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红 涛
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采访|张卫华
撰文|符诣 肖湘辰
编辑|徐欢
随着放学铃声的敲响，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F7/2小学里跑出来500个抱着纸箱的孩子。小宝贝们冲到爸爸接自己放学的摩托车前，开心地说：“ papa！这是我们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礼物。 ”
2020新年伊始，巴基斯坦爱心包裹项目启动暨发放仪式在伊斯兰堡F7/2小学举行。中巴两国政府、在巴国际组织、中巴媒体等多方代表及该校师生共计200余人参加仪式。此次公益项目共向巴基斯坦捐赠了2万个爱心包裹，标志着爱心包裹项目在巴正式启动。
“我们原来在里边放了个七巧板，想看看国外小朋友喜不喜欢？后来去掉了，因为发现大家可能有点不太会玩。”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在谈及包裹的内容时笑着说到。
这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中扶贫”）开展海外公益项目的一贯原则和风格：立足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展开调研，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尊重各个国家民众自身的需求。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需求是多元的，不同的项目解决的是不同阶段的问题。要通过调研解决需求问题，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要搞清楚。同时，来自中国的项目中，我们要加入当地元素，我们要尊重当地，也得让人家感觉到被尊重。”
陈红涛认为，在帮助实现最基本的需求之后，基金会也会注重项目对受益人或受益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支持。
“像我们的微笑儿童供餐项目，不仅解决饥儿童饿问题，还通过项目开展能够提高入学率、让缺席率降低的。孩子们吃饱了以后，他听课会更认真，他的学习效果会改善，这样他的受教育水平就不一样了，教育的质量也能够得到提升。”
当然，这些宝贵的项目经验并非凭空得来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国内NGO“走出去”的先行者，也经历了漫长的成长过程，才明确并制定出清晰的国际化定位和愿景。
“中国NGO走出去，没有可借鉴的成熟经验。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能借助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过程中，肯定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要有自己的特点。现在我们的国际化理念概括为大爱无疆，民心相通。”
中扶贫做的大都是直接贴近民生的项目，实施中也希望直接受益者是老百姓。“爱心包裹、儿童供餐、水窖、职业培训都直接面向贫困家庭的妇女、儿童、青年，我们通过项目开展不但帮他摆脱困境，也传递了中国人民的爱心，成为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和纽带。”
对于中国NGO的国际化方向和未来，陈红涛也给出了自己的预测和希望。
“我觉得没有10年时间，肯定很难说形成自己的模式，因为现在大家刚刚开始走出去，还是需要时间探索和成长的。。”
历经15年探索和坚守，中国扶贫基金会给出了自己的国际化“答卷”。
1:
开先锋，“三步走”
MID：中扶贫作为中国NGO在海外开展项目的“先行者”，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陈红涛：基本上我们国际化到目前为止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05年到2009年，此前是没有专门的团队做国际业务的。
这个阶段，援外资金或物资我们是捐给受益国的驻华大使馆，或者跟一些国际机构合作。这个阶段，工作主要针对一些自然灾害的人道主义援助，没有常态化的项目开展。我们机构的人是没有走出国门的。我们把这个阶段叫做“不出国门的国际化”。自2005年1月援助印尼海啸开始，先后援助了巴基斯坦地震、缅甸飓风等。
2007年，国际化战略正式写入基金会的机构战略。能够把它作为战略，说明我们不只是简单地做事，而有更长远的规划。
2009年我们成立了国际发展部，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开展海外援助。这是第二个阶段，叫“出差式的国际化”。
以援建中石油捐赠的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项目为标志，我们开始派出员工去受益国开展项目，在此过程中根据项目开展需要员工采取出差的方式短期在项目国停留开展项目。
在“出差式”这个阶段，能够参与到项目的需求调研、项目设计、项目管理以及项目的评估，我们对项目的是有参与感的。而第一个阶段我们的身份更多是一个捐赠人，没有对项目后期参与管理的过程。
第三个阶段是“常驻式的国际化”。转折点在2015年，我们成立了缅甸办公室和尼泊尔办公室。现在加上2019年注册的埃塞俄比亚办公室，我们一共有三个在当地正式注册办公室。
注册办公室之后，我们从实现了从“四无”到“四有”。原来是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没有长期的项目，也没有长期稳定的资金。
有了海外办公室和国际员工，有了长期开展的国际发展项目，这个时候才觉得跟国际上的同类组织接轨了。
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累计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援助方面投入的资金和物资价值约2亿元人民币，惠及24个国家和地区约90万人次。
MID：具体到覆盖国别上，当初是如何选择这些国家的呢？
陈红涛：我们进入一个国家首先要符合以下几点需求：一是项目国有需求，我们常态项目都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二是项目国认同我们公益理念，能够找到当地有能力、有意愿的合作伙伴；三是相对安全的国家，目前我们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能力还达不到直接去战乱或严重冲突地区。
在此基础上我们有三种类别的进入方式，刚才提到的三个注册办公室的国家就是三个类别的代表。缅甸是战略性进入。虽然当时还没筹集到资源，但既然想做国际化了，就要先选择一个符合条件又判断机构有发展潜力的项目国别进入。缅甸成为我们第一个计划申请注册办公室的项目国别，我们从机构发展基金中拿出资金启动了缅甸大学生胞波助学金项目。
尼泊尔是因灾进入。这也是学习国际机构的一些经验，他们有些国别也是这样进入的。像大地震等灾害发生的时候，通常会筹到较多的资金。救灾分为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国际机构通常是紧急救援阶段花费一些资金，把一部分资金留在未来几年的恢复。尼泊尔地震我们当时筹集了1100万左右，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阶段投入了六百多万，剩余四百万可用到灾后重建工作。我们觉得这样心里有底了，可以申请注册，否则没后续资金保障，是无法在这个地方扎根的。
第三类是资源导向型。有需求符合我们进入条件的国家有很多，但我们资源非常有限，必须得有资源了才能进入新国家。埃塞、苏丹等项目国都是因为先有了捐赠人要捐赠，我们研判后才进入的。
MID：在海外项目的孵化和实施上，中国NGO和国际NGO有何明显差异？
陈红涛：因为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与成熟的国际组织相比，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首先，中国NGO在海外设立办公室的非常少，比如在尼泊尔注册的200多家的国际机构中，只有中国扶贫基金会一家来自中国的机构。其次，中国NGO国际业务规模比较小，大的国际NGO覆盖的国别比较多，像我们合作伙伴国际美慈在四五十个国家已经有自己的办公室在做项目。人也多，很多机构有从五六千人到上万人的规模，比较重要的项目国家员工都有几百人。还有他们的资金量比较大，很多都是几亿美元，数十亿美元。
还有，在做项目的理念上，大家是有差异的。他们做的很多是发展型项目。直接给钱给物的援助型项目他们做的相对较少，更多的通过倡导、培训、培育社区或链接市场等方式去开展项目。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他们面临的需求是多元的，不同的项目解决的是不同阶段的问题。我们目前主要是聚焦在民生项目上，如供餐、水窖、助学、职业培训等项目。因为海外团队能力还不够成熟，目前我们没有把百美村宿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等在国内做的很好的发展型项目输出去。 未来，我们会逐步加大发展型项目的比重。
2:
“大爱无疆，民心相通”
MID：很多人会问中国扶贫基金会除了在中国开展扶贫工作，为什么要还在国外开展扶贫工作？
陈红涛：首先，作为一个民间机构、一个慈善组织，慈善是无国界的，也不应该分种族。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机构愿景是构建最值得信任、最值得期待、最值得尊敬的国际公益平台。2015 年9 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提到的消除贫困、实现“零饥饿”，这恰好也正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宗旨。
其次，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尽管已进入到21 世纪，但地球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依然形势严峻。全世界仍有8.84亿人没有获得安全饮用水，1.21亿名儿童和青少年失学或辍学、8.05亿人每日食不果腹。作为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国际社会对我们是有期待的。基金会在海外开展扶贫公益的过程中，也把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减贫的中国经验与项目国分享。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们也得到了相关企业的召唤。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与东道国实现双赢，除了投资本身，还需要一些公益项目来带动当地社会发展、惠及百姓生活。面对一些企业缺乏公益经验、难以融入当地社区且找不准渠道和方法，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可在其中进行协助，利用组织专业、中立、创新和深入社区的优势在受援国开展公益慈善项目、提供志愿服务，于民心相通中传递中国的正面形象。
再有，搭建桥梁与平台传递中国人民善意，让世界更立体的认识中国人民。
有时有些人会问，中国还有穷人，你们为何跑外边去？这里我要补充一些信息：现在，中扶贫现在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投入还是在国内的。前些年海外援助项目资金占全会支出就在1-2%的水平，去年略高一些有7%左右，我们的业务主体还在国内。
MID：中扶贫是如何在实践中形成自身的公益理念，能谈一谈你们国际化理念以及如何践行该理念么？
陈红涛：中国NGO走出去，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能借鉴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但还是要有中国特色的，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国际化的理念开始就叫“爱无疆”，大爱无疆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后来，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我们不但帮助受援国项目受益人摆脱困境，也让项目国人民感受到了中国的爱心，搭建起了友谊之桥。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民心相通”，所以现在我们的国际化理念扩展为“大爱无疆，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我们做事的一个落脚点，是希望海外项目能够直接让民众受益。这延展出来的就是我们的项目领域。按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7个目标，，我们选了其中的6项作为我们的现在聚焦的6个领域。6项分别是消除贫困、零饥饿、优质教育、、良好的健康与福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
任何一个机构，都应该有你的使命、特点和聚焦，我们聚焦的6个领域都是直接贴近民生，跟老百姓日常生活是最紧密的。比如说爱心包裹，发给有需求的贫困小学生。修水窖也是修给缺水的贫困农户，职业培训也是支持弱势青年或妇女。这些项目最后受益的都是普通民众个人和家庭。
案例1：去年爱心包裹发放过程中的一个小故事，尼泊尔奇得旺学校一个学生，她非常喜欢画画，因为家庭比较贫困，一直没有彩色的画笔，她的画都是铅笔的黑白的画。收到爱心包裹以后，她很开心拿出彩笔为她的画上了颜色，她说原来我的画都是黑白的，涂上颜色的那个过程让我觉得好开心。说明我们这个包裹的东西真的是他们非常需要的。她还说，虽然知道中国是尼泊尔的邻国，但总觉得很远，但是现在我很想去中国看看。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能够通过包裹传递中国人民的友谊，拉近我们的距离。
案例2： “我们是树苗，而你们就像水，滋润着我们，让我们可以茁壮成长”，缅甸伊洛瓦底省马乌宾大学的一名胞波助学金项目受益学生对工作人员说。
3:
“尊重当地，寻求导向”
MID：“尊重当地，需求导向”是中扶贫的一个重要原则，实践中是怎样做到的？
陈红涛：尊重当地就是要去了解当地的需求。比如爱心包裹，并不是简单的把国内的包裹搬过来用在国际上，必须要了解当地的需求。之前爱心包裹里边是没有饭盒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小学餐盘这些都有。调研发现，国外的学生很需要也希望爱心包裹里有一个饭盒，我们觉得很有价值，就把饭盒放了进去。
今年马上要把包裹升级了，加上卫生用品，比如洗手的香皂、牙膏牙刷。现在中国农村的孩子在家里其实不太缺这些，但对于那些基础条件太差的国家就很缺乏，而孩子的卫生健康很重要。受这次疫情影响，大家对卫生健康也更加重视。
最初爱心包裹在国内的时候也是以笔和本儿为主。后来我们发现孩子们的美术用品、手工用品，家长没这个意识去买。我们主打的就从文具包变成了美术包。到国际包的时候，第一轮没放本，因为发现大家还是有强烈的需求。虽然实际的过程有一定困难，不像铅笔，国家之间差别不大，但本子，在中国是田字格，在不同的国家都不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增加定制的工作。所以我们做爱心包裹是很用心的。
同时，一个来自中国的包裹，里面也要加入当地元素，民心相通，你得让人家感觉得到尊重。比如，讲英语的国家有中文和英语，如果不是，一定是三种语言，中文、英文和当地语。爱心包裹里的物件说明绝大多数能换的我们都把它换成当地语言，背后工作量很大。
书包上有熊猫作为中国的元素，根据当地合作伙伴的调研，选取几样如他们的动物、植物或国花，或者当地标志性建筑，也会放在书包的封面。
MID：项目在海外开展中有否创新，能否举一个案例？
陈红涛：埃塞微笑儿童项目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该项目获得了由世界银行等7家组织举办的首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案例奖。项目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经验结合了埃塞本土智慧，我们采用妈妈团的供餐模式，很好地规避了供餐项目的食品安全的风险。
一是通过组织受益学生的母亲做餐供餐，有效地规避了供餐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二是通过组织受益学校女老师志愿团，监督供餐整个过程，有效地规避了供餐的监管风险。项目2015年启动，实施4年多，未发生一起食物中毒事件，同时，因为项目模式的有效性，埃塞亚的斯亚贝巴市政府于2019年将全市公立学校的饥饿儿童纳入到供餐计划，彻底解决了首都公立学校受饥儿童饿肚子的问题。
4:
“积极走出去，应对挑战和期待”
MID：中国NGO“走出去”面临着哪些困难？未来中国NGO规模化地“走出去”需要做哪些准备？
陈红涛：困难来自两方面，一个是自身内部的，一个是外部的。外部包含大的社会氛围，如公众是不是对你“走出去”表示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政府对民间机构“走出去”明确的支持和鼓励。老百姓原来可能也是不支持的，觉得为什么要出去，中国国内还有许多事要做，，现在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对世界有了新的感知和认识，还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后，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给予了理解和支持，社会氛围和原来比较好很多了。
其次是政策环境，很多政策配套没有跟得上来。比如说资金怎么样走出去，现在往外拨资金也是还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内部的困难现在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就是机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和定位。把国际化作为发展战略的机构还很少，体现了领导者是不是很坚定的往外走，面对走出去的困难是否下定了决心。
人才是最大的问题，成为国际化的障碍。现在对我们来讲，最难熬阶段已经过了，但人才也仍然是个困扰。找懂外语的员工现在不是太大问题了，关键是看有没有在国际民间组织开展业务的经验。不能简单的把中国的模式往外输出，都按照国内的逻辑工作肯定不行，员工和团队要有国际意识，懂得国际工作的思维。
“走出去”需要做好费用的准备。现在在海外执行成本比较高，比如说差旅费，其实到受援国住宿是很贵的，考虑到安全保障，好一点的酒店大都是给老外开的，都按美元收费的。
成本相对比较高，捐赠人能不能认可？如果不认可，机构是否有实力补贴？所以机构要审视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意愿和资金储备，否则往外走也很困难。
MID：如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新时期，中扶贫自身的海外布局会有何调整？未来更多机构走出去前景如何？
陈红涛：在国内我们呼吁大家能够支持认可民间机构走出去。其次倡导更多的中国的NGO走出去，来共同构建立体的援外模式。
我们还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积极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现在每年都会参加一次联合国的会议。。通过这样的国际会议，我们也让大家知道，中国的NGO也是有实实在在走出去的。
2020年是国内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在此之前，我们的重心还是在国内。到2020年之后，在继续做好国内扶贫公益的同时，我们国际化的脚步应该会加快一些。我个人期待5年后，我们的国别办公室、海外员工、受益人数量能够翻倍，甚至更多。当然，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国际化重点工作还应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拓展捐赠渠道和资源，只有足够的资源才能支撑起项目的发展；二是要不断探索和完善项目研发机制和管理模式，同时扩大项目规模和品牌；三是完善团队管理模式和提升团队能力，实现总部和海外办公室的高效运转。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中国公益组织行动起来参与到对海外抗击疫情支持的行动中，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大爱无疆、民心相通，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间组织和中国的志愿者走出去的。 创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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