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甚至是一件比商业更加迫切的事情。
8月25日，蚂蚁集团分别向上交所科创板和香港联交所递交上市招股说明书，细心的媒体很快对这份超500页说明书“划重点”：马云将从其个人所持蚂蚁股份中捐出6.1亿股用于公益。
不过，这次网民表现相对平静，媒体也只有简短报道，在微博热搜也未进入前十。而此时的马老师正在昆明行色匆匆，见证蚂蚁集团与云南省关于保护野生亚洲象项目的签约。
那么，6.1亿蚂蚁股值多少钱呢？
上市后，蚂蚁集团估值预计超过2000亿美元，招股书显示蚂蚁总股本300.3897亿股，按照6.1亿股占蚂蚁集团总股份约2%计算，马云用于公益部分的股票保守估值在40亿美元。资料显示，蚂蚁集团马云个人持股不超过8.8%，按照上述估值计算马云估值为176亿美元。也就是说，这次马云捐出了近1/4的个人财富，可谓是“挥霍式”豪捐。
如此大手笔做公益，马老师却不声不响，这就显得不同寻常。
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在数字经济崛起的背景下，审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就会明白马老师的良苦用心，明白科技巨头做公益，可能已经不是做公益，而是履行社会责任，甚至是一件比商业更加迫切的事情。在蚂蚁集团招股书中，17次提到公益，马云此前也说过，“阿里并不想成为道德模范”。
2015年4月10日，由沈国军、马云等企业家发起的“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在宁波成立。
在移动互联网和AI技术赋能之下，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相比传统制造业，这个增长速度之高难以想象。而2008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才达到4.8万亿元，占GDP比重仅为15.2%。
数字经济崛起的背后，是互联网科技企业掘金能力的空前强大。以蚂蚁金服这只中国头号独角兽为例，招股书显示，蚂蚁集团2019年全年营收1206亿元，净利润为180.7亿元。其营收额超过了2019年甘肃（850亿元）、海南（814亿元）、宁夏（424亿元）、青海（282亿元）、西藏（222亿元）五省地方财政收入。说蚂蚁金服富可敌省当不为过。
如果这样比较，我们还不能感同身受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人均的财富效应。
招股书显示，蚂蚁集团上半年的职工薪酬为55亿元，员工人数为16660人。简单算一下，上半年蚂蚁的人均月薪是5.5万元。在疫情的影响，当前很多行业、企业和个人在破产的边缘艰难求生，只有互联网行业在逆势增长。今年上半年，蚂蚁集团营收725.28亿元，净利润219.23亿元，超过了2019年的全年利润。
2018年11月5日，虹桥国际经贸论坛贸易与创新平行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图为泰拉能源主席比尔·盖茨（左）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交谈。
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陈述事实，不作任何道德评价。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数字经济发展造成的贫富鸿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不止是在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甚至问题更加严峻。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美国的诞生开启了一个新经济时代，微软、戴尔、甲骨文、eBay、亚马逊、苹果等科技公司成为股民和媒体追逐明星企业。1991~1996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000点上涨到6100点，企业利润增长可观。新经济的繁荣从总体上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也埋下了后来贫富分化和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这在当时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美国正在削弱一种公平感和社会责任感，而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
20世纪的最后25年，穷人和富人之间、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98年，美国政府向微软提起了反垄断诉讼，指控其不适当地扩大了在互联网浏览器相关市场的份额。虽然盖茨奋力一搏扳回了一局，但也正是在这次反垄断案中，他开始急流勇退。2000年，52岁的比尔·盖茨结束他执掌微软30多年的全职工作，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入慈善事业。
比尔·盖茨（右）和沃伦·巴菲特。
2010年，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发起一个“捐赠承诺”（The Giving Pledge）组织，号召全世界的富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或是身后，将大部分财产用于慈善事业。2017年，这一计划拥有158名参与者，涉及的金额超过3650亿美元。其中，两位慈善家来自中国，分别是来自中国湖北的刘道明和中国香港的本·迪洛（Ben Delo）。
比尔·盖茨在美国慈善史上的地位绝不逊于他在互联网的地位，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开启了一个慈善资本主义的时代。所谓慈善资本主义，就是企业家努力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富人肩负着应对今天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的主要责任，慈善资本主义有能力更好地改变世界。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革命后以塞奇夫人、安德鲁·卡耐基、约翰·洛克菲勒为代表的第一代慈善家——他们创立了所谓的“科学公益”，昭示着财富福音1.0的话，那么比尔·盖茨、巴菲特、迈克尔·布隆伯格等新经济时代慈善家，可以称为财富的福音2.0。
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是中国引以为鉴的一面镜子。单就慈善事业而言，虽然中国民间慈善整体上仍然处在美国“科学公益”的发展阶段，但是以马云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社会使命感的新兴科技企业的领袖，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捐赠或资助，更多的是运用他们在商业上获得的创新能力，以及他们关于什么有益于社会的认知，开始投入到改变社会现实的行动当中。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也将给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带来新的风气乃至变革。
图片来源：马云公益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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