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广大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了社会组织在观念及能力上的短板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反省和思考。认识到这些短板和不足，进行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是公益慈善行业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摘录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精彩观点，以期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
王振耀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社会组织的功能弱化是一大教训，这体现集中在社会组织接受捐赠没有分配、调度的独立功能；同时没有指定哪个部委或部门来负责接收、协调捐赠，地方政府、红十字会或者指定几个慈善组织无法负责，这给民间组织行动带来了一些挑战。
社会组织参与救灾的政社协同，要从实际来看，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块要纳入到国家的应急救援体系，确实存在缺陷，是需要我们尽快着手弥补的。
>> 《王振耀针对疫情十大反思：未来公益怎么走？》 ——善达网
陶传进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结论一：在第一个层面，的确有大量的个人、企业、公益组织捐钱捐物、捐服务，但这种行动起作用的深度、起作用的程度，都明显没有超出于12年前的汶川地震时的情形。他们除了被卷入到社会热点话题中之外，并没有明确展示出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
结论二：在社会服务层面，不管是人文精神的传递还是社会服务工作的提供，社会服务机构（尤其是社工机构）都应当呈现为一份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但在这次防疫期间所看到的是社工机构自身生存难保，更难腾出手来去做一份额外的工作；许多机构的社工甚至还产生了职业怀疑和前景的暗淡感；并且他们的潜在活动资金也大量减少，至少短期内是如此。
结论三：在社会治理层面，我们看到大量的城市社区与农村村庄整体治理水平一夜退回到解放前，一些明显可以通过治理而得到更有效解决的事情，却退化为最简单粗暴的形式。只有少数情况下，我们才能看到一种全然不同的局面出现。在这些少量的把治理工作做实了的社区，经常可以追溯出过去社会组织介入其中并产生务实性合作的历史。但这只是少数，更多的情形是，那些经营了数年甚至已经创出自身品牌、成为业内典范的社区，这一次却很难经受住一场对形式主义的大检验。曾经引以为豪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系、社区的议事治理体系、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治理推进工作，乃至于有外来专业社会组织介入的社区治理体系，尤其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场所，在相当程度上都“漏了陷”。
结论四：基金会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组织领域最具活力、最具有引领作用的机构，但在这次防疫期间我们除了看到他们捐钱捐物之外，并没有太多地看到他们在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方面的成果展示。他们中的多数已经打造出了像爱心、奉献、慈善这样的标牌性标志，但在公益项目的更高层级上，尤其是在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工作的推进方面，表现出的却是力不从心。
结论五：但这里并不是一种悲观的态度，其实基金会以及更多社会组织的大量工作都位于潜水面之下，一些引领性组织正在自己的脉络上快速成长，只是眼下还没有达到爆发的程度而已。
我们并不怀疑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但这里的根本问题是，要承认社会组织发展初期阶段的现状，而不要秉承一种习惯性的自我表扬的态度。恰当的用词或许应该是“检验”与“反思”，以便借助于防疫行动看一下，我们整体的社会组织到底发展到怎样的脉络点上。以这种务实性的态度进行思考，才能对我们自己有明晰的认识，才是对未来真正的乐观。
徐本亮
上海卓越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理事长
包括信息公开不透明，物资发放不到位等，暴露了有些社会组织特别是一些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能力不强、效率不高、管理不规范、公信力偏弱等问题。潮水退去，能知道谁在裸泳。
所以，我们要按照建立“政社分开，责权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要求发展社会组织。在这次疫情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以及未来有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需要社会组织去解决，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需要社会组织去提供。社会组织不缺机会，关键是要有清晰的定位，加强自身建设，要提高专业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优势，做正确的事情，做有成果的事情。
>> 《徐本亮：疫情大考，或成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契机》 ——南都公益基金会
薛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
在消除风险方面，社会力量不能忽视。从这次疫情应对也看得出来，社会力量的参与至关重要。今天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有很强的自主意识了，引导这种力量在突发事件应对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尽快提到日程上。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社会组织参与应急行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之后制度性的引导和支持不够，所以现在进展不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段话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应当成为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指导。
如果说，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把每个人内在的激励机制和整个全社会利益最大化有机连接起来，那么，社会公益的“市场”同样可以发挥类似作用，把社会力量动员起来。人人都有自利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自利的一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利他的一面可以通过社会公益市场来释放。把个体向善的力量通过社会公益组织和公益服务“市场”整合起来，同样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为风险治理提供重要的补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行政体系力量太强，对社会组织信任不够，所以很多社会组织最后都被行政体系实际吸纳，其原生的活力就没有了。
>> 《薛澜：这是一堂风险社会启蒙课》 ——财经杂志
杨团
在这场全球性战役中，这样的抗击大流行病是对社会组织治理的一次大考。我认为社区的韧性非常重要，地理社区和人群社区不一样，除了地理社区之外，这次的线上人群社区非常有意思，不但是血缘和地缘，还有趣缘，很重要的是业缘有了很多新的发展。比如专业志愿者就是一种业缘的表现，专业志愿者还是跨界的。总之，互联网工具对中国这次抗疫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所谓常态和非常态、正式和非正式，这样的概念，我认为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非常态下的社会力量、非正式组织的有效性这次大大彰显，反而原来常态下社会组织的能力展现的不那么突出，为什么会这样？这跟我们以往对社会韧性重视不够、认知不够有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内容。
再有是形成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包括企业在内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整合的一种新常态。这种新的常态是不是对于真正抗击大流行病以及很多不确定的风险都能够有更有力的、更有效的机制？更有效的机制显然是不可能只靠行政垂直，它需要社会多中心体系，需要有横向的各类组织。
>> 《杨团：社会力量在社区防疫中的作用和难题》 ——公益网校POA
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经济下行，再加上疫情冲击，未来社会问题会进一步加剧，社会需求会进一步上升，这个时候，更需要公益行业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发挥慈善的第三次分配作用。公益组织、特别是基金会要思考如何去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变革。比如，未来如何借助互联网技术去筹集资金，提升个人小额捐款的占比；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解决社会问题，提高效率。例如，通过互联网技术开展远程心理辅导，提供远程技术与咨询服务，降低成本等。
此外，公益组织要提升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甚至有条件的公益组织还可以借此机会储备一些专业人才。很显然，经济不景气，大学生就业困难，一些企业可能裁员，会有大量专业人才被挤出。以往，相较于企业，公益机构的人才竞争力较弱，而在经济危机时，对公益机构而言，反而是吸纳人才的机会。
眼下是社区防控的重要阶段，参与应对社区问题时，同样也需要转化危机为机会。
>> 《邓国胜：新冠肺炎之后，哪些公益机构的日子难过？》 ——社会创新家
刘佑平
中国慈善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
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社会组织依然面临着整体能力不足的问题。虽然有些社会组织在抗疫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也表现了头部特征，但如果作为一个行业来看，整体上还是很弱小的。第二，很大部分的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对政府依赖性太大。第三，社会组织的联合不够，特别是行业组织缺位，导致整个社会组织内部的响应机制、动员机制、协调机制，外部与政府部门、商业部门、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和公共性沟通协调机制没有建立。最后，公共健康、医疗卫生类社会组织太少了，而且也不专业，说明我们对生命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 《刘佑平：社会组织要跳出狭窄的小圈子思维 》 ——善达网
张陈健
英国巴斯大学教授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首先，社会组织的感召力和其地位的不一致性。很多社会组织在短时间内募集到很多资金与物资，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以及民众的信任。但是与其对应的是没有独立分配和调度的权力。红十字会和一些行政指定的慈善机构却因执行不力，进一步失去民众的信任。民众会进一步投向民间社会组织。而缺乏独立分配调度的权力，更凸显中国社会组织的尴尬境地。
其次，疫情原因和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削弱社会组织的角色和功能。社会组织在此次抗疫与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2008年的地震是天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大家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政府无力全部包揽，因此准予民间组织与慈善机构发挥其职能。虽然各家机构各自为战，缺乏协调。但正是因为一定程度行政力量的空缺，给这些机构提供了空间。因此2008年也被业界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
而此次新冠病毒造成的危机突显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与沟通问题。另一方面，疫情原因的复杂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政府对民众恐慌情绪的担忧，也加大了对社会组织存在风险的担忧。因此，采取限制以减少风险。这种限制策略削弱了社会组织的热情，弱化了其职能；同时也失去了一次应对公共危机，提升社会组织专业能力与协调能力的机会。
>> 《张陈健：是时候重新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了》 ——善达网
彭艳妮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救灾这个领域的资源有非常大的波动性。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后来玉树地震、芦山地震和鲁甸地震，每当大灾发生的时候，资源疾风骤雨似的，会非常集中，可能公益组织都接不住这些资源。但当灾害过去以后，就没有人关注救灾这个领域，筹款变得困难。
由于这种资源的波动性，做救灾的公益组织很难长期生存，专业能力难以沉淀和积累。没有灾没有钱的时候，做项目的资金从哪里来？工资从哪里来？这个钱怎么能够筹过来？譬如郝南做的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这些年生存很不易，没有一个全职员工，就靠郝南自己一个人。他是“银杏伙伴”，有三年时间每年有基本的10万元的资助，他还能够继续干下去，但其他人就不行了。包括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起初基金会理事单位比现在要多，后来没有大灾了，一些理事单位的救灾业务结束后就逐渐退出了。这么多大基金会来做的救灾平台都在萎缩，可以管中窥豹那些做救灾的一线小组织，他们的生存会更加艰难。
另外，人们更加关注应急阶段的救灾，而不关注减防灾，这块资源很少，捐助人不重视，公众募款很难，所以做减防灾的也不多，但其实做减防灾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通过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提出的四大优先行动领域，就包括投资于减少灾害风险，提高抗灾能力，以及加强备灾以做出有效响应，并在复原、恢复和重建中让灾区重建得更好。
>> 《彭艳妮：“抗疫”中，公益组织暴露出哪五个关键问题？》 ——社会创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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