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是中国早期思想史上一个活跃而辉煌的时期，中国传统社会以道德为本位的核心观念体系形成于这一时期。诸子的百家学说，争鸣之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思想主张于包容中显现出融汇、融汇中显现出包容。仅以当时的君子观和天下观而论，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具有丰富道德内涵
在中国早期思想的表述中，“君子”作为一种称谓，被赋予了丰富的道德内涵，常常与“小人”相对而言。做君子不做小人，就成为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最重要的尺度和标准。
就重视个人修养、为德好学的君子观而言，孔子最有名的教诲是对子夏说的“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还就君子的气质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也是对不同层次道德品行的一种描绘。涉及义利的价值取向时，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些都是讲，道德标准不同的人，其所注重的价值和生活意义也是不同的。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又何尝不是一种君子之德。而且，有德之人是不会孤独的，即所谓“德不孤，必有邻”。道德高尚的人，不仅在个人修养上有追求，在道义责任担当上也会当仁不让，敢于、勇于为他人作出牺牲。因此，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就是君子应有的道德气质。相应地，《礼记·中庸》进一步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君子遵道而行”。智仁勇也就是君子之道的集中体现了。
在孔子看来，君子在物质享受上也是有所约束的，既能够安贫乐道，又重在道德之行的学习与实践。所以，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眼中，这样的士是不足以称为君子的。当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又问君子，孔子回答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可以说，在以仁为道德追求的君子那里，与世无争也是一种行为表现。如果一定要有所争，那么应该是在行射礼的时候。所以，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礼记·射义》篇中就阐明了射礼在道德养成方面的实践价值。
二、勇于担当道义责任
孟子在君子观方面，对孔子的思想有所继承和发挥。比如，孟子说，人的羞耻心是十分重要的：“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孔子就说过“行己有耻”为士的标准。而且，从修身到兼善天下的道德追求，也是君子的行为指向。所以，孟子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外还有“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所以，泽及天下、与人为善，就成为道德君子的行为准则或者说理想目标。而孟子所说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又可以理解为心存远志、行为高洁、当仁不让。这也是君子道义责任担当的一种表现。
孟子对君子德行的描述，还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君子的道德感应该是根植于心的，总会有所表现的时候。而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讲的则更是君子中的表率了。其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君子所持的一种社会责任与理想抱负。
三、墨子和荀子论修身之道
墨子也有对君子德行的表述，如《墨子·修身》：“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接着又说：“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在进一步的推论下，还有一系列对比，即“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源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一言以蔽之，“君子以身戴行者也”。修身之道与君子之论并见于墨家的言说，由此充分体现。
荀子的君子之论，在其论说中也有不少。比如说：“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再如“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以及“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也；安燕而血气不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可见，君子观在先秦诸子思想学说中有着很多表述，归根到底，都是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典范和楷模性的表述。在现代意识中，在道德领域做君子不做小人的理念，同样有其自律与规范性实践的意义，也是一种道德约束的基本标准，往往高于一般的行为准则。这样的理念对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为人处世的顺畅，以及将人类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德操作为现实追求的社会发展，都是相当切合的。
四、充满家国情怀
在传统的家国情怀基础上，还有很多关于社会理想和天下观的思想理念呈现出来。其中，同样有可以传承的价值与合理精神。
中国古代社会更多地表现为家族社会、宗族社会和乡里社会，传统道德对此非常关注。孔子有言：“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东汉经学家郑玄解释说：“里者，民之所居也。居于仁者之里，是为善也。求善居而不处仁者之里，不得为有智之也。”能够居住在邻里都是有道德之人的地方，该是多么美好啊，孟母择邻而居，所想到的也是这个道理吧。荀子也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推而言之，孟子所指摘的诸侯国之间“以邻国为壑”的现象，在他看来是侵害他国利益的不道德行径。
从个体道德修养的教化养成，到以家庭、家族、宗族为社会基础，再到国家层面的施政治理，再到天下的和谐太平大同，构成了中国早期思想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道德理想诉求。这在《礼记·大学》中有着系统表述，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样，就将个体与家庭、社会、国家乃至更广大范围的人类社会系统性地联结了起来。在古人的意识中，道德化的社会，应该就是“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信诚”，具有推广到国家及天下范围内的道德约束。
在《墨子》和《老子》中，也有关于人之个体以至家国天下的类似表述，呈现出具有时代性的天下观。先看墨子所言，即如：“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簒，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则此天下之害也。”这或许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场面的一种担忧、描述及写照。墨子有针对性地论说，若“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则“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而“凡天下祸簒怨恨其所以起者”，都是“以不相爱生也”，也因此“是以仁者非之”。那么“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呢？“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他又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可以说，墨子的家国天下观就是以兼相爱、交相利、非攻为基本原则的。其所谓非攻就是极力反对“以亏人自利”，“不仁”“不义”，而且“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的行为。同时，墨子进一步主张，若“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要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这堪称一种强烈的和平主义观。
五、从个体到家国天下
《老子》中有一章的话语表述与《礼记·大学》更为接近，其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这不就是将修德实践由个体到天下推而广之所能达到的一种理想境界吗？道德实践的真切性、丰富性和普惠性不也就是很明确了吗？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他在政治上主张“能以礼让为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体现出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与民同乐”思想。《礼记·礼运》所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讲信修睦”理念相互结合。这些都体现出从个体到家国天下的理想和追求，是古代先贤给后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诗经》有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世史书则有言：“天下大同，声教远被”，“天下大同，归于治理”。可以说，古典的理想在后世散发出不灭的光芒。
综上所述，古来的思想观念固然会有许多方面随着历史发展、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的演进而被时代所超越。但是，其中很多思想与精神，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依然有着跨越时空意义的影响力和传承价值。简言之，人类社会的道德属性与规范性观念的很多方面，也就是以人之为人、家之为家、国之为国、世界之为世界，作为人类存在依据的生命法则、生存法则、交往法则、存续法则以及人类共有的道德，总有其精神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我们传承、发扬和践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