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危险避危险，安全文明出行”，12月2日是全国第九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在2020年关于交通安全的讨论中，外卖骑手成为了重要主角。“为了及时送达，不得不闯红灯”、“超时了会罚款”，对于每日奔波于骑行路上的骑手来说，在安全问题背后，有让他们忽视危险的众多因素。
12月2日上午，“困局与突破——骑手关爱行动公益论坛”在线举行，来自政府、学术、社会组织、企业代表以及骑手参会并进行多方对话，关注骑手群体职业安全与发展现状，探讨该群体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结合各自领域及研究，提出具体建议。本次论坛由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协作者”）与壳牌（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壳牌”）联合举办。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院长张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刘海娟博士研究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沈锦浩博士研究生、基层公务员代兵，以及骑手代表张光勇与万英培，和论坛主办方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对外关系总经理刘颖、社会投资经理王红江、协作者研究倡导总监李真出席并参与研讨。
伴随新型“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于便利生活的不断追求，即时配送岗位数量快速增长。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对外关系总经理刘颖在表示，疫情期间骑手的配送服务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人们生活的正常运转，帮助人们避免了去超市、商场等地购物时的聚集风险。现在我们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骑手们却还在四处奔波，并且随着交通越来越繁忙，骑手们的安全问题也逐渐凸显。相关数据也证实，在骑手量级野蛮生长的同时，“便利”之外的“困局”正在逐渐显现——成都市交管局通报，2017年至2018年７月涉及外卖、快递车辆交通事故共计196件，死亡6人，伤149人；上海交警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至9月13日，上海公安机关共查处快递外卖骑手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3万余起……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一方面让大众对骑手形成了“高危职业”的印象了，一方面也推动着社会各界对于骑手群体的关注。骑手在扁平化的职业标签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倾听骑手声音：我们都是愿意把工作做好的人
论坛中，两位骑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入行半年多的骑手万英培表示，自己曾在教育机构承担招生工作，也做过工厂工人，期间曾担任过兼职骑手。后因受疫情影响，工厂效益开始减少，自己遭到裁员，就选择成为了正式骑手。提到工作中的挑战，万英培提到，当骑手在配送途中，有时会遭遇电动车损坏的问题，这时不仅难以找到电动车修理点，还会导致配送延误并遭到平台扣款等惩罚。万英培希望，平台能够出具相关政策，在骑手因一些意外无法及送达货物时，能有其他骑手协助将货物送到。万英培还表示就在最近，自己遭遇了商场保安限制进门的情况。类似的限制不仅会耽误配送时间，也会有出现因为某一出入口限制，走入单行道路不得不逆行的情况。万英培说，希望骑手们能够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尊重和理解，“接了货能说声谢谢，可以让我们一天心情都很好”。
骑手张光勇已经有了十五年的北漂经历，他做过保安、保镖、安检员和厨师，在工作之余接触了一些兼职性的众包骑手工作，后来成为了某连锁餐饮品牌的驻店配送骑手，至今做骑手工作已经有了五年之久。虽然骑手工作中有不少挑战，但张光勇也遇到过很多“暖心瞬间”。例如曾经一次，为客户配送相机却遭遇暴雨天气，为了保护好相机，他用雨衣来遮挡相机，自己全身都淋湿了，客户看到这种情况后，邀请他进来房间吹干衣物，还提出给他两百元钱，张光勇拒绝后，客户还提出以后有单都让他来送。
说到工作中的困难，张光勇提到在用餐高峰时期，商家会出现出餐较慢的情况，有时当客户打电话催单，商家会把责任推给骑手，骑手也只能安抚好客户。张光勇表示，希望得到客户的理解的和支持，遇到超时情况可以联系骑手进行沟通，遇到小区物业、保安不让进门的情况可以出门取一下餐，“我们（骑手们）其实都是一些想把工作做好的人”。
是“全天候工人”也是父母：新就业形态下的骑手困境
长期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协作者发现，北京协作者的服务对象中有约30%的人在从事骑手相关工作。协作者研究倡导总监李真认为，农民工群体正在从传统的工厂劳动体制转向新兴平台劳动体制，离开家乡的青年工人来到大城市里成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用自己简单的生活理想，支撑起了城市的发展。在安全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新就业形态下这一群体生存和发展与职业选择的困境。
《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超过60%的骑手已婚已育，67%的骑手家庭人口在3-5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沈锦浩博士研究生提出，经过田野调查了解到，骑手群体中有“普通骑手”和“忠诚骑手”的区别，普通骑手被外卖工作的灵活性、公平性和透明性吸引，忠诚骑手通常是每天配送量很大的“单王”，这些“单王”往往承担着很大的家庭压力。同时骑手也是“全天候工人”，他在测试中发现，上海的骑手要想实现“月入过万”，每个月至少要跑1200单，每天至少要跑40单，如果每单要跑15-20分钟，那么每天就需要工作10—13个小时，如果订单数量相对较少，骑手还要花费更多时间等单。
较长的工时结合流动现状，也让骑手有了平衡生计和家庭陪伴的需求。骑手张光勇提到，他知道很多骑手流动在外，孩子并没有带在身边，在老家由老人照顾，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但因为自己和妻子都是骑手，回家有时有些晚，会影响孩子的休息和睡眠。骑手万英培也表示，自己工作早出晚归，和孩子的沟通交流相对较少。
沈锦浩博士研究生对骑手关爱提出倡议：骑手群体中有一些女性骑手，是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照料需求才选择了时间相对灵活骑手工作，社会工作者可以针对她们提供一些家庭照料、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
李真也提出，协作者希望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为骑手的孩子开放“协作者童缘”服务，让骑手们放心，知道孩子放学后有安全的地方可以写作业，还有社会工作者们为他们提供辅导与服务。
平台多重监管，应与安全意识结合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刘海娟博士研究生在发言中表示，经由团队研究得出了“下载的劳动”概念，下载劳动与传统的工厂体制劳动不同，平台作为巨大的具备反思能力的有机体，会将一套精密且动态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下载”到工人身上，全面塑造乃至取代工人原有的主体性。比如说对于骑手们来说，平台设计他们工作的流程，制定工作的规则，控制他们每单的送达时间，规划送外卖的线路，从外到内的塑造了他们对时间的紧迫感。因此骑手工作看似入职门槛低、工作时间自由、多劳多得，实际上严密的工作流程、严格的时效要求、商家的出货速度和配送定价上的制约以及用户评价与收入挂钩的机制，让骑手处于“全景式”的监管中。同时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契约关系相对较弱，大多数骑手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
刘海娟认为，关爱骑手可以通过推进平台劳工劳动权益保障和对外卖行业电动车进行行业专项挂牌管理来进行。
有多年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经验的基层公务员代兵表示，应在骑手、商家和平台之间建立安全制约的关联，并提高整个行业的安全意识。尤其平台经济属于新兴产业，在安全管理中尚未有相对成熟的标杆示范，管理者有时难以理清安全管理头绪。平台的安全绩效评估，报酬与人身安全的合理性、规范性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壳牌社会投资经理王江红表示，壳牌作为能源公司在交通安全上有着很多投入，其中就包括社会公益投资，绝大多数国家的壳牌本地公司都会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公益项目。通过多年对于道路交通安全的关注可以发现，科技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或多或少总会带来一些问题和挑战。骑手作为伴随新型经济发展出来的职业，在安全规范方面的经验累积是非常有限的。
王江红强调，关于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改善需要时间，无法一蹴而就。同时骑手作为交通道路上的一份子，促进交通安全大环境的改善，也对该群体的安全发展有益。
论坛主持人张默教授从工会服务角度指出，骑手属于户外劳动者，截止2018年底，各级工会建设的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驿站已经达到22235个，这些服务驿站提供的热水、微波加热、休息等等服务也同样向骑手开放。骑手作为新兴职业群体，也是工会目前重点的关注对象。希望广大骑手可以加入工会，享受到技能推助、法律服务、文体推介、医疗互助等服务与红利。同时张默教授对协作者与壳牌合作开展的“骑手关爱行动”提出建议，她认为可以在服务中并行关注骑手的生存与发展，通过协作者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激发骑手的正能量，提高他们的抗逆力与自我调解能力。
论坛最后，协作者通过播放交通安全倡议视频短片，呼吁大家关注骑手。视频中，骑手、消费者、流动儿童等多方表达了自己对于交通安全的倡议——“戴好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礼让行人”、“送外卖时不要因为别人催就跑的特别快”……
协作者项目总监刘倩代表协作者和壳牌宣布启动“骑手关爱行动”项目，该项目计划在北京、南京、青岛、珠海四个城市进行骑手需求评估，希望通过研究、倡导和社会工作服务，开发出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骑手关爱服务经验，通过倡议服务活动，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关爱该群体，协助其更好地平衡职业安全与生计发展的关系，让骑手群体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自身也能在安全与尊严有保障的前提下，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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