《王振耀：我如何促成瑞·达利欧和比尔·盖茨在中国发起一所公益学院》），并获得由其各自代表的五家基金会共同捐资。该学院落户深圳，王振耀任首任院长。
这一次，他聚焦于培养榜样型慈善家和高级公益慈善管理人才的教育系统；打造引领全球慈善发展和推动形成新型慈善知识体系的专业智库；同时提升公益慈善事业的创新性、专业化和公众参与。
在公益慈善的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王振耀一直是先行者之一。数年来，他也在不断迭代、挑战自我，做出新的探索。
公益行业急需领军型的人物
南方周末：你在2010年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一职，组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你为什么愿意投入公益人才培训领域，你认为公益人才存在怎样的需求？
王振耀：我认为公益人才的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到现在，还未改观。
一方面是政府、大型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等，他们愿意投很多钱，来做慈善和公益事业，解决民生问题。但是真正做大的社会工程的项目设计，比如企业家要捐几十亿，这个项目怎么设计？这方面我们整个服务体系不足。
另一方面，很多钱来了，要做专业化的管理，比如说提供给老百姓非常具体的服务，养老、儿童、残疾人等各方面服务的机构人才非常少。这两方面都是空缺的，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需要，也是很正常的。公益事业起来后，因为发展速度比较快，人口多，积累的资金量也比较大，因此显现得有些着急。
南方周末：2015年，你成为国际公益学院首位院长，这个学院成立之初，便决定聚焦于慈善家及公益慈善组织高级管理人才这两个人群，进行领导力培养，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王振耀：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开始，我们做培训工作已有五六年，包括大众培训、媒体培训在内的各种培训都试验了，我们发现中国最缺的是这两类培训，一类是慈善家，人家愿意捐款愿意参与公益。培训平台让人家光去听课不行，还需要和慈善家们交往；第二类是高管，基金会的秘书长、副秘书长、机构主任等有这样的需求。他们都是领军人物，领军人物一个就能引领一大片，影响力很大。
南方周末：从现实层面来看呢？你认为中国公益行业目前的人才存在怎样的状况？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王振耀：你会发现七八年前关注公益慈善，很多人做慈善是不专业的，比如说理事会开得不太好，注册一个组织时对使命定位不行（不清晰），项目的管理差一些。原来讨论什么是公开透明，其实是不太理解的。提的问题、网上的争议让大家觉得（公益慈善）问题一大堆。现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就是“不专业”，急需要领军型的人物。像大型的基金会秘书长过来一培训，能够影响一大片。培训不是授课多少，而是激发出来多少（思考）。学生间互相学习，能够跟全国、全世界联接起来，成为一个专业的团队。
南方周末：做了这些年人才培训，你认为当下的公益人才的培训空间有多大？
王振耀：一个是社会有需求。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工作）起来了，他觉得有需要。徐永光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从基金会拿100万招个秘书长还挺困难，那就说明社会上有这样的需求。我认为社会有需求是巨大的好的环境，如果说社会都不需求，没有就业岗位，那就没有空间；第二，慈善法颁布，国家政策也比较支持；第三，我们的服务业发展起来了，养老、儿童服务迫切需要使命型的人才，这是很大的需求，是我们最好的环境。
公益人才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南方周末：2010年到现在，你认为目前中国公益行业的人才需求有没有发生具体的变化？
王振耀：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两年多，中国公益研究院成立已八年了。这几年很多人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公益人才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GPL（全球善财领袖计划）和EMP（国际慈善管理项目）两个项目，是对高端公益慈善人才培养、慈善家培养。慈善家也是教育出来的，但它不是念书本的教育，而是通过咨询和服务进行的教育。从国际公益学院的角度来说，我们给这些慈善家提供和比尔·盖茨、瑞·达利欧、洛克菲勒家族合作的平台、机制、项目。比如GPL项目平台，这两年已经有五六十个慈善家参与进来。他们有的与比尔·盖茨、巴菲特一块合作，双方各捐一半把项目做起来，每年聚会讨论。这对中国慈善家而言就是很典型的学习，毕竟他们（国外的慈善家）带来了很多与我们原来想象不同的想法。
这样国际化合作很多，从我们学院的奠基人到我们的学生也开始做。比如GPL学生董方军（东方君基金会理事长）以艺术的形式来做乡村振兴，请来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到山区的村子里做设计，现在已经设计几稿了。这样，中国慈善家通过和国外的慈善家的深度合作，完成了非常好的过渡（指公益慈善学习），使中国慈善家跻身于世界慈善家之列。
另外一个EMP项目，我们已经培训了近400个基金会、公益组织等公益机构负责人。许多大型基金会秘书长、高管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培训学习，成长得比较快。这两年，他们的专业能力提升得很快。
我觉得最近这两年培训越来越广泛。我们很多培训是跟政府合作的，包括政府官员（的培训）、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整个专业化的程度是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在国际上展现出影响力。
南方周末：你指的和政府的合作是哪些方面？
王振耀：主要是购买服务，有的是购买慈善法解读的培训，有的是注册登记，怎么管理等等。而服务对象既包括公务员，也包括对社会组织的培训，多种多样。
南方周末：从哪些领域能看出公益人才培养带来的改变？
王振耀：这些年争论的少了，效果多了。争议的事，网上争论的事越来越少，极端的批评越来越少了。从一个国家的（公益慈善）专业化来讲，这是最重要的。大家都耐心地讨论具体的问题，促成很多社会政策不断地完善。你看慈善法通过后，各地方政策也在调整，儿童、养老等各个领域的政策也在完善中。
公益慈善是一个很大的专业
南方周末：有人认为“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非营利组织管理等所涉及的范围仍无法达成共识，对其学科的归属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也带来了公益慈善课程设计及人才培养目标不清的问题。国际公益学院是否有相似的困扰？你是否会关注学科建设问题？
王振耀：肯定关注。我不仅关注，还研究很多教育制度的问题，研究咱们国内的大学、国际的大学，看人家学校是怎么办的。现在我们的课程设计是（引自）印第安纳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几个大学给我们做不同层次的培训。我们通过境外名牌大学的专业化培训，学到很多。我们有一门引自哈佛的公益课程，一期有三周课，有机会参加的学生和哈佛教研团队封闭培训，深入交流，这个课程在中国公益界有良好口碑。
那么公益慈善是不是一个专业呢？公益慈善是一个专业，西方叫“非营利组织”，不叫“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在西方甚至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等华人地区都很发达，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专业。这个专业具有应用性，所以我们学院的设计是三合一立体性的培训框架：一是理论设计，谈到机构使命，会涉及哲学、伦理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历史、法律，这些都会有联系；而基础课的教学，不是天天坐着读书，记忆背诵，而是结合具体实践，到相关公益机构参访，走到公益机构里面去，和机构负责人一起交流；第三是毕业设计，不能是论文，而是要给出一份有实践性的公益行动方案。你学完了以后，怎么解决机构的问题？你得有行动方案。结合所学知识，你毕业时需具备一定的解决问题能力。我们现在培训课程体系设计综合了各个大学（公益慈善课程），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实效果还可以，还会在细节上不断完善。
南方周末：目前我们与国外相关的学科建设，差距主要在哪里？
王振耀：要说差距，就是我们还没有人家那么正规的知识支撑体系。美国两百多个大学都有非营利组织专业，并且非常强大，相比而言，我们国家这方面就非常弱了。从课程内容到教学体系，都与西方有差距。比如说哈佛大学的课程，导师给我们上课，课堂上讨论“加塞、黄牛买票是什么现象”，以此去拓展知识。如果就这个问题学生一旦说美国政府怎么管理，中国政府如何管理，导师就要把你引导回来。导师说就这个问题，要先讨论隐藏在其中的伦理（问题），思考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思维方式应该怎么改变，不要一开始就非常着急地讨论中美哪国的政策合适或对政策是否合理。很多西方大学的老师在课堂上不会把应用和拓展知识混在一起讨论。
南方周末：我们的课程会有本土化的过程吗？
王振耀：课程内容当然得结合实际，实践案例是国外的，不讲本土化也不行。写行动计划，你让他跑美国行动吗？这不可能啊。课程的理论、实践这几个部分是连着的，它得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本土化的过程是，把西方的实践介绍进来，再做分析。比如国外说是慈善资本主义，大家听起来不明白，慈善资本主义怎么概括？后来我跟很多同学讨论，研究了很多，现在我就开课叫“善经济理论”。你得用中国人的语言，你说慈善资本主义，他（学生）就说“你这是啥意思”，听不明白。我说这是善经济时代，善经济来了，作理论的本土化。
建立中国慈善事业的支撑体系
南方周末：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及，现阶段应该建立中国慈善事业的支撑体系，这一支撑体系应该包含哪些部分？
王振耀：包括研究体系、行业体系、咨询体系、培训体系等等。我们现在的支撑体系相当的不发达，整体上不够。我们国家调整相应政策才十几年，公益慈善刚刚开始，进步很大，但基础还很脆弱。
南方周末：支撑体系建起来将起到什么作用和影响？
王振耀：那可不得了。支持体系不够，你个人再努力，也不行。真正的支持体系连着整个事业的发展，如果将来公益慈善支持体系建好，我们完全可以去世界上（公益慈善领域）起一些作用。比如说税收这一政策支持体系，老牛基金会捐赠要交2.6亿增值税，你说这个支撑体系行吗？大的环境大家看好像是很优惠（政策利好），实际上细节上要支撑起来还得辛苦的（推进）工作。
南方周末：你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希望国际公益学院能拿到授予学位资格，未来五年办成一家综合性的公益大学。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计划？
王振耀：学院的捐赠人、慈善家希望创办一所大学，像协和医科大学那样百年的项目。所以我们希望5年内能跟个别大学合作，逐渐向能授予学位的大学来发展。现在两年过去了，家族传承、公益金融、公共管理几个板块发展不错，现在大家（学生们）又在呼吁海洋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实践性的内容，我看现在发展很快，能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公益的大学。我认为公益大学是满足社会多种公益建设的需求。
南方周末：成立之初你们希望是办成不依附于高校的独立学院，这里面存在哪些考量？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探索？
王振耀：办成独立的学院主要是想创新一套体制。那就像施一公办西湖大学，不独立没有法人，很多现行政策就难以突破。
现在学院办学是第三年了，已经培养近400名的EMP同学，五六十名的GPL同学，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专题班、公众教育，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