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小学”？我们一定会想到与大学、中学相对应的，给儿童、少年实施全面基础教育的学校。
不错，《大戴礼记·保傅篇》云：“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古者八岁而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西周是奴隶社会，当时能够接受教育的只是贵族（奴隶主）。这类学校是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学校。小学要学习的内容包括《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师氏/媒氏》提到的“三德”“三行”“六艺““六仪”。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师氏/媒氏》说，“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之道，乃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祀祭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国子就是“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就是“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南宋朱熹《大学章句》）。段玉裁注云：“国子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师氏教之，保氏养之，而世子亦齿焉。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
可见，那时候的小学教授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都称之为小学。到了汉代，“小学”变成了文字训诂之学的专称。《汉书·艺文志》所收的小学十家都是字书和训诂之类。
再后来，“小学”一词含义又由此（六书）拓展出新的意思，为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相应的，“大学”一词也有了新的意思，指研究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学问。
因此，“小学”又称中国传统语文学，包括分析字形的文字学，研究字音的音韵学，解释字义的训诂学。因为其围绕阐释和解读先秦典籍来展开研究，因此又被称为经学的附庸。
古代之所以把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叫小学，因为每个文字具有三个部分：即字形、字义和字音。在汉代，分别不很显著。宋末王应麟《玉海》已分成三种：体制、训诂、音韵。清代的《四库全书》，把小学书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类。
读书必先识字，掌握字形、字音、字义，学会使用，周朝儿童入学，首先学六甲六书（六甲指儿童练字用的笔画较简单的六组以甲起头的干支。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西汉时称“文字学”为“小学”，唐宋以后又称“小学”为字学，“小学”之名即由此而得。
可见，我国“小学”之所以兴旺发达，是与“汉字”密切相关的。因此有人说，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与“汉字”有一定关系，因为“汉字”促生了“小学”，而“小学”也是“经学”的附庸。经学传统导致人们把治学对象从面向实际而转化为面向“书本”，由此走上了一条与科学创新相反的道路。中医学就明显存在这个倾向，医家眼中满是“经典”“圣人”，校勘、训诂、释义的的活干多了（成天想着，以符合圣人的想法为原则来解释经典著作的文字）哪里还有心事和精力去创新医学？这种南辕北辙的治学方向，显然造就不出来科学的大厦。当然，这只是众多原因之一，姑且说到这里。
后来，唐承隋制，兴科举，设书学科。《新唐书·选举制上》载：“书学，生三十人……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学书，《石经》限三岁，《说文》一岁，《字林》一岁。”又载书学科选举法：“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可见唐代之书学实为书法、小学双修，且更重小学。新旧唐书《艺文志》均著录王羲之文字学著作《小学章》一卷，说明王羲之于文字学也是有研究的。
因此，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大师”，一定是精通“小学”的，因为其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修养必不可少。例如，国学大师章太炎1903年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猛烈抨击清皇朝的统治，被捕入狱。1906年6月出狱，立即被革命同志、青年学生们接送到日本。他在东京一面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继续鼓吹反清革命；一面讲学，讲的就是“小学”课程，即语言文字学。
当时有8名中国留学生很想听课，但是因为时间冲突无法参加，于是章太炎“特设一班”，他们每星期日上午去章太炎寓所听课。据许寿裳说：“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即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亦起于此时。”
这8名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均夫及许寿裳。
朱希祖后成了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上古文学史》、《中国史学通论》等著作。1911年他曾集资刻刊章太炎的《小学答问》，鲁迅出资15元，此书1912年印成。
朱宗莱（蓬仙），曾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关于他的事迹记载很少，但他却著有《文字学形义篇》。
周作人，后来成了名作家、名教授。他著译等身，但在文字学方面似少建树。他在《我的杂学》中说他的“杂学入门书”大致是八类，“二是小学书，即说文尔雅方言之类”。把语言文字学的书列为第二类，可见他的重视。他没有文字学方面的专著，却写过不少文章，很有独到见解。如《汉字》一文中，他认为：中国“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洲人之易于分裂”。“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言语礼俗”而已。他还进一步指出：“假如没有这汉字，却用任何拼音文字去写，中国的普通国语文便无法可以读懂，势必拼写纯粹方言，……其结果即是文字言语之分裂，一方言区域将成为一小国，中国亦即无形的分裂了。”
许寿裳，是请章太炎“特设一班”授课的发起人。他曾长期追随蔡元培在教育部、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任职，但也在多所大学兼职或专职授课。在他讲授的课程中，有“文字学概要”。1941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曾作题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文字学进步的一斑》的讲演。这些都可见他对文字学的研究和关注。他对章太炎作为国学大师在学术上，其中包括文字学在内的贡献，说来头头是道，切中肯綮，不愧为学识深厚的章门高足。
周树人即鲁迅，是中国20世纪的伟大文学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在鲁迅的多门成就、学问中，文字学几乎排不上号。但从《门外文谈》中，毕竟看到了鲁迅在文字学上的渊博的学问。这篇不到13000字的通俗化文章，无疑是一部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汉字发展史。
8人中的龚宝铨、钱均夫，前者是章太炎的女婿，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后者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教育部任职，是钱学森之父。较长一段时期与许寿裳、鲁迅是同事。但他俩在文字学方面没有什么建树。
前两天，看到《科学网》博友李宏翰的一篇博文——“‘唯书’的课堂教学：王二小真勇敢”。他把中小学的课堂教学的“唯书”倾向，看成是“钱学森之问”的一种答案，并讲述了自己上学时的两件小事：
第一件小事，发生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下学期。这天上午，我们学习语文的“基础训练7”，其中第四题是“把下面的句子补充完整”（见附图）。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叫一位同学回答第1题，同学答道：“李宏翰真勇敢。”老师马上斥责他：“李宏翰有什么勇敢的？是‘王二小真勇敢。’”同学受到批评和指正，嘿嘿苦笑。我却感到十分难堪，真是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
附图 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二册第58页（局部）
（截图自https://www.meipian.cn/2mv4f41x?share_from=self）
当时，我是副班长，是老师器重的学生，是班里首批加入少先队的两名学生之一，我自然也特别尊敬和感激老师，根本没想到她会在课堂上这样评价我。同时，我是同学们喜欢的学生，或者说，是好学生的代表，这应该是前面同学回答“李宏翰真勇敢”的原因。但是，老师为什么不同意这个答案呢？显然，她的教学参考书上的答案是“王二小”！我们此前学了一篇课文，题目就是《王二小》（见图2）。毫不奇怪，图1中第2题的答案是“北京”，第3题的答案是“雷锋”。
经过这节课，包括我在内的学生都知道了，答题得符合课本里的材料，不能答课本外的内容，否则，是错误的，是会受到批评的，是会陷入尴尬的。
第二件小事，发生在我上高中二年级时的上学期。那时，一位理科老师上课，一般都是拿着教案板书，教案的内容与课本完全相同。有一天，这位老师开始拿着教案，边讲边写。几分钟后，他把教案放到讲桌上，再回到刚才的位置，继续边讲边写。他又写了几行，例题讲完了。
他回到讲桌处拿教案，要讲下一道例题。他盯着教案看了好一会儿，对我们说：“对不起，我刚才写错了——这里的字母是D，我写成E了。虽然用D表示还是用E表示都行，但是，书上是D，得改过来，要与书上一致。”接着，他拿起黑板擦儿，从头检查，把他看到的所有的E擦掉，并逐一写出D。
这位老师毕业于我国的一所著名大学，是当时学校里学历最好的。他唯书如此，我们又能怎么不唯书呢？
他说的是小事，但实际上是大事，是一件人们不经意从传统治学习惯中延续的“唯书本论”，把向实际学习变成了文字游戏，致使学生不仅从形式上固定于课本，而且从观念上固定于课本。他认为，这种观念固化，极不利于培养和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