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6月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湖北峰会在线上成功举办。峰会以“共同应对中变革公益生态”为主题，吸引湖北省及全国各地关心公益事业发展的上百家机构、数千人参会。
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湖北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湖北峰会，这是在抗疫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间和地点召开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国基金会发展历史上很有意义的一次会议。
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公益生态视角下的共同应对前景”，面对全球的疫情形势和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基金会应该做怎样的思考，应该有怎样的集体意识和行动，我重点与大家探讨三个问题。
一、全力推动公益生态结构性转型
在改革开放的宏观格局中植根于中华大地
这次疫情应对表明，中华文明有其特殊价值。深入开发中华文明，我们能看到多层面的公益价值。一是人民和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包括传统的尊老文化等。二是党和政府提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三是以社区为本的基础，作为治理的基础单元，社区成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战场。四是中国特有的公共精神，在疫情应对中，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共同展现了公共精神，当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尤其需要这种公共精神，需要这种合力。
我认为，经过这次疫情应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正在静悄悄地发生着一场革命性的转型，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是公益慈善组织特别是基金会的从业者，需要认真思考和讨论的非常重要的命题。
但是，要完成这种转型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次疫情应对中，基金会和一线组织展现了很多优秀的案例和品格，做到了出乎意料的程度，带给我们很多惊喜。我举一个例子，为了落实捐赠物资，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用9天时间处理很多手续。在过去非疫情状态下，或者其他灾情应对中，都不可能有这么艰难，这次疫情对我们民族和社会来说，确实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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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和慈善组织，在应对这次挑战中学到了很多。其中，我认为有一项最基本的课程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宏观格局中，扎扎实实地植根于中华大地。
首先，我们需要学习中国之善，不断从历史与传统中汲取营养。中国之善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自己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得从国外搬过来。当今中国已经摆脱落后依赖的状态，中国之善的公共精神是很多发达国家都很难做到的，而这对我们来说则是一种常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我们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要善于从中国大地来汲取营养。
其次，我们要学会与公共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开发公共之善。西方政治学有一个理论，假设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跟这个假设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善，从大禹治水开始，我们就赋予政府公共治理的权力，尤其是给老百姓办实事的能力，政府需要不断改进。中国的政社关系有自己的立足点，对公益慈善组织来说，学会和公共部门密切合作，是非常大的课题。
再者，我们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紧密结合，汇聚平民慈善的巨大力量。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在中国要真正组织起来的话，平民慈善的力量相当大，因为我们人口众多，一人捐10元，14亿人很快就是140亿元。
此外，我们还要学会与企业和慈善家深度结合，持续引领商业向善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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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应对需要深度融入国家战略体系
推动建立纳入国家战略的行动框架
共同应对的立足点在哪里？我认为是要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发展体系。大家可能会说，国家战略和基金会战略不太一样，而这次疫情应对教给我们的恰恰是，中国的慈善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多个立足点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领域不同而已，慈善组织应当主动响应民生为本的国家战略。
中国政府以民生为本，中华民族五千年信奉的是民本主义，慈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应当是官民融合，而不是反向而行。过去，慈善组织隐约好像有一种越独立于政府越好的感觉。慈善组织当然要独立自主，但应该是在法律框架内和政府保持一种战略性的密切合作、呼应配合，这在社会领域表现尤其明显。
比如说，中国政府确定的全面脱贫、乡村振兴、厕所革命、垃圾分类、长三角一体化、大湾区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世界公益的主调，也是中国政府的基调。环境保护、保护动物的领域，在一些发达国家仍然是个大难题。在中国，党和政府应对疫情很快做出行动，通过新的保护动物的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一些需要努力很多年的事情，现在大家一呼百应马上就促成，这是很多国际公益组织想做都做不到的。
在中国，公益的主调和政府的基调存在密切融合的格局，这是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格局，它们可能存在其他方面的政治障碍。中国的政府行为和社会组织行为的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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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公益慈善界需要在共同应对的环境中，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此次疫情，既考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也考验我们公益慈善组织自身的治理能力。面对当前的复工复产，我们不能做边缘化的思考，遇到困难不能等着政府、社会来帮助。换一个角度，当我们自觉来开发并具备这样的公共精神时，我们就会思考，我们自身复工复产的需要能够和政府形成什么样的密切互动。现在正是考验我们并促成我们转型的时候。
这次疫情应对表明，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它们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关键在于，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应当自觉地在积极的交往中，建立网络化的合作机制，形成结构性的联系，从而更为顺畅地与公共部门之间形成密切的良性互动。在慈善事业当中，不要再分彼此了，做事情还要定身份，你的身份是这个就合作，你的身份是那个就不合作，这样很不好。
这次疫情中有一个典型案例，是我接触比较多的湖北省慈善总会。他们默默无闻做了很多事情，团队人员非常辛苦，遇到了不少的挑战，他们用了一些智慧的方法，和很多小的慈善组织包括地方的慈善组织密切合作，他们最终取得的成绩和效果非常突出，让政府和社会都感到满意。
像这样的平台，我们为什么不去进行很好的互动合作呢？在疫情应对期间，我和湖北省有关政府部门的朋友在微信群里聊天，我们讲到，所谓的合作或合力，其实是共同的需要。彼此通过对方的平台，再连接更多的平台，才能真正形成共同应对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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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应对挑战需要以社会服务为本
自觉推进公益慈善格局的结构优化
空泛的争论没有意义。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基本使命是什么？从全世界来看，我们和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以后，整个社会大的主题就是社会服务。我们说公益慈善组织应运而生，应哪个运？生出来做什么？其实就是做社会服务。脱离了社会服务，我们整个慈善组织就会被边缘化，一定进不了大的平台。
当前最紧迫的是要优化公益慈善力量的结构，形成互补的系统，这需要不断提升专业化的深度开发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我们大家走在一块，是互相简单地抄作业，低水平的重复或者是简单化的模仿？还是大家互相找到结构性的互补点，形成整体的合力？这是我们共同应对需要特别思考的。
当前，专业化的社会服务面临着重大的突破。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和保护、残障人的各项事业以及乡村振兴等，都有着极大的社会需要，也都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就业，公益慈善组织面对迫切的社会需求，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我们不妨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像垃圾分类、厕所革命这些小事情，到底是不是国家的战略？我们投身进去，是不是可以引领、倡导一些行动，甚至有一些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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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希望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未来成为组织协调、推动倡导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最有力的促进平台，这样的平台非常重要。比如这次峰会，湖北的公益慈善组织和基金会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互动和对接，这是很好的，不同区域和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密切合作，可以给社会树立一种风气，起到示范作用。
这次湖北峰会揭开了湖北和全国其他基金会的互动框架，我们能不能尽快揭开其他区域公益生态的合作序幕？比如长三角慈善一体化的历史性进程，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已经行动起来，我们能否尽快揭开以基金会为代表的长三角民间公益一体化进程，并且自此形成良性的政社协同？
历史机遇摆在我们面前，就看我们如何选择。从公益时代的视角，我们共同应对的前景是广阔的，有着重大机遇。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遇，真正快速地让我们的基金会，让我们的慈善组织发展起来，承担起更大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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