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与关爱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高度。现在，我们已经从抢救式保护进入到科学保护的阶段。
要真正走到民间、走到一线，看到广阔大地对文化的渴求，探索历史积淀与现代文明鲜活有机的结合，把书桌搬到田野，一起努力让历史之花开放到未来。
在中国田野大地奔走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这给予我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无穷动力。我们保护多少，后代就会享有多少，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使命。
作家内心里是否有大爱、大善、大美、大勇，笔下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文化博大精深，时代风云激荡，我们的文艺创作也要有与之匹配的大胸怀。
“把小说当作艺术品来写，是我一向的追求”
记者：您身跨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之间是否相互影响？
冯骥才：我把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称作自己的“四驾马车”。常有人问我：何以能同时做这些工作？文学、绘画与我相伴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成了一种生命方式，难以割舍；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对我来说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无法推却。对它们中的每一项，我都是全身心地投入。
“触类旁通”是中华文化的高明之处。古人写文章，写的过程中书法作品也就诞生了，文章写完，如果还有余兴，再顺手画几笔竹子、兰草，绘画作品也有了。一流画家背后往往都有深厚的诗文修养。这也是中国绘画跟西方绘画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画家有明确的文学追求。我们常说意境之美，意是文学的意味，境是可视的空间境象，“意境”二字是对文学与绘画关系的高度提炼与升华。
记者：画家的身份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会带来什么特别的美学追求吗？
冯骥才：可能因为画画的缘故，我比较重视小说的形象性。契诃夫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曾经含蓄地批评高尔基作品修饰语太多。他的意思是，与其写“一个高高的、窄胸脯的、身量中等的留着棕色胡子的人，坐在已经被行人践踏过的草地上”，让读者读得吃力，不如写“一个人坐在草地上”，这样反而清清楚楚。契诃夫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小说必须立刻生出形象。”通过形象，读者能够一下子进入作品的情境之中。
也因为从事绘画创作，我尤其偏爱艺术性强的小说，即结构讲究、文字精当准确、有画面感和审美品位的小说。把小说当作艺术品来写，是我一向的追求。有人认为长篇小说要写得“松”，不能太在乎语言。实际上语言好不好，并非刻意为之，更多的是一种修养与天性。面对来自影视和网络文学的冲击，传统的纯文学更要守住自己独特的审美，在语言、气息、情景、节奏上追求极致。我现在已经养成七遍成稿的习惯了。第一、二遍在平板电脑上写和改，然后打印出来，第三、四遍修改结构和情节，第五、六遍逐字逐句斟酌，这个过程中有时加进一个好的字或词，意味一下子就出来了。第七遍仔仔细细校对之后，才算最终定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的进步，必将带来整个社会文明的提升”
记者：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使您暂停了文学创作，但这次转向似乎也给您后来的写作带来别样面貌。
冯骥才：我转向文化遗产保护，还是出于一种作家式的爱。作家写的往往都是自己熟悉的土地，对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有一种深切的、愿意为之付出的爱。无论是老城保护，还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抑或是传统村落保护，在中国田野大地奔走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这给予我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无穷动力。我们保护多少，后代就会享有多少，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使命。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暂停了我的文学创作，却也构成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带给我大量感性和理性的积累。等我再重新捡起笔写小说的时候，就有了“俗世奇人”系列。因为在各地做田野调研，自然而然会进行一种文化的比较，比如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地方，它们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是什么？你会发现，地域文化会深刻地反映到当地人的群体性格上。这也是作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它与人的关系最近。通过文学，能把这些深层的地域特色保留下来，同时文学也有了丰饶的文化意味。文化、风俗、社会与文学之间相互浸润，让我的写作更有底气。
记者：过去20年时间里，您参与和见证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道路，对整个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和保护力度的增强应该深有感触。
冯骥才：近些年，从政府部门到民间开展了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行动。从制定保护规划、全方位的田野普查到健全保护传承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这是我们作为文化大国、文明古国应该引以为傲的，因为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与关爱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高度。
现在，我们已经从抢救式保护进入科学保护的阶段。进入保护名录并不意味着非遗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不进行后续的科学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仍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对非遗的科学保护，需要人才培养工作的跟进。非遗保护的背后应该站着专家队伍，帮助制作档案、谋划方向，有针对性地指导传承人去传承和发展。这正是我们现在加紧进行非遗学科建设的现实原因。
记者：与此同时，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这既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立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您怎样看待当下的传统文化热，特别是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创新？
冯骥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的进步，必将带来整个社会文明的提升。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怎么融合、怎么衔接，是一个重大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只有真正认清它独有的特征与优长、它所达到的高度、它在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才能在传承发展中保持定力，在转化创新中端正方向。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转化创新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现在处于创意迸发的阶段，有创意就能打开思路，但同时需要甄别、判断。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不能缺席，要真正走到民间、走到一线，看到广阔大地对文化的渴求，探索历史积淀与现代文明鲜活有机的结合，把书桌搬到田野，一起努力让历史之花开放到未来。
“责任一头在骨子里，一头在笔管里”
记者：对文化的热爱，可以看作是您从文学、绘画到文化遗产保护再到教育始终如一的动力吗？
冯骥才：对文化的热爱，归根结底是对生活的热爱。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不只是知识，更浸润在生活里供人们体验和感受。文化学习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体验。前不久我在天津的大学里发起“热爱你求学的城市”活动，鼓励大学生跨出校园，到自己身在其中然而也许并不熟悉的城市里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去亲身体验这个城市的文化。了解和亲近求学的城市，不仅会多一份生活阅历，而且让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先打开自己对社会的眼界，增添对生活的兴趣和情感，甚至产生一种宝贵的精神——对社会的责任。
记者：您在小说《艺术家们》中，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一个人的来历全在他的艺术里。”您的人生经历塑造出怎样的艺术观？
冯骥才：我会首先想到“责任”二字，责任一头在骨子里，一头在笔管里。我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爱好走上创作道路，而是因为要用文学的方式对社会进步担起责任。这么多年，责任始终像火一样支在我的心里。我做文化遗产保护也离不开责任二字。这种责任，不是外面强加的，是从自己的内心和对时代的思考中生发出来的。它不是一种负担，相反，是充满激情、不可遏制的。不管在什么时代，真正的艺术都是富于激情的。
在文学的道路上，我跟茅盾、冰心、巴金等老一辈作家有过接触，我希望把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传递下去。作家内心里是否有大爱、大善、大美、大勇，笔下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文化博大精深，时代风云激荡，我们的文艺创作也要有与之匹配的大胸怀。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和时代融为一体，和大江奔流的激浪融为一体，这样的人生充满激情、充满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