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下面这份东西，从内容、语气和例证来看，可以肯定是我起草的。但年代太久远，我不能百分之百确认里面是否完全没有同事提的思路。6个题目是科技部出的。）
武夷山
2001年4月5日
1、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战略研究
只有真正地转变政府职能，从该退出的领域退出，才能有时间、有精力开展战略研究，才能逐渐学习和熟悉宏观战略研究所要求的思路和方法。
我们觉得，科技部应改变“项目部”的形象，抓4件事：战略性的东西，政策性的东西，综合性的东西，协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科委曾比较注意抓宏观的东西，制定了十几个领域的技术政策。这些技术政策出台后，影响很大，许多部的部长都来找科委领导咨询有关问题。可见，抓这样的事是受欢迎的，显示度也高。
我们认为，目前应特别注意研究关于科技人才的培养、稳住和知识更新的宏观战略。多年来，人才外流现象愈演愈烈。不仅有向发达国家的外流，还有向进驻国内的外企的外流。一些最著名高校更是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制定了很英明的科技发展战略，靠谁去实施呢？目前科技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负面效应使人才问题更形恶化。因此，由科技部牵头，联合教育部、基金委、中科院、科协等单位来研究宏观的科技人才战略是大有必要的。
长期以来，我们未注意切实研究人才战略，很多情况都心中不明。比如，2000年，在原科技部副部长惠永正的关心下，我所牵头做了我国微电子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在研究中，本所研究人员询问，我国目前到底有多少芯片设计专家？参加该课题的许多第一线科研人员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科技部高技术司、高技术发展中心分管信息技术的同志也说不清楚。可见，这样的课题非常必要。
如果科技部重视此类战略性研究，中信所愿意并有信心为部领导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50年代建所以来的长时期里，中信所的研究人员曾为历次科技计划规划的制定，为某些战略研究做出过自己的独特贡献，我们有决心将这样的传统发扬光大。
2、加强体制创新，正确认识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关系
现代科技不可能像历史上那样由少数恩主进行资助，而只能由政府和强大的社会力量（如大公司）来进行资助。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因素就非常重要了。没有适当的体制，创新活动要么会得不到充分的资助，要么受到不必要的干预和干扰，要么会游离于优先的国家目标之外。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利于科技创新。
我们建议，下一步，从技术推广中心入手来推进技术创新工作。美国有技术推广中心的成功经验。我国目前虽有一些生产力促进中心，但它们多半是中介式机构，解决不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难题。如果以有效的机制来支持与资助由研究所和大学主持的技术推广中心，则不仅有利于中小企业逐渐提高其创新实力，而且有利于壮大大学和科研院所（尤其是科研院所）的力量，是一箭双雕之举。
3、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原始性创新
坚持以人为本是十分正确的口号，但必须辅之以切实有效的措施。从科学史的经验来看，几乎所有重大原始性创新都是在宽松的环境下取得的，是让研究人员能真正发挥自主性的。例如，IBM苏黎士实验室的缪勒，在获得“IBM Fellow”称号后，有权利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于是，他重新检起了当年做博士论文时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最终导致了高温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国原始性创新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研人员受到的生存压力太大，整天、整月、整年为了争取课题费而疲于奔命。在这样的局面下，即使有原始性创新的思想火花，也很难有原始性创新的最终成果。最近，苏定强院士呼吁，应重提保证“六分之五”工作时间的问题。以往，过多的政治学习冲击了业务时间。近年来，为争取课题费而奔波不息所造成的冲击不知要比过去的政治学习厉害多少倍。在当年的形势下，还出现了陈景润的“1＋1”突破性研究进展。若陈景润生活在今天，不仅出不了大成果，还可能下岗，因为他不善于公关，很难拿到课题，很难通过考核。
我国原始性创新的缺乏，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一等奖的空缺，尤其反映在发明专利的奇少。原创性技术少，从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量上可见一斑。由于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尤其是高技术产品的最大市场。因此，不管什么国家发明了什么好技术，都会争取去美国申请专利，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多年来，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专利的所有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我国台湾地区1963－1985年的二十多年中在美总共获得专利568件，1985－1995的10年间获得9000件，1996－1998，三年又获得7000件，进步速度惊人。韩国在美国的专利申请量曾长期不如中国台湾，但1998年，韩国获得美国专利数首次超过了中国台湾。1998年，获得美国专利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30841件)、德国(9095件)、法国（3674件）、英国（3464件）、韩国（3259件）、中国台湾（3100件），韩国和中国台湾将原来多年处于第五位的加拿大挤到了第七位。香港特别行政区1998年获160件美国专利。我国大陆在美获得专利数尽管近年来有所增加，199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只有72件。同样，在国内专利申请中也反映出了原创性技术的稀缺。1998年，颁发给中国申请者的专利中，发明专利只占2.7%, 而外国申请者所获得的中国专利中, 发明专利占到47.3%。可见，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原创性技术上的差距是相当大的，这一现象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视。
我们建议，设立关于中国发明专利为什么如此缺少的软课题，从中发现体制、政策、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这样，科技部就可以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抓这一问题。（我们曾向政策体改司谈过这一设想，未获重视。）
3、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
有所为有所不为，与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似乎没有多少逻辑上的联系。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是真正充分考虑市场需求，最能满足市场需求的领域有可能获得跨越式发展，如我国通信产品与服务近年来的情况。
科技部应该“为”的一件事，是摸清与掌握科技发展基本情况。现在由于条块分割，谁也不掌握国内的全面动态。国外情况发展太快，也没人全面掌握。有些人自以为通过中文文献就能了解得八九不离十。殊不知，中文文献中的错误太多，会造成误导。例如，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技术评估局（OTA）是总统亲自抓的，所以有效。其实，OTA是国会下属机构，而且已经关门好几年了。没有专人通过原文文献直接跟踪，是不行的。最终应该实现，全国不论什么部门想了解科技发展方面的基本情况，都得问科技部。科技部自己掌握了基本情况，一切决策才不是盲目的，想当然的。在这方面，中信所大有可为。我们一方面可恢复过去长期跟踪国内外科技发展状况的传统，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数据挖掘、预测预警等工作。近年来，拨款方式变了，科技部很少有哪个司愿意连续多年支持本所的跟踪研究，或者是因为干部轮岗换了一个处长或司长，就不再支持我们了，致使我所跟踪研究实力有所下降，这也是科技部的重大损失。我们希望，在国外科技发展状况跟踪研究上不仅要发扬光大，还要更上一层楼。
4、发挥地方和企业在科技工作中的积极性
发挥企业在科技工作中的积极性极其重要，只有企业真正重视科研开发了，才能最终彻底解决两张皮的问题。而影响企业科研积极性的最主要障碍是税收制度等非科技因素。科技部应同产业部门共同向国家和地方税务局游说，争取设立多种研究开发税收优惠制度，或将原来只适用于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广到更大的范围。
关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科技部可以做更多的雪中送炭的事，而不是锦上添花。也就是说，许多试点工作，可以尝试到西部省区去搞，去欠发达的中部省区去搞，借此推动这些地方的科技工作。而目前，绝大多数试点都是在发达的沿海省份搞的。可能，这意味着去这些省份出差的同志有更多的“油水”，但对调动更多地方的积极性是不利的，落后省份成了被科技部遗忘的角落。
5、研究开发和普及重大共性技术，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从国外经验来看，重大共性技术是政府适宜抓的工作之一。问题是要选准真正对国民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的共性技术，将共性技术开发与科技攻关计划结合起来。过去科技部抓的某些东西，如“甩掉绘图板”（CAD技术），似乎还算不上要害的共性技术。适应各地土壤条件、能耗低、故障率低的农业机械的设计与大批量可靠制造，也许是值得抓的共性技术之一。科技部可以而且应当与农业部精诚合作，而不应考虑到未来“分功”的困难就不抓这样的事。
抓哪些共性技术最有效，是值得花大力气开展软课题研究的。本所十分愿意在这方面做贡献。不能哪个领导说了一句话，就确定了一个待抓的共性技术领域。要充分听取产业部门，尤其是产业部门第一线人员的意见。在这方面，以前做得较差，闭门造车的情况多。尤其是，不能赶高技术的时髦。通过论证，如果最值得抓的共性技术是中低技术，照样应该抓。
6. 明确十五科技工作的思路和重点
要做好十五科技工作，科技部对自己应有适当的定位。近年来，科技部所热衷的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化等工作，严格说来都是由产业部门来抓比较合适的事项。正因为如此，尽管科技部在这些领域花了很大力气，但效果不明显。科技部应当抓的是与科技的关系更密切的东西，比如，如何提高科技成果的水平。科技成果的水平若不高，再怎么抓产业化，也化不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空缺已经好几年了，但至今无论是科技部，还是中科院、基金委，都没有把解决一等奖空缺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很不应该的。
最根本的思路，应该是将“有限目标”落在实处，切实抓真正该抓的，抓了也有效的。比如，对于重大课题，怎么抓协调分工？怎么舍弃中期评估不佳的项目？例如，攀登计划第一期中的某项研究，牵头单位未取得像样的成果，而外地的一家单位在未获攀登计划支持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而按我们目前的经费管理机制，就没有办法将经费从目前的牵头单位撤出来，转而支持上海那家单位的研究。应建立什么样的新机制，是科技部该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