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虚无和否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种错误观点既否定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根基，又错指了其发展方向，更没有洞见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不容否定。随着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学术本土化大势的形成，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焕发新的生机。
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和否定，主要表现为“全盘西化论”“全盘否定论”及“价值虚无论”。众所周知，虚无主义起源于西方，主要有两种形态，即存在论的虚无主义和价值论的虚无主义。前者指的是存在的无根基状态，后者指向最高价值的废除；前者否定的是存在的基础性，后者否定的是价值的绝对性。历史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表现，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在思想逻辑上与其在西方的渊源一脉相承，即借着“欧洲中心论”，主张全盘西化，彻底否定，这是事实的否定，也就是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根基；进而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价值性的否定。
（一）“全盘西化论”。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全盘西化论”。这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错误观点全面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夸大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既没有解决当时救亡图存的中国道路问题，也没有能够解决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问题，因而受到各方的批评。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盘西化论”又有所抬头，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否定、虚无传统文化的思潮。尽管诸多知名学者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但至今这种错误观点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而是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不断更新而有所蔓延。
应该承认，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屡被侵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屈辱及救亡图存的抗争，中国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时至今日，向西方学习依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全盘西化论”无疑走向了极端。这不但在现实中行不通，而且危及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中国道路，西方及其文化都不能给予正确的答案，也不能指明未来发展的路向，只有回归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根脉去寻求答案。对此，土耳其的发展道路也给予我们深刻警示。
具有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土耳其，在20世纪20年代起就全面推行西化，努力摆脱它作为伊斯兰国家、亚洲国家的背景，并努力加入欧盟的行列。但是，至今欧盟并没有真正接纳土耳其；而土耳其不论在传统与西化之间，还是在亚欧国际关系之间，都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从土耳其这一活生生的实例，我们应该有所借鉴。
（二）“价值虚无论”。与“全盘西化论”和“全盘否定论”相衍生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否定和虚无。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心灵、道德、价值及精神的危机，主要体现就是“物质享受至上、技术至上，浮躁、肤浅、浮夸，已经成了社会通病”。这种情况不论在当今的世界，还是在当今的中国，绝非危言耸听，因为我们就身处其中，有着切身感受。
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虚无论”相比，恰恰西方的历史事实给予了有力说明。西方在近现代的过程中，有两件大事至关重要，那就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就是要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去汲取营养和力量；而在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则大量汲取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儒家思想。西方的近现代文明就是汲取了这两方面的营养和力量创造的，但它并没有割断自己历史，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对我们建设美丽、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了借鉴。
（三）“全盘否定论”。与“全盘西化论”相伴随的，就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论”。这种观点以“西方中心论”来衡量、阐释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必须一扫而后快。更甚者，传统文化被冠以“封建迷信”的恶名。
儒家的仁爱论、道家的济世观、佛学的慈悲观，与西方的博爱观在内涵上有着程度不同的相通之处，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使用范围有所不同。难道前三者就是“封建落后”的东西应该全然抛弃，而西方的就是“积极进步”的东西而全面肯定和弘扬？由此可见“全盘否定论”的偏激和错误之处。
即使具体观点暂可不论，“全盘否定论”的最要命之处，在于宣扬了一种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无根性”的错误观点。历史具有连续性，无法与过去彻底割断；传统与现代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难以彻底决裂。就如同一个人既无法与自己的家族谱系割断，也难以与自己的过去决裂。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命运可想而知。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完全背离本土深厚的文化根基乃至割断自己的悠久历史，无益于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不但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而且更要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和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因为这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创造现实与未来的根基。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必不可少的条件，否则愿望归愿望，蓝图归蓝图。否定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观点走向终结也是如此。可以说，近些年来国家领导人、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中国学术本土化大势的形成，为此提供了客观与主观的必要条件。
（一）国家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讲话，及相关国家政策的出台，和国家历史研究新机构的成立，为克服那些否定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观点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习近平总书记这方面的主要活动及讲话有：
1.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在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发出弘扬传统文化的号召。2014年9月，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对儒学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予以更明确的肯定。
2.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蓝图，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这一问题。
3.2019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相关会议上强调，文化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要“为时代明德”，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为时代明德”“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可谓抓住了我国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核心问题，抓住了古今中外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抓住了世界各大文化及文明中的一个轴心问题。如果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对学术界、理论界的要求，那么强调“为时代明德”“用明德引领风尚”则是在社会层面的展开，将有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结合。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相呼应，我们国家的文化政策发生了深度调整，“文化自信”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及其他遏制“西化”的政策措施。另外，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宣告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发来贺信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表明，中国历史研究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动，正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从国家领导人，到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和新的历史研究机构的成立，全方位构建并形成了一股重视中国本土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这为克服否定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二）众多世界性难题的化解需要中国文化提供智慧。在20世纪上半期，由西方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死伤都达千万人乃至数千万人，而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也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这种教训不可谓不深。由此，不能不反思和反省这种巨大灾难背后的文化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斯宾格勒就提出了“西方没落”的观点。之后，汤因比在其历时多年的《历史研究》中指出：“西方和西方化国家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因此它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来解救它们自己和全人类。”他认为，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使人类生活稳定下来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当今世界面临着众多棘手的问题，例如生态恶化、文明冲突、局部战争、人的物化等。孔汉思、杜维明、许嘉璐等人提出和倡导构建“全球伦理”来解决当今世界中的诸多重大问题，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智慧将成为人类共同伦理的动力源泉。由此可见，由于世界性问题所引发的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还可以讨论，但毕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己对人的巨大价值。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明德、至善、中道、道法自然等思想，确实是破除战争与和平、科学与人文、物质与心灵等二元对立问题的良方。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中比较突出的思想和思维，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排他和斗争。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恰恰崇尚和谐，不尚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与中土文化融合共生，乃至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华大地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中华民族也“没有对外侵略的传统”。这些都对动荡的现代世界给予文化和智慧的启示。
由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深刻反省中国优秀文化的被虚无和被否定问题。我们坚信，此类问题将在诸多世界性难题的化解中走向终结。
（三）中国学术本土化大势。近年来，中国学术本土化逐步在学术界展开，这在政治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管理学界、哲学界等众多领域有着明显的表现。可以说，本土化已成为国内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方向性变动。就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言，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来，向“中国本土”回归速度加快。历史研究注重“中国本土”，构建“中国话语”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另外，其他学者对此也多有阐发。例如，于沛指出，文化的传承性与历史的传承性一样，不可割裂。瞿林东指出，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中，继承性与民族性密切联系，脱离了继承性，也就失去了民族性，更谈不上具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历史学话语体系。瞿先生进而以对宋人史料笔记的具体研究等成果来支撑自己的论断。乔治忠提出：“当前的史学理论研究，应当打破现代西方史学概念工具的套路，建设具有中国话语指征的史学理论体系，这是历史学界当前的要务”。
由此可见，当前国内诸多学者不仅提出了“回归中国本土”“构建中国话语”的概念和命题，而且在具体成果上已有所显现。回归“中国本土”，以“中国话语”叙述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都为克服虚无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观点提供了学术土壤和主体推动者。
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克服否定优秀传统文化错误观点的根本路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中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每一次重大的质的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文化、思想、知识正向的巨大变革，及其正向的引导。当今，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是中华民族承上启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是真正静下心来老老实实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探讨、汲取和创新的时候了，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的时候了。
（一）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圆融于当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在三个体系质的提升中实现创新性发展。这是克服否定优秀传统文化错误观点的学术支撑。
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迫切需要历史智慧和文化思想的支撑，亟需从中国本土历史和文化中提炼出对我们国家和世界发展有益的现代因素。
第一，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概念、命题等进行提炼，对中国历史的文化背景进行大视野综合概括，从而既在博大的宏观上又在精深的微观中把握中国历史的文化精髓，揭示出中国历史内在的精神气韵。第二，中国文化自古就有文史不分的优良传统，所以有必要加强文史哲、儒释道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这有利于深刻把握和体验相关思想、观点、概念、命题等文字背后的深层内涵。第三，充分挖掘历史典籍中体现中国文化的内容，保证内容的详实性和扎实的学术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点、概念、命题等，蕴含在古代经史子集、方志、戏剧等不同体裁的典籍中，亟需我们去耐心、细心、精心挖掘，梳理彰显。
优秀传统文化不但蕴含着中国历史的基因和根脉，而且还蕴含着中国思想、中国史观、中国智慧最为核心的理念。近几十年来，中国本土历史思想和历史理论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瓶颈，而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被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三个体系的建设，将对此有质的改变。由此，中国学术从根本上面临着一个质的重要转折，那就是依托中华民族雄厚的文化根基和高度的文化自信，开辟一条本土化的学术道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否定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观点将失去学术土壤和学术空间。
（二）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具体思想和观点，创造性地圆融于个体的生命和群体的生活，在促进个体生命与群体生活质的提升中实现创新性发展。这是克服否定优秀传统文化错误观点的人文支撑。
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是“经世致用”，而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其人文精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典型写照。近些年来，由于受西方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负责保存我们国家和民族记忆的历史学，对现实越来越冷漠，离现实越来越远。应该说，这不是历史学的常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不论是历史研究，还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要走出象牙塔，去关注、关心人们的现实生活。如何圆融现实，关注当下的人生，传统文化中的如下几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其一，提供个人道德境界不断提升的路径。人兽之别是中国古代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人兽之别的重要区别就是人具有伦理、道德和价值及其不断的提升。这在《礼记》《孟子》《荀子》等经典中有着生动详细的记载。伦理、道德和价值最初将人和兽区别开来。但到此并没有完结，对而是继续提升，踏踏实实去“明德”，乃至走向“至善”。由此，个人的人生境界、道德素养日新月异，从凡尘俗子进步为君子，从君子进步为大德，从大德进步为圣贤。由此，中国文化解决了人兽之别，以及个人层次的不断提升和超越问题。尽管世界各大文明都注意到道德伦理问题，但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伦理更为系统、精细而引起其他国家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例如，黑格尔曾言：“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给人们以借鉴。随着当今世界人的物化问题日益严重，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伦理、价值的具体思想和观念，必将有益于世人。
其二，确立由个人至家庭、群体、国家、天下等境界提升的不同层次。如果仅仅只是个人的道德的成功，远不能说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除了上述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外，它还由己及人，乃至家、国、天下。第一，由己及人。也就是还要确确实实引导、育化、成就他人，即《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第二，由己到家、群体、国、天下。这也就是《大学》所彰显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三，相反相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值得注意的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双向的，不但相辅相成，而且相反相成。也就是自己不成功，出了问题，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就要反躬自省，不怨天尤人，不一味向外部寻求解决之道。这是除了伦理、道德、价值之外，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一个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和启示，尤其是对当今太注重物质追求的人们和社会。
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向人们的人生，不但有量的积累，而且也要有质的提升，这是克服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的源头活水。
（三）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具体思想和观念，创造性地圆融于各个层面的实践，在“知行合一”中实现创新性发展。这是克服否定优秀传统文化错误观点的实践支撑。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知行合一”，也就是既重知，也重行。如果说将优秀传统文化圆融于各学科的三个体系建设，还在学术“知”的层面的话，那么将其圆融于各个层面实实在在的实践，则是“行”的层面。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跌宕起伏的进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优秀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那是贯穿始终的从来不曾断裂的基因传承，连绵不断的精神命脉。它与不同时代的具体时空人事条件相融合，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形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之所以如此，就是与我们的先人对众多文化思想、理念实实在在的实践、担当有关系，尽管其中层次不一，方式各异。
知行合一关注的不仅是学理大道，更注重将学理大道落实到实实在在的行为。当今之所以历史理论或历史思想研究匮乏，就和“知”与“行”的不协调乃至相悖有关；与说得多做得少、唱得多行得少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一，就学理而言，知与行辩证统一，能知才能行，行又促进知。其二，就实践而言，只知不行难达真知，还是不知。因为，知要见之于行，需要智慧地圆融种种因缘条件，绝非空言“知”字所能办得。字识得，言说得，但不一定行得。例如，明德、至善，大家都认识，都会读，但行了没有？又行到什么程度？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