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等现实问题，让农村青年们感到无力、无助和失望。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在短短几年内买房。社会学家阎云翔认为，在这种背景下，竭尽全力向父辈索取，成为青年男女实现家庭生活现代化梦想的唯一路径。代际剥削，成为乡村社会一个隐蔽而残酷的社会现实。
前段时间，“扶弟魔”（网友对帮扶弟弟的11个姐姐的称呼）成了热词。
山西中阳县一农村里，11个姐姐凑了32万元支持弟弟结婚，其中23万被用来在县城里买房。一时间引起热议，有人认为这是重男轻女，是在压榨家族里女性艰难积累起来的财富，有人则认为这就是再寻常不过的家庭互助。
在中阳这样的中部县城，32万元能做什么？我搜了下当地的房价，发现只需要30余万元，就可以全款买下一套100平米的新房，看起来价格并不高。在我的家乡，河北南部的一个县城，30万也基本能搞定一套100平米的新房。
在很多农村，父母进城买房基本上是为了优先给子女准备婚房，而婚礼又涉及彩礼和其他筹备的费用。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30万元的购房款绝非小数目。更何况，对于住惯农家小院的农民居民来说，100平米的房子常常住得憋屈，他们宁愿再加把劲儿，购买一套“正常”小的房子（至少120平米）。只是在县城就需要这样一笔数目，如果再进一步，到了邢台邯郸这样的地级市，30万才刚刚凑够首付。
在我的观察中，农村居民购房，往往是为了在婚姻市场中更具“竞争力”，条件有限的前提下，缺乏对居住等实用功能的考虑。而且，买房这一举动看似是全家上下共同的意愿，最终受益的却是子女，父母沦为“被剥削”的对象。退不去的买房热，仿佛正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的挽歌。
▲ 2013年6月26日，工人在江苏南通一处地产广告牌下忙碌。 © 图虫
如果仍将结婚并成家作为独立的标志，那么对于乡村家庭的子女（尤其是男性）而言，他们走向独立的成本正越来越大，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买房。
很多家庭将“有没有房”作为“是否到了结婚的时机”的判断指标，在城市中有房产，就意味着生活、工作便捷，意味着子女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等等。这是最常听到，也是不易辩驳的理由。但是，当这些话不断从生活直径没能超出乡村社交圈的青年男女口中说出，而且他们购买的是那种无论回家还是进城都不便利的城郊楼盘时，所谓的“便捷”或“机会”等等理由有必要重新考量。
对于很多急于买房的乡村青年来说，城市并不必然是一个好的选择，或者最起码说，它仍是一个有待从长计议的选择，不应该如此急迫。但是为什么他们对乡村之外的新房有着近乎固执的欲念？
这让人回想起上世纪末，富裕起来的北方乡村在新建住宅时，多会模仿城市的居住格局，有的甚至还配备了无用的浴室和浴池（后来多被当做储物间），这一趋势与1980年代以来人口、信息的流动趋势相吻合。电视等大众传媒在上世纪末的乡村日渐普及，这些渠道为乡村社会带来城市里丰富多彩的城市现代生活形象，还有很多青年人在城市里待过，直接目睹和接触了现代的生活方式，这些激发了人们对“洋气”生活的渴望。
▲ 2017年农历腊月三十，湖北云梦县隔蒲潭镇三黄村甘家桥湾，年三十静静的乡村和闲置的楼房。 © 图虫
至今，乡村青年对现代生活的追求不断升级，原来只是模仿建新房，而眼下则是到城市住楼房。不断向想象的世界靠近，追求别样的新式生活，成为乡村子女的家庭梦想。
这是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我们当然要肯定这种进步。但值得警惕的是，子女教育、生活便利、就业选择等看似正当的理由，有时会变成掩饰个体欲望的华丽外衣。子女的家庭梦想，有时会导致两代人之间滋生一种被亲情所遮蔽的剥削关系。
▌代际剥削的隐蔽存在
山西中阳这个贫困的乡村家庭有11个“扶弟魔”，这对于弟弟以及父母来说都是幸运的。一家12个姐弟，意味着家庭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具体到这里，就是一般乡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和买房而不得不面对的风险。
弟弟有机会借姐姐们的帮衬，从而脱离原生家庭的贫困、成家立业，过上同村青年羡慕的城市生活，这是他的幸运；父母有11个女儿的援助，帮助他们完成了“人生任务”，让儿子可以娶妻买房，同时不必像其他年迈的父母那样受到子代的“剥削”，这是他们的幸运。当然，这些“幸运”的前提是姐姐们的付出，某种程度上是“剥削”的转移和分散。
然而代际剥削普遍存在，其他乡村家庭就不这么“幸运”了。乡村青年的想象世界大为丰富，对未来生活也有更多的期待，但高房价等现实问题，让他们感到无力、无助和失望。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在短短几年内买房。社会学家阎云翔认为，在这种背景下，竭尽全力向父辈索取，成为青年男女实现家庭生活现代化梦想的唯一路径。代际剥削，成为乡村社会一个隐蔽而残酷的社会现实。
房地产开发商迎合了乡村个体的新需求，打造出所谓生活、工作便捷和子女教育资源等“刚性需求”。由于多数乡村的性别比例失调，男性及其家庭为了在婚姻市场上占据优势，纷纷买房，常常无暇也无力顾及房子是否真的实用。于是，城市郊区的荒郊野地兴建起了楼盘，在一座座村庄周围，小产权房也炙手可热。
在我的老家，镇里的邮局后面，几年前新建了几排五层小产权房。那里靠近河流，远离镇中心，购物生活都难称得上方便。即便如此，很多村民还是在那里买了楼，绝大多数是作为婚房。其中有刚需，比如因为老宅面积太小，但更多是因为实在没有进城生活的能力和需要。站在楼房窗前，能看到泄洪的河水、宽阔的荒滩，以及邻村的平房，这仿佛成就了他们现代生活的梦想。
以“刚性需求”之名购买的“无用”的楼房，给许多乡村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和压力。当乡村子女在城市开启新式生活时，年迈的父母则留在乡村继续还债，或至少分担小两口的开支。如果说，这是城市化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农村父母为子女买房，则是继城市压榨乡村社会之后，子女从内部对乡村展开的又一轮压榨。
▲ 南昌一处城乡结合部，是“老城区和新城区之间一个遗忘的角落”，小产权房、物流仓库和农民工聚集之地。 © 南昌表叔
▌代际互惠关系的翻转
常听到农村的居民说，与其翻盖老宅不如直接在城市为子女购房。过去修建住宅是为了光宗耀祖，“过大而无用”的住宅，象征着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如今，老宅的象征意义早已弱化，反而是远在十几公里外的楼房（不论楼房在哪，是否有完善的配套，生活工作是否便利）更能成为一个家庭财富和能力的象征。
具体而言，楼房象征了这个家庭为儿子娶到媳妇的能力，象征这个家庭新一代人婚后开始“新式生活”的可能。每个家庭都奋力为娶媳而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让孩子传宗接代，是老一辈人实现“人生任务”的分内之事。只不过，如今这分内之事，是要其倾尽所有，拿后半生下注。换言之，乡村父母互惠关系发生了翻转，父母有着无尽的责任（买房、还债、看孩子），而子女则更容易逃脱义务（表现为无力奉养或不孝顺）。
不惜财力地让子女实现现代生活方式，这折射了乡村社会的瓦解。新的代际关系，主题早已不是孝顺或者子女赡养父母，而是父母竭尽全力满足子女；买房娶妻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成全甚至是讨好子女，其间或许是为了以巨大的牺牲来积累道德资本，期望子女知恩图报，侍奉老人到晚年。这与原来“子从父命”的代际权力关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乡村父辈地位不断下降，那些没有能力为儿子买房娶妻的老人，往往心存愧疚，如遇子女不孝，他们也会归因于自己未能给予子女更多，这是最令人心酸的地方。
所以回到11个“扶弟魔”的故事。姐姐的存在，让父母免于儿子的“剥削”。当然，这也触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重男轻女的现实与不计回报的亲情所交织而成的复杂命题，它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结果。因此，当我们拿起惯用的“手术刀”分析事实时，发现怎么下手都觉得不合时宜。
乡村买房也折射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碰撞和裂隙。买房对于父母和子女，有着不一样的结果。买房最大的受益者，是年轻一代的子女。
年轻一代通过读书或打工走出乡村社会，因为安身立命的现实需要而在城市购房，本是城市化进程的正常现象。但是在乡村社会逐渐分裂、越来越个体化的进程中，部分子女只强调自己的权利和“刚需”，无视父母的需求和子女的责任，给乡村家庭带来新的困扰。乡村老人愈发丧失来自子女的支持，这不又是一个社会性的“弃老”故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