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期辞退、职场性骚扰、家庭暴力……当遇到悲惨经历，面临线下维权耗时费力、渠道不通畅、司法程序难进入的时刻，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通过网络发声为自己募集影响力和社会支持。在一些女性通过网络维权成功之际，也有越来越多的反转事件侵害着公众的社会信任度。
女性网络维权所引发的网络暴力，正在“以善良的名义”制造出新的受害者。
谎言，透支社会信任
今年8月29日，微博用户梁某发表长文《爱你，才要强暴你》，描述了一个“房思琪式”的“爱情故事”——梁某在被男友罗某强暴后，出于心理上的自我保护，选择了接受罗某的爱意。该事件多次登上微博热搜榜单，男友罗某因舆论压力过大，半年内搬家3次，其家人每天都在忍受着人肉搜索和网络谩骂的双重压力。
然而事件结果发生惊天反转。9月6日，梁某发表了道歉声明称并未遭到强奸，发文指控系分手事宜处理不当。
这不是孤例。半月谈记者对近5个多月来的女性网络维权事件进行梳理后发现，有多例涉及虚假或夸大事实维权，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5月，广州一位母亲在微博控诉，患有哮喘病的女儿被老师体罚导致送医院急救。后证实女儿吐的“血”实为化妆品和水；8月，四川一女孩委托他人代为发微博维权，控诉父母长期对自己家庭暴力，后证实女孩因被父母没收手机，心生不满，进而在网络上发文控诉……
类似的众多反转事件，让许多网友头脑一热，投入大量精力和感情加入“口诛笔伐”。最终却是一出出闹剧，既无法对被攻击对象的真实人生负责，又加剧社会信任的消耗，严重扰乱网络文明生态。
长期致力于性别平等相关案件的律师万淼焱认为，女性网络维权当事人谎言频现、反转事件频发、道德底线被一次次突破的后果，就是女性在现实维权困难重重的境况下，在网络上的维权空间也被不断挤压。
“狼来了”，最终伤害的是女性自己
如今，人们对基于性别的侵害存在着激烈的情绪。然而，怀着“保护女性合法权益”“为弱者发声”的心态，不加甄别便加入女性网络维权事件当中，对另一方当事人进行攻击、“人肉”的行为，并不可取。
万淼焱认为，维权主体只看到了以往女性网络维权的高成功率，而忽视了真正维权时所需要面对的审视、质疑以及后续引发的社会信任丧失等一系列后果。
在今年9月发生的一起“某演员涉嫌猥亵女子被刑拘”的热点事件中，相关微博的评论区内出现了许多“又是仙人跳，坐等反转”“女的想出名”等内容。作为该女子的支持律师，万淼焱目睹了网络上针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让该女子陷入崩溃的全过程。“这说明虚假维权造成的社会信任坍塌，已经开始对受害人造成真实伤害。”万淼焱说。
11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向居民宣传反家暴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反歧视法研究中心主任何霞认为，帮助女性进行网络维权的舆论是一把双刃剑：“舆论所产生的压力机制是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个环节，但单方言论所引发的网络暴力不容忽视。为受害者的发声永远不该停止，但不能以善良的名义制造出新的受害者。”
违法成本过低是虚假网络维权的重要原因。万淼焱直言，遏制女性虚假网络维权，首先需要建立健全规制办法，要将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当中关于散布虚假消息、诽谤等法律条文执行起来，加大对虚假信息发布主体的处罚力度。
作为女性网络维权的协助者，律师、媒体、心理专家、社工等充当的角色尤为重要。就像患者找医生治病一样，不能因为与患者共情就放弃专业的判断。
女性维权的协助者在进一步介入之前，要理性甄别受害者的陈述是否可靠，对真正的受害者倾注资源和精力，对于虚构或夸大事实的则劝告其放弃指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认为，很多女性维权典型案件，包括性侵、家暴等均属于私人领域范畴，这种传统观念里需要“关起门来”解决的事情，在我国的法律实践当中，进入司法程序的困难很大。
“有的女性选择网络维权，其实只是为了利用舆论引发关注，进而迫使对方停止对自己的侵害。”何霞认为，女性选择通过网络进行维权，原因之一就是现有的救济措施和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女性维权案件发生的领域，认定标准、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干预措施及职能部门间的联动都亟待完善。线下女性维权面临着时间拖沓、经济成本偏高的问题。
2019年7月，北京一位白领因怀孕“被离职”而进行网络维权。在此之前近两年的时间，她先后向北京朝阳区仲裁委提请了5个劳动仲裁，劳动争议仲裁需要申请人举证，但证据往往很难获取。由于提交的多是聊天记录、邮件截图等电子证据，没有原件或未经公证，许多证据不予采信，导致其加班费和工资申请大部分被驳回。
性别维权法律实践的真实困境迫使女性寻找新的发声渠道。自2018年起，几例影响较大的女性网络维权案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推动相关保护机制建立健全，似乎为女性的维权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能。“在网络上发声的女性所受到的伤害，屏幕另一边的女性在生活中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女性们在产生共情的同时，很容易形成舆论的合力，从而推动事件的解决。”万淼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