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流动儿童教育一线的工作者，我跑过学校，跑过社区中心，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大家在任何统计数据中都看不到的信息。
第一件事情，我想讲讲从一线视角看到的政策变化和影响。2014年8月的时候，据我们统计，北京有打工子弟学校数量127所，其中大约一半没有办学许可证，所以你在任何公开的统计数字都是看不到这些学校的，那个时候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在校学生大概有十万。到了2018年8月，学校数还有102所，但是学生人数差不多只有5万，这是很明显的变化，四年的时间里，学生数量从十万变成五万。另外，还有一组更小的数据。今年年初我们跟踪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六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一共43个孩子，他们小学毕业之后有25个回老家了，25个回老家的孩子里只有一个是母亲陪伴返乡的，其他24个都是自己回去读初中的。
从经济的发展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肯定还会继续，人们会继续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小城市去往大城市。从一个人的发展来看，对一个年幼的孩子而言，毫无疑问他应该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在父母的陪伴下成长、接受教育，长大成人。这两件事情，在我看来，是我们讨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的基本前提。
关于流动、留守儿童的现状，我们知道很多的数据，那么情况是在变得更好、更差、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却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因为缺少一个判断的标准。
我们首先来看流动、留守儿童的总体数据，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儿童规模为3426万，这其实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我们还有6877万的留守儿童（包括城镇留守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这1.03亿的儿童都处于某种程度的困境之中，其中只有33%的儿童跟父母一起随迁进入城市，这个儿童群体占中国儿童总量的38%。
我们再来看这些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我们把2010年跟2015年做一个比较，在2010年流动儿童有3581万，留守儿童有6973万，经过五年的时间，流动儿童的比例相对于2015年降低了0.67%，非常小，这说明在过去的五年之间，情况不但没有改善，甚至变差了一点，因为儿童跟父母一起随迁的比例在减少，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跟父母在一起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从总量上来讲，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总量相对2010年，略微增加了0.2%，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流动、留守儿童问题的总体情况也变得更加严峻了。
我们再来看教育，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里有一个描述，叫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大于99%。我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个目标，因为这里的99%并没有讲这些孩子应该是在生活城市还是户籍所在在老家、在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如果简单理解只要不辍学就符合目标的话，那么这个看起来很高的目标，却没有任何真实的约束力。
我们来看一个在讨论流动儿童教育时常用的指标，2015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公办的比例为79.9%。这个数字在过去五年间一直在80%左右浮动，看起来我们只差20%就完成目标了。但是很多在城市里无法进入公办学校的学生，也没有合适的民办学校可以选择。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流动人口子女（包括流动、留守儿童）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些孩子入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比例。这样一算，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在2015年就只有32.26%，意味着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够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我们会发现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孩子未来有在城市里上学的需求。
这个时候我们就清楚未来的目标了，为了满足这些孩子的教育需求，我们的城市未来还需要为这些孩子建设大量的学校，这是第一件事。
我们再来看一组具体的数据比较，我们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我们先来看随迁子女在这四个城市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北京35万，上海40万，广州25万，深圳36万（2015年数据）。然后我们来看常用的随迁子女入公办的比例，北京78%，上海80%，广州42%，深圳46%，从这样一组数据来看，广州和深圳经常被批评，说随迁子女入公办的比例连一半都达不到，而北京和上海看起来是比较好的。但如果我们把流动和留守儿童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真实面临的问题一定是这样的，每个城市背后都还有大量的父母生活在城市，但是孩子却在老家留守，这些数字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就拿上海的随迁状况来说，我不知道它背后真实的数字，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当下上海的这些流动人口他们孩子到底有多少，因为只要这个孩子不在上海，统计数据上就看不见他们了。我们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看我们缺了多少。
按照2015年全国的统计数据，流动人口总量是2.47亿，其中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1811万（其中属于农村户籍的儿童1367万，属于城镇户籍的儿童444万），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3147万（其中农村留守儿童2019万，城镇留守儿童1128万）。我把这些数据加在一块， 2.47亿流动人口，他们对应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总数是4958万。我们算一下平均每十万个流动人口，对应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有多少，大概每十万里有2.01万。
我们假设不同的城市其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一样，就可以用每个城市的流动儿童规模来估算对应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总量。北京165万，上海197万，广州115万，深圳大概178万，这个才是每个城市真正需要提供教育服务的流动人口子女规模。对一个生活在北京在上海打工的人而言，他们的孩子如果进入不了城市的学校里，因为这些孩子无处可去，他们通常不会把孩子留在城市这儿，他们只能被父母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而他们也从城市的诸多数据中消失了，我们必须要把它找回来。如果我们将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前面所谓的进公办学校的比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忽然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了。北京21%，上海20%，广州22%，深圳20%，四个一线城市差别不大，因为这个基数是估算的，所以1%的差距是比较小的，大概五个孩子有一个能在当地读公办学校。
在前面部分提及的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的基础上，结合民办学校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流动子女是留在父母身边的，北京27%，上海25%，广州的数字到达52%，深圳是43%。我们相信，如果可以的话，父母总是希望能够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如果有公办学校可以选择当然最好，没有公办学校，哪怕自己掏钱让孩子进入民办学校也是愿意的，有选择总比没有选择更好。从数据上看，因为大量民办学校的存在，广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给了父母更多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要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但是有选择还是比没有选择更好，所以从父母的视角看，广州和深圳的实际结果要比北京和上海更好。如果我们仅仅用随迁子女入公办学校比例描述广州和深圳，这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开放更多的民办学校并不意味着城市的公办学校没有承担责任，从流动人口子女入公办学校的比例来看，四个城市的公办学校承担的责任其实相当，更多民办学校的存在给了进城务工的父母更多选择的可能。现在我们来看城市的背后，那些父母生活在这里，但是自己在老家留守的孩子，仅仅是这四个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的留守儿童规模就接近四百万。
最后，让我们再来讨论流动、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之道。如果我们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当作一个冰山去看的话，这座冰山的总量大概是1.03亿孩子，而我们的解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融解冰山，这个数字总量我期待着它能越来越少，未来理想的情况下希望它能变成零。另外一件事情，在融解过程当中，我希望这个冰山能够慢慢的浮出水面，有更多的孩子能够从留守的状况，转变成为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流动儿童，这两个方向的改变都是需要我们努力去推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