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丹麦风车案例看技术治理
武夷山
美国The New Atlantis季刊2020年秋季号发表美国新墨西哥矿业与科技学院社会科学副教授Taylor Dotson 和社会科学讲师 Michael Bouchey合著的文章，Democracy and the Nuclear Stalemate（民主与核对峙）。文章有一小节是丹麦风车的案例，大意如下。
如何在灾难与困境之间行驶呢？
技术政策学者David Collingridge（博主：他曾担任英国阿斯腾大学技术政策研究所主任）和Edward Woodhouse（博主：他是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科技元勘系政治科学教授）描述过任何复杂技术治理都面临的重大知识挑战。既然没有人能完全地或客观地确定相关事实，那么，关于一项新技术的可靠知识就不可能是先行研究的产物，而只能是经验的产物。因此，社会只能寄希望于通过集体性的试错过程来明智地发展新技术。
这样的过程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考察丹麦的案例。由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丹麦像美国和德国一样，创立了集中式的、政府指导的风能开发计划。像美国开发轻水反应堆的情形一样，这三个国家都专注于尽快扩大风能开发计划。到头来，三个国家都失败了，只搞出来少量的风车设计型号，它们到1980年代仍不能可靠运行。
但在丹麦，故事并未结束。虽然国家的风能研发计划受挫了，但业余研究人员和工匠逐渐培养出了风能的国内市场。到1980年时，木匠Christian Riisager能够利用现成的零部件建造22千瓦的风力轮机，并售出了22台，每台约能满足如今5户美国家庭的电力需求。
Riisager的成功鼓舞着其他工匠进入市场。当丹麦政府开始提供风能投资减税措施后，对风能的需求量见长。工匠的生产速度跟不上需求，于是一些小规模农业制造商买下了工匠们的专利，开始生产风车，并慢慢地改进设计，扩大规模。
为了满足投资减税条件，风力轮机必须获得许可证，于是就需要政府资助的机构开展测试工作。测试机构向小规模风电设备制造商传递了工程专业知识，使得在试错过程中考验出来的设计型号更形完善。
为了促进学习，众多丹麦风能公司成立了风力轮机拥有者和制造商协会，该协会出版一个月刊。会员们可以分享本领域的最新进展。
到了1980年代，美国加州出现风能热，丹麦公司的风力轮机就得以顺利地供应加州市场。这些轮机尽管功率不够大，但可靠性和价格远胜于全球市场上的任何其他产品。由于参与了美国市场，丹麦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学习试错机会，到1989年，丹麦已能生产500千瓦的风力轮机，每台的发电量可满足如今100家以上美国家庭的用电需求。
到了21世纪初年，丹麦公司控制了全球风力轮机市场45%的份额。这一成绩不能归功于丹麦政府的研发活动，而应归功于受到公共支持的轮机制造业的广泛参与，这一广泛参与促进了风力轮机设计型号的逐渐改进。
总之，工匠作坊规模的丹麦风电制造商造出了当时最棒的风力轮机，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主导的数百万美元规模的风电研发活动的成果远远甩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