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吴超. 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再次领悟安全科学的真谛[J]. 技术与创新管理, 2020, 41(3): 213-218.
认识人性弱点，树立宏安全观，破解“亡羊补牢式”循环
近期在全球多国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与健康。由于疫情有很强的传染性，致使无数人都被牵连起来，疫情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在学术界领域，同样由于上述原因，几乎所有的学科专业也都介入到这次疫情的研究和反思之中，因此，这段时间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关问题的文章出现井喷，医学和生命科学界的文章多是很自然的[1-3]，但也有很多文章是非医学和非生命科学的[4]。在大量的在线文章中，笔者感觉到，从安全科学视角思考的还是相对很少[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大安全的范畴，没有安全科学做指导，则很多决策和行动就可能缺乏科学性。从安全科学的视角，近期很多疫情防控方法和工作，都是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形成的安全科学常识，比如在疫情萌发的阶段及早防控等说法，安全科学应用领域很多年来就一直在实行险兆事件“near-miss”防控，即使是险兆事件防控，从安全科学视角，这也比预防为主的观点落后多了。
《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中对突发事件做了定义，突发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次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大安全层面划分，也属于安全范畴。其实安全和健康与卫生等一直是紧密相关的。
一、长期以来为何安全工作总是以“亡羊补牢式”循环
长期以来，尽管每次突发事件之后，人类会从中汲取一些教训，但时间一久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人们的安全工作总是在亡羊补牢的怪圈中循环，每当一次新的突发事件到来，又措手不及和后悔莫及。2002年底发生的SARS事件，要不是这次新冠肺炎爆发，恐怕很少人会想起。所以消极安全观认为，如果不做预设，如界定时空，突发事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像人总是会死的规律一样。安全工作就像化学阻化剂延缓突发事件的发生，或像药品延迟人的死亡一样，时间久了最终总会有新的突发事件发生。上述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原因是：
现在人们认为的安全，其实客观上是由主观的安全感所接受的，认识论的安全本质就是主观安全感制约下的可接受的客观现状，即认识论的安全实质就是安全感的满意度，而这种满意度又通过客观现状来反映。所以安全本身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滞后性：人们总是等到突发事件发生时，才会意识到安全程度的不足，应该补充某些缺陷，继而达到主观认可的新的安全感，可再经过一段时间又有新的突发事件发生，又依上循环不断下去。旧的主观认为安全的现状被突发事件所打破，通过恢复到主观认为的安全；接着又停滞不前，再由突发事件来打破，再恢复变成新的暂时安全现状。
上述过程也可以称为“亡羊补牢式”循环，说好听点是持续改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上述程式反过来说，没有突发事件的发生，就没有安全要求或标准的改善。人们的安全工作经常是被动于突发事件的，许多安全预防工作，仅仅只是在以安全现状问题为反馈的，人们经常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才体会到平常安全的宝贵，才赶快采取措施改善，即由突发事件发生才迫切需要增强安全感。
2.安全技术研究依靠现有信息反馈，不可能有效超前预测灾难
同样，无论是依靠前车之鉴，还是其他的经验教训，或者依靠技术监测预测预报，安全研究也同样进入类似上述循环的误区：依靠现状反馈的信息来改进或强化系统的安全体系，当然这样效果还是有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模式。但安全研究更应该采用新的方法来打破上述的被动安全循环，需要提出一种真正体现安全主动性的模式。现有所谓主动安全模式充其量就是依靠结果的反馈，主动改进，然后被动的等待新结果的验证，继而肯定或否定前面的主动。其实这还是受制于被动的安全模式，也是安全研究经常存在的最大问题。
所以，要打破上述的“亡羊补牢式循环”模式，还需要从人们的主观源头出发来解决问题，和重构如何避免突发事件发生或是有效延缓突发事件发生的周期，进而跳出上述的旧模式，而以一种更大的安全观来重构安全工作的过程。
在现实上，亡羊补牢的程式还是不能放弃的。因此，比较务实和创新的思想是上述二者的结合，即除了保持持续改进的循环方式，同时重构我们的主观安全观和安全概念。这才是对未来新安全较完整的认识，才能做到比较超前的安全。
二、亡羊补牢式循环的安全模式如何破局
总的来说，打破亡羊补牢式循环的安全模式需要依靠安全科学。不论是安全工作还是应急管理，要做好所有的安全工作，还是需要按安全科学规律来行事。安全科学最基本的理论说起来也不复杂，但我们很多人就是难以践行。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论是平常状态的预防和安全促进工作，还是灾难发生的非常态时期以及之后的恢复阶段，都是系统工程。下面仅谈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科学问题：
1.树立宏安全观，克服狭隘人本主义，与地球生态和谐相处
要打破亡羊补牢式循环的安全模式，就需要打破传统的短期行为安全观，就需要从宏安全定义和新安全观的创设开始。2009年，全球健康执行理事会大学联盟Jeffrey P Koplan等人在世界著名杂志《柳叶刀》发表了“观点”文章：“全球健康的通用定义”[6]，说明其定义的重要性。但在安全方面，至今我们未看到全球视域下的大安全的通用定义。按照马斯洛人类需求理论，安全是人类生理需求之上的共同基本需求，人类安全与健康是相辅相成和一样重要的，都是全球全人类的问题。新概念是新理论和新发明的开始或原点，当下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安全或者说是宏安全的通用定义来统领和指导人类的安全观和各种安全行为。
在职业安全领域，大家从事的安全通常为生产安全Safety，简称“小S”。在传统的公共安全领域，公安保安等从事的安全事务通常为Security，这里也简称“小S”。由于安全涉及人的问题，即使很小的问题也都可以关联出一大堆相关问题出来，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上述两个“小S”经常交错在一起，并且互相影响和关联，即成为了“双S”，安全界把“双S”俗称为“大安全”，其实双S也还不算大。
如果把视域放在全球人类永久的安全上，上述的所谓“大安全”其实也是短时间内局部的小安全。在地球上复杂多变社会系统的运动进程中，人-事-物之间、人（人群）与人（人群）之间、人（人群）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人群）与事物之间、人（人群）与环境之间，人（人群）与其他生物之间，等等，其中某一时间某一局部系统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和谐或摩擦，或是出现不安全的突发事件，或者说是局部系统出现了“负涌现”现象。为了预防、化解、控制这种不安全现象，社会就出现了各类安全事务，并形成了当今的社会安全体系，如生产安全、生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等事务。
其实，在地球历史长河里，迄今的这些安全都是在短时间系统内起到类似充当某一局部不和谐现象的润滑剂或缓解剂等的作用而已。但当今的社会安全体系，并不能保证地球和人类永恒的安全。
那什么安全能保障地球和人类永恒安全呢？如果能够以此为目标的安全，那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大安全”——全球安全，这里简称为“宏安全”，用英文表达为Global Sustainable Safety & Security（GSSS）。
宏安全可定义为：使全球生态及全人类能永续和谐生存和发展的平衡状态。为宏安全目标出发而开展的所有人类活动称为宏安全活动[7]。宏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种族安全等等的伟大使命；宏安全具有永久性、全球性、生态和谐性等特征；宏安全反对人类至上主义；宏安全不能完全靠人类自身的力量来保障或实现。下面基于上述宏安全定义再做进一步分析：
（1）在现有的各类安全中，如果从地球和全人类永恒的安全着眼，最重要的安全是什么？可能答案是全球生态的永恒安全才是真正的大安全，因为如果地球的生态系统被毁灭时，地球的人类也同样消失，而其他安全都不复存在了，与全球生态安全比较，其它安全都是在其之下的。
从人类纪以来，特别是短短的一百多年以来，人类对地球的生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是史无前例的。2018年Nature发表了“为生物多样性而战”的新闻特写文章[8]；Science发表了“评价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前瞻文章[9]。我国复旦大学学者在《科学通报》发文专门对“Battle over biodiversity”一文做了详细剖析[10]。上述有关问题在Nature和Science发表的文章还有很多[11-14]。
（2）谁能够保障全球的生态永恒安全？显然，人类的好奇心、野心和贪婪之心太可怕了，人类是地球的生物之一（尽管是人类是地球生物中的主角），要依靠人类自身来确保全球生态安全是很难靠得住的；由于人类的短见、偏见、功利、自私等，从长期的视角，人类自身所做出来的公约、安全规范等也都是靠不住的。即使人类能够在使数代人时间内自我约束维持较好的生态平衡，但也很难保证代代相传下去。过去的很多安全重大事件已经证明，人类不可能永恒保持这种自我约束状态。因此，保障全球安全还需要有第三方力量，而这种第三方力量是人类自身？还是地球以外的外星人？还是什么新生力量？个人认为都不是，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巨大课题。这种第三方力量可能是需要靠地球生态遭到人类或其它物种过分破坏时，地球生态自身抵抗人类或其它物种过分破坏而形成的巨大自然报复力量，包括以各种天灾的形式降临人类，以短期维护全球生态的平衡。
（3）人类毕竟是地球生物中最聪明的，人类还是不愿意坐以待毙接受大自然或第三方的惩罚，那么人类如何认识到自身如何活动才不会遭到自然报应，如何基于宏安全来规避自然灾难又有节制活动呢，这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更加重要的大课题。
（4）如果以宏安全，即全球生态系统安全为着眼点，人类如何来构建新的大安全学科体系？这也是宏安全研究的重大课题，更多的问题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 赵晓平,昝强,范小璇,等.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4+4”模式[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0, 43(02): 8-12.
[2] 秦裕辉,胡方林,葛金文. 新冠系列方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用方探讨[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0, 40(02): 129-133.
[3] 杨芊,徐小林,赵鸿辉,等. 公共卫生学科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凸显[J]. 治理研究, 2020, 36(02): 75-80.
[4] 杨华磊,吴远洋,蔺雪钰. 新冠状病毒肺炎、人口迁移与疫情扩散防控[J]. 中国管理科学, 2020, 28(03):1-10.
[5] 吴超.一组表达安全创新的新概念及其关联问题[J].安全,2020,41(02):65-72.
[6] Jeffrey P Koplan, T Christopher Bond, Michael H Merson, et al. Towards a common definition of global health[J]. Lancet, 2009, 373: 1993-1995.
[7] 吴超. 全球安全（宏安全）之通用定义的建议[J]. 技术与创新管理, 2020, 41(2):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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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íaz S, Pascual U, Stenseke M, et al. Assessing nature’s contributions to people[J]. Science, 2018, 359: 270–272.
[10] 李骁,吴纪华,李博.为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未来而战[J].科学通报,2019, 64(23): 2374-2378.
[11] Isbell F, Gonzalez A, Loreau M, et al. Linking the influence and dependence of people on biodiversity across scales. Nature, 2017, 546: 65–72.
[12] Barnosky A D, Matzke N, Tomiya S, et al. Has the Earth’s sixth mass extinction already arrived? [J]. Nature, 2011, 471: 51–57.
[13] Ouyang Z, Zheng H, Xiao Y, et al. Improvements in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investments in natural capital[J]. Science, 2016, 352: 1455–1459.
[14] Myers N, Mittermeier R A, Mittermeier C G, et al. Biodiversity hotspots for conservation priorities[J]. Nature, 2000, 403: 853–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