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常夏中
编辑 | 张火鸟
最近，一名公益人想做的一项公益计划让关宏宇印象深刻。那名公益人去了甘肃一所农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在玩一个已经瘪了的篮球，玩得很起劲。他很难过，决定筹款为农村孩子买篮球。
出于职业敏感，关宏宇当即想到了一个问题：没有新篮球玩，是这些孩子面临的真问题吗？篮球虽然是旧的，可是孩子们玩得很开心；要说他们缺乏的是新篮球，他们同样缺乏很多其他物品，比如像样的篮筐、衣服、运动鞋。那么，捐钱、买几个新的篮球，真的解决这些孩子的问题了吗？
“我们机构能力有限，我想，能帮一点算一点吧！”
这样的回答，并没有让习惯于追问“为什么”的关宏宇和她的团队满意。
2018年11月16日下午，北京后圆恩寺胡同一家书店内，“三一学者”分享会正在进行。陕西师范大学试验经济研究所（CEEE）博士后、“三一学者”、“看清未来”项目负责人关宏宇，以上述例子开启了她的分享，并向听众抛出了两个问题：“农村孩子们没有新篮球玩”，是一个真实的社会问题吗？ “帮一点算一点”的做法，是否真能解决问题？
“三一学者”关宏宇
分享会现场的听众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不乏自掏腰包赶来北京参加分享会的公益人。大家略带错愕地沉浸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中——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问题，有的人面露疑惑，有的人窃窃讨论起来。
关宏宇继续讲道：“我们始终非常强调用科学的精神和力量来做公益。这种理念，我们称之为科学公益。科学公益一定是以社会问题作为导向，它要从识别一个真的社会问题开始，通过实证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并根据方案做出行动，最后用一环又一环的影响评估，找到最恰当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仅有效，而且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
“科学公益一定是聚焦‘真问题’的”
2012年9月，CEEE启动了“看清未来”项目。从陕西省、甘肃省随机抽取252所小学的19997名学生展开基线调查和视力测试，结果显示，全部样本学生的平均近视率为24%。
这种现象是否为甘肃、陕西特有？关宏宇他们在上海打工子弟学校、广州北部农村地区等四个样本地区做了大规模样本视力筛查，发现这些地区的小学生近视率基本都超过20%。
关宏宇他们还发现，仅有17%农村近视孩子配戴了眼睛，中国农村约有3000万孩子的视力需要矫正，平均来说，大约每3个农村孩子就有一个是近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第一个要做出判断的问题：农村孩子存在较为普遍的近视，这里面的真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农村孩子视力不好’？还是‘农村近视孩子的视力未得到矫正’？”关宏宇引导大家思考道，“而我们关注农村孩子视力不佳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做研究？当然不是。我们是希望让他们看得清楚，希望农村学生不要因为未矫正的视力问题而影响学业表现甚至是未来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关宏宇说。
事实上，针对近视问题，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给孩子们配戴合适的近视眼镜，一秒钟解决眼睛看不清的问题。“眼镜早在800年前就被发明出来了，可是为什么农村依然有这么多孩子没有戴？我们由此聚焦到了农村近视孩子不戴眼镜这个真问题上。”关宏宇说。
真问题的背后，隐藏着多个真实原因，关宏宇他们经过详细的田野调查发现，这些真实原因包括：
孩子们不知道自己近视了，以为世界本就是模糊的；
孩子们知道自己近视，父母亲却因观念问题，反对孩子戴眼镜；
孩子和父母都知道近视了，应该戴眼镜，但是不知道哪里可以配眼镜；
孩子和父母知道近视，想配眼镜，也找到了配眼镜的地方，但是由于这些地方不能提供准确的视力测试，而无法配到度数合适的眼镜；
更有甚者，孩子和父母都知道县城里的医院可以测度数、能配眼镜，但是以为很贵，觉得自己家庭负担不起，所以从来没想过要去配一副眼镜……
关宏宇讲到这里苦笑着说，“对农村近视孩子来说，配眼镜像游戏里那样，充满了坎坷和挑战，需要一路升级打怪。”
农村孩子配戴眼镜的“升级打怪”路
深入调研分析真问题背后的真实原因，关宏宇他们调研发现，造成“配眼镜如同升级打怪”的真实原因，一是农村没有有效的视力筛查方式，所以孩子们不知道自己近视了；二是农村对近视的认知有误区，尤其是学生家长。“曾经有一位父亲告诉我说，我娃以后是要跟在牛屁股后面的人，戴眼镜太怪了。” 三是西部地区缺少能够提供专业眼视光服务的机构，县级医疗体系里几乎没有能够给孩子提供专业验光服务的科室，而县级地区眼镜店的验光准确度仅能达到70%左右。
针对真问题背后的真原因，关宏宇他们开始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面对这个问题时，最先蹦出来、也是常用的方法，就是义诊。由政府或公益组织出面，带专家、设备去农村学校，假设按照4个专家为一个工作小组，完成视力检查、筛查、配镜、发镜等环节，一天可发放约50副眼镜。照此推算，解决3000万农村孩子的近视问题，需要1634年。
1634年，听到这里，现场一片哗然。而这，还没有算上正在不断加入近视大军的“新生”们。
“由此可见，至少在视力问题上，‘帮一点算一点’的做法，肯定行不通。一定要找到一个系统、可持续、有效地解决农村孩子视力问题的方案。”关宏宇说。
为了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2012年10月，“看清未来”团队对前述样本地区252所学校进行随机干预试验。“看清未来”尝试了两种干预：一是做信息干预，即给干预组农村孩子提供近视相关的正确信息。二是提供眼镜的干预，分成控制组（为学生筛查视力，告知筛查结果，提醒近视的学生注意保护视力）、免费眼镜组（为学生筛查视力，当场给近视学生发放眼镜）、眼镜兑换券组（为学生筛查视力，给近视的学生发放筛查结果及一张近视眼镜兑换券）。
2013年3月，“看清未来”团队发现，领取了兑换券的孩子中有84%到指定地点配了近视眼镜；免费组的做法提高了近视眼镜的覆盖率，但使用率不高；信息干预没有任何效果。
2013年5月，关宏宇他们对项目进行中期跟踪，跟踪结果显示，那些佩戴了眼镜的农村近视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了0.4个标准差，相当于多学了两个学期。关宏宇和同事们为这个结果感到非常振奋。
根据关宏宇的分享，回顾整个“看清未来”项目，从基线调查到干预试验再到效果评估，都用了贯穿着科学公益理念的一些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仅找到了解决农村孩子近视问题的有效方法，也找到了无效方法，同时也有机会找到改进的办法。”关宏宇说。
之后，“看清未来”团队又验证了通过培训和激励当地教师，可以有效解决视力筛查、学生戴镜率低等问题。
现在，在科学公益的理念指导下，“看清未来”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农村孩子近视问题的解决模式：在县级医院建立视光中心、培训能做配镜的医生、培训能做简单视力测试的农村教师。一环套一环，为农村孩子的配镜路升级打怪。
截至目前，“看清未来”团队已经做了15个试点。同时，该团队还推动陕西、甘肃地方政府出台了中小学生近视防护相关政策。
在问答环节，一名从湖北来的听众问关宏宇：“科学公益和技术公益是不是一个意思？”关宏宇答道：“技术不是万能的，数据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并不是一味地推技术流，我们推崇的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要有科学的思维，比如项目要聚焦于一个真问题，明确目标，且全程围绕目标找解决方案。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公益的科学性。”
关宏宇和她在CEEE的11位同事，都是“三一学者”。这十二位青年学者，都在各自的领域忙碌着，他们试图发现真实的社会问题、针对问题背后的真实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并付诸行动，并用科学的方法评估这些方案的有效性。
由于他们的这些理念和行动与三一基金会“科学公益”的主张不谋而合，2017年，CEEE与三一基金会因机缘巧合相识，后者决定以非定向的方式资助这些青年学者。这个资助项目的名字，就命名为“三一学者”。
“能不添麻烦就不添麻烦”
2017年5月9日，在资助者圆桌论坛副秘书长张帆的引荐下，CEEE助理教授、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养育未来”项目负责人之一白钰和CEEE所长史耀疆拜访了三一基金会。
“第一次了解到有一个基金会在做‘科学公益’，与CEEE非常契合。”白钰回忆道。
“三一学者”白钰
CEEE致力于通过政策模拟实验研究，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研究数据支持，推动研究结果向行动转化，从而促成教育公平。白钰所在的REAP团队，面对中国农村婴幼儿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他们给出解决方案：在农村建立养育中心，为贫困农村 0—3 岁婴幼儿家庭提供有质量的科学养育指导服务。
那次拜访之后没多久，三一基金会的“E掘行动”就决定资助白钰负责的“养育未来”，以及关宏宇负责的“看清未来”项目。
随后，史耀疆提出一个新想法：双方是否可以合作做一个“三一学者”项目，一是为愿意到西部沉下心做农村发展的青年教师提供资金支持，二是推动影响评估领域的发展。过去十年，CEEE团队做过约50个影响评估项目，约占同期国内影响评估项目总数的四分之一。影响评估是一套包括数据收集、抽样调查、随机干预、价值验证等的项目评估方法。
三一基金会也看重评估的价值。“从长远布局来看，如果要把评估作为科学公益的一个核心方法论或技术推向行业，需要培养行业评估人才，他们是影响科学公益生态的关键因子。”三一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刘洋轩表示。
这与CEEE团队对“科学公益”的认知高度契合。史耀疆认为，科学公益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在白钰看来，科学公益的核心之一就是影响评估思维。
2017年10月底，三一基金会启动“三一学者”项目，资助在农村发展、公共卫生、教育等领域进行研究的青年学者，入选学者每人获得10万元资金支持，首批合作方是CEEE团队的12名青年学者。
对于“三一学者”，三一基金会的资助态度，按照刘洋轩的说法，是“能不添麻烦就不添麻烦”。
对此，关宏宇的感受是“很合胃口”。“三一基金会给我们空间，尊重我们的专业度。最合我们‘胃口’的是他们没有那么急于要一个结果，不那么急功近利。”关宏宇说。
事实上，“三一学者”们一直有内在的紧迫感。史耀疆多次叮嘱CEEE团队，“三一学者”项目的事情必须重视，这是“我们的事情”。
项目发布至今，“三一学者”项目的主要产出是做了两次学者分享会、两次影响评估培训。此外，“三一学者”们还在与三一基金会合作写一本影响评估手册，目标受众定位于公益人，已经三易其稿，目标之一是“让大家愿意看”。
做好具体项目之外，“三一学者”们在公共政策倡导上有很大的愿力。
过去一年，白钰带领团队在一个县做“养育未来”的中等规模推广，基本的产品模型已经出来，下一步计划将之打磨成一个可供政府推广的模式。在三一基金会的支持下，白钰他们也在探索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引导员的从业标准和培训体系建设，还尝试在职业学校建立“儿童发展引导学”职业教育。
“看清未来”的更多试点在持续探索升级，关宏宇希望通过政策倡导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他们的工作方法，最终将农村孩子的视力健康纳入国家公共教育及公共健康体系。
“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特长，利用有限的资源为农村孩子做更多，为更多的孩子做更多。”关宏宇表示。
“‘三一学者’都是行动研究者，注重田野一线调研和观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吸收新想法，不断质疑、迭代之前做的方案。这本身就是实事求是、敢于完善自己的科学精神。”三一基金会副秘书长沈丹玺说。
“一种新的酷”
“三一学者”项目是三一基金会在行业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新尝试。这与三一基金会对未来公益的判断有关。
“未来公益的格局一定是一个具有网络效应的、全面社会化的生态系统，大家相互之间联合、携手、各司其职。三一基金会将成为这个生态系统中一个专业分工的枢纽型组织，以‘科学公益’为支点，撬动整个公益生态系统的资源高效配置和有效流转。”三一基金会成立三周年时，三一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梁在中曾这样表示。
2013年12月31日，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成立，定位为“运作+资助”型基金会。2018年3月，资深公益人、壹基金前秘书长李劲出任三一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随后，三一基金会进行了深度的战略转型，明确将在理论研究与推广、行动实践支持、公共倡导三个领域展开业务。
三一基金会认为，公益（Philanthropy）的价值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帮助弱势人群。公益在凝聚及盘活社会资本、推动多元社会治理等层面有其独特价值。而且，公益给社会带来的向善的改变应该是真实的，这意味着公益的效果是可验证和可测量的。
公益效果的验证和测量，需要“三一学者”这样的专业人才。
“‘三一学者’项目通过对人的激励，最终希望让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去指导更多公益行动者，为他们提供科学的‘基础设施’。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对人的投资。”沈丹玺表示。
在“三一学者”项目发布会上，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公益不光需要好的发心，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理念、途径和方法论上，而‘三一学者’项目正体现了公益对科学的追求。”
科学公益的追求充满艰辛。某一年，关宏宇3月出发去农村调研，5月才回到西安，“从穿着冬装去到穿着夏装回来”。白钰说：“留给我们解决的都是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后的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非常艰苦的探索。” 另一名“三一学者”常芳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团队特别喜欢‘虐’自己，就是老问自己‘为什么’。”
“三一学者”常芳
一辆小巴车行驶在陕西安康回西安的路上，夜幕将至，道路颠簸，几位CEEE的青年学者坐在车上，正热烈地讨论0—3岁婴幼儿养育师课程培训的优化方案。这是2018年10月的一天，一整个白天，他们都在安康一所职业学校调研，以期为这所学校的0—3岁婴幼儿养育师培养项目提供更多技术支持。
这个关于养育师职业培训和标准制定的项目，三一基金会是资助方。沈丹玺也坐在这辆小巴车上，她一路跟随这群青年学者，见证他们与职业学校师生的访谈，观察他们讨论课程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设计，被他们的韧劲打动。
在沈丹玺的眼里，“三一学者”们充满理想主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
“我一直觉得‘三一学者’严谨、理性、客观的特质，在这个时代应该是一种新的酷。”沈丹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