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时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比较它和世界上其他各种文明，包括那些早已中断的古老文明，就知识体系而言，中华文明所独具的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特质值得深入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用以现实的人为中心的一元世界取代了先前巫术下人神分裂的二元世界。
●从《春秋》《左传》《世本》到《史记》，这些宏大严谨的历史著作有助于人们复原人的现实存在、人的现实生活和世俗社会。特别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成为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最耀眼的一个特点。
●中国固有知识体系可以吸取西方知识体系的各种优秀成果充实、提升自我，但不能失去自我，不能放弃以现实的人、现实世界为知识体系之本的传统，不能放弃以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社会群体为价值主体这一中华文明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
●马克思主义坚持以现实的人、人与人的现实交往为全部知识的出发点，坚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人类全部活动的主体，这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体的人为本，以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直至天下的共同体为最高价值，很自然地互相印证、互相融通。
知识是人对于外部世界和自己内心世界具有某种确定性、系统性、完整性的认知，是一种精神产品，无论是立足实践与实验从直接或间接经验中获得，还是凭借先于经验观察的推理或演绎获得，知识都可复制、传授、传承、传播，在大的范围交流，进行再生产、再创造。
知识体系是一个文明全部知识的总和，其核心部分是知识的基本构成、主要命脉或轴心以及知识获取、交流、传承、创新的主要途径。随着文明的演进和变迁，知识体系自身会发生很大变化，但构成文明基础的知识体系的主要命脉或基因通常会延续下来。
中华文明历时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比较它和世界上其他各种文明，包括那些早已中断的古老文明，就知识体系而言，中华文明所独具的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特质值得深入研究。
一
任何知识的生产，都是知识生产者、知识生产对象、知识生产工具三者的结合与互动。由于知识生产者从属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经常处于文明发展不同阶段，所拥有的知识结构、知识积累不同，知识生产对象又经常不一样，进行知识生产所可利用的手段、条件、环境、资源、基础不同，知识生产过程便会产生很大差异，知识生产的产品自然就会形成各自的特点。知识，以及作为知识总和的知识体系，也就一方面具有客观性、公共性、普遍性，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各自的主观性、个别性、特殊性。
纵览世界上绝大多数古代文明的知识体系，占据支配地位的几乎都是宗教神学。知识的传授、传播、传承，最初几乎完全被可以同神灵“自由交往”的巫祝所垄断，其后，则为教会和教士所垄断。
宗教神学曾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宰了欧洲整个知识体系。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宗教教义成为政治信条，《圣经》的词句在任何一个法庭上都具有法律效力，教会所崇奉的天国主义、来世主义、超验主义、神权主义等垄断了所有学术、学科。当时，仅高层的传教士能够识字，民众基本上都是文盲，甚至连一些君主都不识字;普通民众乃至许多贵族，除了接受教会神职人员的宗教神学教育外，通常接触不到其他任何学说，对教会所崇奉的神学只能信奉和盲从，稍有异议就会受到教会设立的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直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宗教神学对知识体系的全面统治才被推翻，知识的重点开始转向世俗生活和人们的社会实践，那里的宗教也随之转向世俗化。
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巫祝也曾一度用宗教神学垄断过知识的创立和传授。现存商代甲骨文献显示，王室贵族涉及祭祀、征伐、田猎、生育、出门等活动时，都要求神问卜，以预测吉凶祸福，决定行止。《礼记·表记》记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商代巫祝已经从图腾神崇拜、自然神崇拜逐步转到血缘祖先崇拜、英雄人物崇拜。如“王梦惟祖乙”卜辞累累出现，对商代兴盛作出很大贡献的“祖乙”在甲骨卜辞中出现1000多次，足以证明当时人们已经从对神灵的崇拜逐步转变为对有作为的人的崇拜。随着农业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上升，出现了越来越多为告刍、告麦、告秋、祈年、观耤、烝尝而占卜，为求雨、宁雨、大雨、小雨、足雨、及雨、多雨、延雨、雨疾诸事而占卜，因为和农事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季节时令变化和风霜雨雪状况，这表明商代巫祝已经愈来愈关注人们的世俗生活。中国古代传说中发明用火的燧人氏，发明建造房屋的有巢氏，制作衣裳、发明养蚕缫丝的黄帝及嫘祖，发明农业和医药的神农氏，都是人而不是神，这些传说也证明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就将人自身而不是神灵作为文明的创造者。
周代商，以周公制礼作乐为标志，神学和巫祝对于知识体系的垄断地位宣告终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现实的人在知识体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与此相应，学校教育成为知识传授、传播、传承的主要渠道，《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巫祝从西周起就退居为负责祭祀、祈福仪式的专职人员。
二
宗教神学主导整个知识体系时，知识的最高使命是帮助人走出现实的、世俗的、有生有死的此岸世界，引导人们超越现实、超越世俗、超脱生死而达到彼岸世界。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从1904年开始对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进行专门研究，并由此陆续扩展到天主教、道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研究。按照韦伯的类型学分析，在这些宗教中，人与神、此世与彼世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只有借助巫术、仪式及信守禁忌等方式，才能接近“神祇”。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延续一贯做法，强加给中国儒学一个“儒教”的名称。但他不得不承认，中国早已走出了巫术时代。他说：“儒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上对神灵置之不论。”“为了教育上的目的，儒教所编纂的古典经籍，不仅成功地驱除了这些民间的神祇，并且也消灭了所有足以冲犯其伦理因袭主义的事物。”韦伯发现，儒学没有一个超验的绝对者，没有神圣世界与现实世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对立，儒家经典里宣扬的是入世的俗人的伦理道德。儒家肯定包括宇宙和人类社会在内的现存世界秩序，俗世中的人应当小心谨慎，克己守礼，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有意识地抑制由狂欢、极乐活动所引发的非理性情感，因为那样会对秩序的和谐与平衡造成破坏。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其伦理观中从来没有原罪的概念，也谈不上什么救赎的观念。应当说，韦伯的上述描述大体反映了儒学的实际。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整体说来，最为关注的是现实的人而不是超越现实世界的神，是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社会交往、现实的社会治理，而不是对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与意识世界中的神灵无条件服从和信仰。
西周时，中国出现了礼、乐、射、书、御、数或名为六艺的知识分类。春秋时期，孔子在讲学时将他所要传授的知识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这都表明，那个时代知识体系已经整体性转向面对现实世界，面对世俗生活，面对立人、立国、立世的各种社会实际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知识体系的传授、传播、传承，除去各级官立学校之外，逐步下移至民间。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孙子、韩非子等都是私家讲学最突出的代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坚持以人而不是鬼神为主体，以人间的政事日用、工商耕稼而不是超越人世的彼岸世界为关注的中心主题，以能否合乎社会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包括历史所积累的经验而不是先验的原理或者无法验证的某些绝对观念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六艺也好，四科也好，概莫能外。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中土素无国教矣”，“老子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次有庄周、孟轲、孙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伦，浡尔俱作，皆辩析名理，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章太炎进一步指出，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与引领下，中华文明知识体系形成了最根本的特征：“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这段论述符合周秦以来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实际。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用以现实的人为中心的一元世界取代了先前巫术下人神分裂的二元世界。《尚书·泰誓》记载了周武王一段话：“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周武王还一再强调，民，就是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论述，更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民众而非神灵。《老子》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在这里，现实的人，普通的平民百姓，才是实实在在的主体，是他们而不是天地、神明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性地位。
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万物之灵?《中庸》说：“仁者，人也。”能够具有“仁”的品格，也只有具备了“仁”的品格，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什么是“仁”的品格?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樊迟又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论语·颜渊》)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社会性，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人，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能够做到爱人、立人、达人、忠于人，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现实的人成为实体、主体、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
孟子更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谈到人的本质时，孟子特别重视人的社会性，重视人与人的交往。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五官的感知功能并非人所独有，也不代表人的本质，仁、义、礼、智所反映的人与人的关系，方才反映人的本质。孟子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里所强调的人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就是处于多重社会关系制约中的人，仁、义、礼、智都是人在多重社会关系交往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孟子关注民众的品格，也关注民众的生计：“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正因为人是现实的人，所以孟子将民众的土地占有问题、财产保障问题、经济负担和社会生活问题，以及不堪重负起而反抗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视为知识体系所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荀子坚持人“最为天下贵”，坚持人在知识体系中的主体与实体地位。《荀子·王制》中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何以“最为天下贵”?荀子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能够“合群明分”。《荀子·王制》接着写道：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人结成了社会，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既分工又合作：“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不仅认定人与人之间必须依据礼义分工合作，还强调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也必须互相辅助、互相协调：“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这里所说的人，不仅是现实社会的人，而且是人的社会与自然环境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中的人。
先秦诸子中，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节葬”“节用”，影响甚广，曾与儒家并称“显学”;但墨家仍然讲“天志”“明鬼”，保留了一部分对鬼神的信仰，这可能正是墨家不久就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章太炎所说“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就是承认人具有天下最为尊贵的地位，绝不能继续俯伏在鬼神面前对他们顶礼膜拜。《列子·天瑞》说：“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这些观念已成为人们的常识。而“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则是指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拒绝将超乎一般世俗生活经验之上的那些先验说教、绝对观念视为终极真理，拒绝承认这些具有全知全能、至高无上品格的特殊知识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统治。中国古代知识体系整体上拒绝自我封闭、自我停滞，坚持知识必须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易，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更新。《周易·贲卦》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知识体系的形成，源于认真观察日月星辰和风云雷电刚柔交错的运动，以了解季节、气候、自然变化的规律;源于认真观察现实社会的人伦秩序，通过教化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这是对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起源最初的概括。天文也好，人文也好，二者有别又紧密相依，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互相为用的统一体。它们经常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变易。变易，就是阴与阳、刚与柔双方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矛盾运动，“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容许无限发展的体系。
三
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特别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因为了解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尊重历史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总结，有助于人们立足社会实际，明辨思想和行为的是非曲直，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取向，进而确定行动方向和选择行动路径。《春秋》《左传》是编年史，《世本》叙述人们的社会组织和衣食住行，尤其是《史记》，其中的十二本纪历述帝王主要事迹，三十世家记述各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过程，七十列传扼要叙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业绩，十个史表明示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序，八书综合研究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等各种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所有这些，都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记录纷繁复杂的人间社会的历史。它们都是能够实证的历史。
从《春秋》《左传》《世本》到《史记》，这些宏大严谨的历史著作有助于人们复原人的现实存在、人的现实生活和世俗社会。特别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成为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最耀眼的一个特点。历史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从人类活动与自然界变迁的统一、人们个体与群体活动的统一、社会历史演进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中，把握现状和展望未来，谋求公众与国家整体利益，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正是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使得无法实证的神灵在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丧失了存在的根基，因为神是不会有历史的，宗教的神秘主义是无法实证的。高度重视实证历史这一传统，使宗教与神学在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只能成为存而不论的另类世界。
佛学或所谓“内典”的传入，引发了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佛学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宋明儒者，若程、若朱、若陆、若王，都吸收了佛学逻辑层次分明的演绎方法和思辨化的理论结构，将传统儒学、传统道学和中国化的佛学糅合起来，构建了“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论。知识体系的这场变革，对于先前所一直坚持的“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一大冲击。但这一传统，在广大民众中仍然根深蒂固，他们仍坚持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以人间的政事日用、工商耕稼为中心，以能否合乎社会实践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历史所积累的经验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士人中，倡导经世致用，致力于“实学”者，势头仍然一直不容小觑。
四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迎来了一次更为深刻的变革，激起这场变革的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以及伴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而成长起来的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挑战。西方这一知识体系，是文艺复兴结束了传统神学和教会的统治，确立了以现实的人为本位以后逐步形成的。但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所造就的世俗世界，在资本的统治下，又造成高度原子化的个人，他们被驱赶着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就同生产、流通、消费的全面社会化形成了尖锐的二元对立，而对各种自然资源破坏性乃至掠夺性的开发和攫取，又导致同生态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二元对立。
中国先进分子为救亡图存，曾一度试图将西方知识体系现成地拿来就用，但很快在实践中发现，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有着很大差异。知识体系的全盘西化难以适应救亡图存的实际需要，中国固有知识体系可以吸取西方知识体系的各种优秀成果充实、提升自我，但不能失去自我，不能放弃以现实的人、现实世界为知识体系之本的传统，不能放弃以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社会群体为价值主体这一中华文明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
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克服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工艺、技术研究不够全面、系统、精密等弱点，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西学在这些领域的许多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中国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当然，要更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有所创新、突破、超越，单纯的“拿来主义”就不行了，这需要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扎扎实实地努力。
与此同时，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带来了与中华文明知识体系差别很大的一套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西方各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资本强有力控制下，形成了以原子化个人为本位的价值体系，几乎毫无例外地捍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线型进化宣布为铁律，全力以赴推进以自由竞争自由博弈为核心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全面构建。尽管这些价值目标为一些中国士人所歆羡、师法，但要根本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庭本位、集体本位、社会本位、家国共同体本位，终究难以奏效。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给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变革带来决定性影响。马克思主义既充分吸取了西方知识体系优秀成果，又对西方知识体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批判。中华文明知识体系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融合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精华的最佳切入点。马克思主义坚持以现实的人、人与人的现实交往为全部知识的出发点，坚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人类全部活动的主体，这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体的人为本，以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直至天下的共同体为最高价值，很自然地互相印证、互相融通。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在实际生活中开始实证的科学，和中国传统的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知识体系非常容易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这和《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儒家倡导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辩证思维，非常容易互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在一贯信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中很容易找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丰厚土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中国固有知识体系的深度结合，是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