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认为SCI一无是处，相反，我们大多数科研人员应该感谢它。中国科研评价体系中的的问题，不是破四唯，破SCI至上，而是打破特权、消除歧视。
近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文，为了“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要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营造高校良好创新环境，加快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并推出一系列破四唯落实措施。这一重大变化引发了科研人员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任何只破不立的主张，如果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无法真正执行下去，或者会死灰复燃，换一种方式再次出现。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要破除论文“SCI至上”，不用SCI论文来作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评价指标，那究竟什么评价方式才是合适的呢？这虽然一直是个谜题，但也不一定完全无解，也许我们更应该寻找出现SCI至上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我们目前科学评价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SCI至上造成的，这本身也只是中间结果，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是伴随着SCI长大的一代，不妨先带着大家来看一下我对这个评价指标的体验。
我最早知道SCI，是在80年代末读大学本科的时候。那时，我鬼使神差地选修了一门课《情报计量学》，课程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解析科技引文索引是如何进行的。而当时在全国除了南京大学，也没有几所高校会关注SCI这个指标，而我恰好就是这所高校的学生。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用全英文写作的。南京大学的老师需要SCI论文，于是导师就建议我投SCI期刊。文章是写出来了，投稿也投了。我的导师是留日的，日语很好，但英语有些困难。我毕业之后，导师没有妥善处理稿件的修改意见，文章最后没有发表。好歹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投稿SCI的，可惜那是我并没有真正学会如何撰写SCI论文。
真正开始钻研SCI论文，那是八年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了。此时国人对于SCI论文的关注已是空前高涨。但我不得不说，也就是因为当时对SCI的关注，才开始了中国科学研究真正与国际真正接轨。实际上，在这之前，我已经用中文发表了多篇科研论文了，但是我并没有真正明白如何做科学研究，如何做学问，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科学问题，也不知道什么叫科研假设。写文章完全是一种套路化的劳动，只要按照一篇范文的模式，将文字写出来，数据用图表呈现出来就可以了。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我不得已要撰写SCI论文。但也就是因为这种不得已，才让我明白了，如何寻找科学问题，如何提出科研假设，又如何用通俗、严谨的文字表达自己的发现和观点，同时在与审稿人斗智斗勇的“诡辩”中学会如何进行理性辩论。这些只有亲身体会才能切身感觉的。所以，到现在我还坚持认为，作为一名博士候选人，如果无法在自己所属的专业SCI刊物上发表文章，其实是没有底气的。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用SCI论文作为一种学术评价工具，对于打破当时旧势力所形成的圈子文化，是大有裨益的。当时的SCI犹如一缕清风吹拂着中国科研界，为急于拥抱现代科技的中国一剂强心剂，特别是为刚涉足科研领域的年轻人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任何人都可以在国际杂志的领域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普通研究人员也可以不再受制于当时严重的关系网，使自己的学术成果得到更公平的评价！SCI打破了当时学术界固有的藩篱，重新进行了洗牌，消除了一些旧势力特权和对年轻人的歧视（因为年轻人在撰写SCI论文上，可能比年长者更胜一筹），对于中国科学研究走出国门、进入世界是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SCI在当时中国科研界的历史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打破了当时特权阶层，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歧视。但是，遗憾的是，营造特权阶层，产生歧视的根源还在，那现在的表现就是对研究机构的繁琐评估和人才帽子的优先待遇。
在我们的科研管理中，对于研究机构，有各种各样的评估，什么双一流建设、双万计划，硕士点/博士点设立；还有各种奖励计划，有国家级的，有省部级的。通过这样的评估，将研究机构分成三六九等。如果入选，就拥有了许多特权；有了这些特权，在许多方面就顺利得多，获得的利益也多。每一次评估都来得轰轰烈烈，都是兴师动众。科研机构为了获得更高的等级，不得不整天忙于应付各种考核和评估，苦不堪言。在这些评估中，SCI获得了青睐，某些指标成为入选范围的门槛。于是，研究机构就只好将任务层层下放，让大家拼命撰写SCI论文，所以造就了“SCI至上”的结果。最后科研机构的工作重点，主要就是生硬地完成各种指标。最滑稽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都一刀切地要求写SCI论文。医生能看好病、能动手术、能解决疑难杂症还不够么？一位教师上课，选课名额一票难求还不行么？
在这些指标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指标，那就是对各种人才数量的需求，甚至成为某些评估和奖励的入场券，于是，各研究机构争相抢夺各种有帽子的人才，甚至不惜相互挖竞争对手的墙角，完全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人才争夺战。表面上看，似乎是重视人才，实际上只是为了找些帽子来撑门面——这毕竟是比自己培养人才更快速的策略——甚至引进了多少人也是一个评价指标。其实，作为高校这样培养人才的机构来说，不应该是你引进了多少人，而是你们培养了多少杰出人才。
再看各种人才评选计划，也是花样繁多，参选资格设立了各种限制。这些限制看上去是条件，但其实是歧视性政策，让科研人员无法进行公平竞争。我前面一直在说歧视，那么什么叫歧视？歧视就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成员，仅仅由于其身份或者归类而非个人特质，给予不同的对待，最糟糕的是有些状况你是无法选择的，你也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一状况，比如年龄、性别和学历。而在我们的这些人才评选标准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歧视性条款。比如，有些计划不能超过多少年龄。对于科研人员来说，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但由于年龄的歧视，是否获得杰青的帽子那是有天壤之别的，大量没有获得帽子的研究人员基本上这一辈子是一眼望到底了，自己所在的单位不重视，跳槽也缺少资本，转行年龄太大，那就只好混日子了。一方面我们在说缺人才，另一方面却这样将大量的人才浪费掉。还有些人才计划需要国外的学历和学位。当然，你可以说一个洋文凭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但到了一定年龄的人，那就很难通过个人努力达到了，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标准的合理性在哪里？那么，为了消除这些差距，有些年轻的土博士们就只能通过发表更多的SCI论文来维持自己的职位，这进一步推动了“SCI至上”的风气。
其实，一个高校究竟怎么样，一个专业究竟如何，难道高校自己不明白吗？一个人是否优秀，难道同行不清楚吗？试想，如果我们能借鉴一些科研管理体制相对成熟国家的管理模式，取消这样的评估和人才评定，不要再将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分成三六九等区别对待，那样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各种“至上”，各种“唯”。
没有了繁琐的评估，各研究机构也就不会到处抢那些人才帽子了，就没有了“唯帽子”；没有了对帽子的追求，也就不会唯文凭、唯论文了，学校和家长也就不会再唯分数、唯升学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SCI 这个曾经在中国科研历史上帮助消灭特权和歧视的先锋，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成了营造特权的帮凶，而对人才的歧视又变换了一种方式再次出现。所以，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打破特权、消除歧视才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SCI至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