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济学者，如何参与社会创新？
近十五年的时间里，经济研究者与财经传媒人这两个标签，在朱克力身上并存。
2006年，朱克力进入中央外宣系统，在中国外文局主管的刊物负责热点经济事件报道。一年后，他入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的《新经济导刊》，依次担任主笔、主编、执行总编。凭借自身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财经传媒人的视野，朱克力窥见了经济运行的逻辑，及其之于民生福祉的影响力。他被吸引着向更深处进发，经济研究者角色逐渐明晰。
随着对经济研究的日益深入，让朱克力确信，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东风下，新经济昭示着充满创造与想象的未来。6年前，他集结专家学者创办智石经济研究院，以新经济为研究方向，输出智库解决方案。然而，难以逾越的机制障碍困扰着固有平台，价值释放亟待“更优解”，建立一个更为专业独立的“新经济智库”迫在眉睫。
他找到了“产城融合”与“产业互联网”作为着力点。隐匿在新经济下的诸多机会中，朱克力认为这是确定无疑、最符合时代诉求的创新机会。与产业结合不仅有利于智库研究的直观化，更便于研究成果的应用落地。而深藏其后的，是朱克力探索智库新路径的重点目标之一：推动智库由“思想库”转变为“思想库+行动库”。
起初，朱克力只是一名观察者和记录者；之后，他成了一名研究者和参与者；现在，他正在成为一名行动者和落地者。
与许多经济研究者不同，朱克力较早就接触到了公益慈善。“资中筠老师的《财富的归宿》（现更名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对我影响很大。”朱克力坦言，他的经济研究事业，也基本是在公益启蒙下“自然而然推动的”。“我也很清楚，我现在做经济研究以及推动产业实践，究竟通向哪里。”
那么，公益视角如何影响着朱克力对经济研究类智库的创新？他推动成立的新型智库，“新”在哪里？又能否承载他个人想实现的价值？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创新家》专访了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新经济智库（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博士。
以“天人合一，经世济民”原旨
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社会创新家》：你最初选择在经济方向进行深入研究，是受到了哪些影响？
朱克力：我出生在江西宜春下辖奉新县的一座乡村老院子里。这里历史上曾是兴贤书院，一度成为供奉文曲星的文昌宫。所以我自幼有了文以载道的情结。而后来选择经济研究，确实因为它与“天人合一，经世济民”离得最近。最初影响我的人当中，有两位同乡先贤。
37年前，朱克力出生于这座老院子，门额隐约可见“兴贤书院”四个字
一位是明代大学者宋应星。他通过总结中国17世纪以前的产业技术，写出了科技史上享誉四海的《天工开物》。倡导“天人合一”的宋应星，不仅是卓越的科学家，事实上也是经济学家。他在1636年写下《民财议》，提出劳动创造财富、增加财富要发展产业的经济学原理，比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整整早了140年。宋应星既懂科技又懂经济，用现在的话来说，“新科技驱动新经济”，是那个时代才智超群的新经济专家。他的作品和思想东渡后，又被尊为日本学术界“开物学派”的鼻祖。
另一位是邻县的本家先贤，即清代最鼎盛时期康雍乾“三朝帝师”朱轼大学士。他讲求格物致知、经世致用，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因此不仅是位理学名臣，也被晚晴洋务运动先行者张之洞视为“经济家”中的显著者。和他同时代具有技术官僚特质的一批知识分子，被当代学者奉为18世纪的经世派。
无论是宋应星开创的“开物学派”，还是朱轼等人代表的“经世学派”，从科学技术到公共事务，先贤们不仅创新学问，更身体力行，以“天人合一，经世济民”的原旨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这成为我内心深处不可磨灭的精神渊源。
《社会创新家》：你是如何建立起对经济学的系统认知，完成由一位财经传媒人向经济研究者的转变的？
朱克力：2007年入职《新经济导刊》后，我立即以“绿猫寓言”为题，做了一期关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趋势的专题报告。“绿猫”一词来自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出处是他在考察中国后提出的发现：无论黑猫白猫，如果不是绿猫（健康环保），即使抓住老鼠也不是好猫。
这篇报告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我不仅获得了上级授予的一笔小奖励，更有了很深的感触：原来一种比别人更新颖、更敏锐的观察视角，也可以产生如此大的效用和影响。
于是我接二连三策划推出重磅报告，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年我开始在《新经济导刊》担任起了主编。我一面在北大进修经济学硕士课程，一面在工作上力求创新，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即面向经济学大家的系列高端访谈。前者帮助我形成了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及经济学思维方式，后者让我有机会与众多专家交流中国经济与改革最前沿、最核心的问题。这是一个高密度汲取智慧的过程，让我得以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格局重新看待世界。
后来我又继续攻读了经济学博士，不仅建立起了对经济学理论的系统认知，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新经济研究体系，并在实践中自觉运用。
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寄语：“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路径”
一直到今年6月份，我还保有传媒运营者的角色。这十几年中，经济研究和传媒运营的协同，影响着我的思想发展与事业规划。如果只做经济研究，视野也许会受到局限；如果只做传媒运营，可能就会流于广度，而深度不足。
《社会创新家》：你还曾参与不少社会创新事务，包括十年前发起创办《中国慈善家》公益传播平台。怎么理解这段经历在你的新经济研究事业中的位置？
朱克力：《中国慈善家》可以看作我对扩大新经济传播外延做出的尝试，是看到社会痛点后，试着做出一点改善，尽一份绵薄之力。我很早就受益于资中筠老师对公益慈善的解读，清楚财富的归宿是什么。十年前创办《中国慈善家》这一公益传播平台时，我怀有的认知和判断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歌猛进后，逐渐会从“财富高速增长期”进入到“财富中速增长+新一轮财富分配期”。
现在看来，这份认知和判断是对的，但当时做这件事确实有些超前。于我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在自身积累还不够时，选择了一条能寄托情怀，却无法充分承载价值的路径。一个人的事业和成长，很多时候是始于理想，但最终要“成”于人和方法，这其中，也要看契机、看机缘。
多角度“升维”，探索智库价值创新路径
《社会创新家》：你担任院长的中国新经济智库（新经济研究院），是对你的新经济研究事业新的承接。于国内经济研究而言，它可以起到怎样的补充作用或作出哪些创新贡献？
朱克力：如果可以达到理想状态，我想主要在四个方面作出补充性的贡献。这些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一是对智库品牌起到补充作用。我的一个身份是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新经济智库（新经济研究院）可定位为半官方的专业智库，能够发挥更大的整合力、更多的灵活性等综合优势。
2020年新经济大会上，朱克力解读双循环战略
其二是打造一支“智慧军团”。传统智库比较难以激发团队战斗力，整体上显得活力不足。我们希望集结一批更加朝气蓬勃的智力先遣团，打造拥有共同认知且经验互补、可以作出更为快速反应的精锐之师。
其三是发挥新技术的“智慧力量”。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和算法打造智慧产品，比如面向新经济的产业数据库、人才数据库，能让智库服务更快捷、更高效、更具针对性、更可视化。这也是我们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
其四是探索从“思想库”到“思想库+行动库”的发展路径。智库原有的角色更侧重于思想库，但未来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下沉，更食人间烟火，走向可持续的行动，推动有质感的落地。因此我们目前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配备资源和团队。
《社会创新家》：怎么理解智库的价值？
朱克力：为有专业能力提供思想和方案的人营造一个更能发挥智慧与才能的组织载体，是现代智库能发挥更深更广更大功能的基础。如果总结智库的内在价值，最核心的就是：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寻找并找到确定性。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主任麦甘博士为朱克力颁发中国智库领导力证书
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创新时代，智库人不仅要远观风云近看势态，也要站上潮头拨开云雾，需要从无数变量中发现恒量，锚定最本源、最确定的因素。智库人首先要帮助需求方弄清楚，他的未来究竟有多少条路，而其中最佳或者说次优的是哪条。因为诸多条件的限制，很可能不存在所谓最佳，那么次优也就意味着真实世界的最佳。这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次优理论”。
智库掌握信息的多寡，会决定其看到出路的数量。我们试想最极致的情境，智库会把经济学、数学、博弈论等各种学科方法，跟技术等手段以及政策工具箱一起有机结合起来。目前国内智库发展的天花板比较低，不过我还是相信空间是公平的，重点是如何把事做起来。
我习惯从“升维”的角度看问题。放在新经济智库以及新经济研究上来说，我的目标是通过一件事同时解决多方需求。我们目前的着力点是产城融合和产业互联网，背后考虑的就是，一方面政府需要产业落地，一方面产业也需要转型升级。当然，在各方合作共赢、满足诉求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选择产城融合和产业互联网为着力点？
朱克力：在产业变革大趋势下，会不断涌现各种衍生机会。不过，产城融合和产业互联网是其中确定无疑的创新机会。
产城融合解决的是城市发展中与产业的脱节问题。不少城市过去缺少产业，后来又被某些地产商、基金、科技公司分别圈了一轮，城市发展产业的诉求和痛点没有真正解决，城市与产业及人才的鸿沟依然巨大。通过提供智库解决方案，整合产业资源以及资本力量，可以带动产业和人才在城市生根落地。这在产业、人才尚不饱和的新一线城市，以及缺口更大的二三线城市，还是有不小空间的。
产业互联网解决的则是产业和互联网深度融合的问题。容易理解的现状是，做产业的懂互联网的不在多数，而有互联网基因和基础的，往往又对产业的理解不够深。新经济智库所做的，首先就是一项顶层设计的工作，恰好通过对产业和互联网这两个维度完整而超脱性的认知，把两端快速连接并融合起来，助推产业数智化发展。
换个角度来看，未来在新经济智库的牵引和推动下，产业互联网运营主体及其相关链条，可以视为智库衍生出来的新业态。这套体系如果发展出三、五个乃至更多，最终就肯定会形成新经济的智库产业。因此，智库产业并不是多个智库的数量叠加，单纯智库本身的产业化比较难。只有在产业中播下智库的种子，进而智库的基因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智库产业才有形成的基础，其一定意义上是产业的智库化或称之为“产智融合”。
在这点上，我的想法也发生过变化。之前我认为，智库本身就可以做成产业，现在看来，更现实的路径是，智库要更多地从顶层设计入手，在幕后用好这种整合智慧资源的独特力量。这些认知的转化，一开始只是做思想实验，到现在是真正在用智库的价值推动产业实践。
《社会创新家》：落地会是你们重点关注的事情？
朱克力：是的。我们充分发挥并创新智库功能，同步构建智库服务新场景：在产城融合方向，我们会自主做一些研发工作，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实际推进；在产业互联网方向，我们也正在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中做一些整合。在此期间做到全周期跟踪，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动态进行研究调整。后续如果这些诉求当中有他们自身无法解决的痛点，我们也能专门成立创新实体帮他们运营。总之，触角会比之前延伸得更长，保质期更久。
在这种模式下，又会衍生出对人才的需求。智库人除了擅长做研究，也要对产业、资本、市场有更深的理解。未来的组织都将是生态型组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明显有别于传统工业时代的组织形式。因此，一专多能的“T”字型人才更适应未来趋势。
《社会创新家》：你领衔的新经济智库团队目前规模有多大？找到合适的人难吗？
朱克力：我们初始核心团队有十几个人，目前正在稳步壮大。找人其实并不难，最重要的还是找到真正理解你思想的人。如果认同你的价值观和思想逻辑，他甚至可以想到你的前面，他个人的经验和才能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而这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以及大家共同落地做的事业，我们可以自豪地称为“国之基石”。
重新定义智库，建言公益和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家》：公益行业是否也需要智库？现在谈做公益行业的智库会为时尚早吗？
朱克力：什么时候都不早，也不晚。只要人对了，任何时候都是适合的时候，关键看如何做。我们现在正在重新定义智库，这些经历也许可以为其他类型的智库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其实无非是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内涵是把自身的功能愈做愈强，外延则是扩大服务对象和影响范围。
朱克力曾协助国务院参事夏斌创办了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图为团队召开头脑风暴会
《社会创新家》：疫情之后，公益界面临的一个危机是经济低迷带来企业捐赠的减少。作为经济学家，你对公益组织的应对有哪些建议？
朱克力：财富端本身增速放缓，势必会影响捐赠体量。公益也是一种服务，公益组织作为服务机构，如果服务质量比较好，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反而有顺势发展壮大的机会；如果服务质量不够好，也可能会面临自然淘汰。市场还是挺客观公平的。
对公益组织来说，未来要和服务对象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协作关系，打破固有的甲乙方观念，追踪对方动态诉求，不断通过提供新服务新场景加强粘性，并相互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社会创新的同时，为未来长足发展提供持续动能。END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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