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当我们指出别人的错误时,很少有人能够做到闻过则喜;听到批评意见,人们的一般反应是辩解和对抗。当然,换成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听到批评意见,情况大概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被人指出错误或批评,意味着自己不对、自己异常、自己糊涂、自己愚蠢,而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正常的、明理的、聪明的,从而,被指正或批评,实际是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人格,特别是自尊,所以,个体会自动地、强烈地进行反击,以维护人格与自尊。
在维护自己正确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执迷不悟,知错不改,特别是当人们在错误事件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时,尤其如此。这种现象,是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研究过的。
话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密歇根州有个名叫基奇的中年妇女,声称自己接到外层空间的信息,说世界末日会在某个特定时间到来。届时,上帝会派一架飞碟来地球营救。要想得到营救,需要参加她创办的一个团体。虽然基奇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但是,她的团体还是吸引了不少成员。费斯廷格为了研究,和几个助手参加了这个团体。
到了基奇预言的世界末日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基奇重新预言了世界末日的日期。但是,到了修正的日期,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基奇的预言不是失败一次而是失败两次。面对预言失败,基奇及其成员会承认自己错了吗?
有的成员可能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们离开了这个团体。然而,还有更多的成员却不是这样,他们对自己信念的信奉程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他们不再低调,而是开始向公众发表谈话和散发传单,辩称世界末日之所以没来,是他们祈祷的结果——反正就是有世界末日,反正自己就是对的。
费斯廷格通过检查记录发现,这些现在依然深信世界末日的成员,在世界末日危机之前并没有表现得比那些现在离开的成员更虔诚、更积极。这种情形表明,即使头脑完全清醒的人,就是最清楚的证据显示一个牢固的信念是错误的,他们还要坚持这个信念。也就是说,一个信念不仅能在这样的证伪之后存留下来,而且还显得在证伪之后变得更强了。
上述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面对确凿的证据表明自己错了,还有那样的世界末日团体成员坚信自己是对的,这不是顽固的知错不改吗?并且,这些知错不改的人,在其他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即他们是正常的普通人。
其实,社会上存在诸多类似的情形。人们一旦在某项活动中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当事实已经表明投入这项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时,人们就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承认自己错了,意味着自己过去是愚蠢的;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愚蠢的,现在必须坚持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虽然,这种行为和观念是明显错误的。
尤其不妙的是,当人们处于这种状态时,倾向于做出的不是积极改变自己的错误行为和观念,而是极力寻找能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依据——有现成的依据,可以直接使用或曲解之后使用;没有依据,人们还会杜撰或臆想依据(此即歪理邪说)——从而变得愈加知错不改。由此可见,人们误入歧途是多么可悲、可怜、可叹的事情。因此,家长、教师以及社会积极引导,不使孩子、学生、其他社会成员踏上歧途是多么重要!
当然,我们也可以由此获得教育教学上的启示,别开生面地解决现实问题。例如,面对犯错的学生,可以不用指出他们错在哪里——如前所述,指出他们的错误,引发的直接反应是辩解和对抗——只须要求他们自己做出承认错误的行为,这将足以让他们认识到错误、体验到错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承认错误行为本身的正确,就会自动地、深刻地查找自己的错误。这不比教师愤怒地教导、学生难堪地接受要好得多吗?同时,承认错误之后,这种状态本身也可使犯错的学生得以解脱。所以,那种教师关注错误,或不断论证学生错了的批评教育,那种往往适得其反的批评教育,其实可以考虑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