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识论中的“知”与“行”及其关系问题，其探讨古已有之，并且在不同时期具有与时代相符的特征和内容。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学说在世界哲学相关领域研究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古以来关于知行学说的不断总结、提升又是中国思想家们为人类思想史所作的杰出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面对纷纷扰扰的时局，不约而同地将关乎着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行问题视为亟需解决之根本。不难看出，大凡世道大乱，人们丧失对命运的确切把握能力时，知行问题的讨论便十分盛行。其根源在于认识论作为人存活的重要依据乃是给予人们存活之合理性以及生存道路以明示的重要命题。因此，认识论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是一个恒久不衰的话题。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在知行观的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后，饱经风霜的革命党人，眼看着民主的大旗弹痕累累而难以飘扬于中华大地，流血牺牲换来的竟是袁世凯投机篡夺政权、军阀混战不已。灰心丧气的革命党人开始对孙中山热切倡导的民主政治失去信心。“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盛行于革命党内。畏于行之艰难而放弃民主政治之理想追求成为国情之大势。有鉴于此，孙中山疾首痛思，总结失败教训，意欲从理论上找到践行革命的强大武器，推翻国人畏于行艰而不行的思想，从而使众人再度齐心响应以建立民主共和之政府。
孙中山提出知行观的前提便是他的进化论思想。他依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提出社会进化的学说，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过程。而就中国而言，通过学习、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政体模式，加之地大物博、人力丰富的优势和政局混乱的国情，革命建国定会以飞跃之速度完成，从而跻身强国之列。就变法而言，并非先知而不肯行，而是畏难而不敢行，所以人们才误认为知易行难的。由此，他寻根究源，找到国人畏难不行的根源，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说。针对此，他才提出了他的“知难行易”学说，以求从理论上维护其革命建国的设想。
孙中山首先以“行先知后”为其理论的起点和基石。他以维新变法为例，认为变法前很多人是并不知道西方政体思想的，而变法之后这一思想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他将“行”看成获得新知的必要途径，据此来驳倒“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的基础--知先行后说，同时他还认为能够因此而推翻王阳明“致知而后物格”的“知行合一”说。他又提出了“以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知行相互结合的命题。“知”之难在于要经历毫无目的与方法的庞杂的行的积累，即要从万般复杂之中找出能够统一并指导行的知来，这必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确已有知后的“行”便会顺利展开，直至事功告成。
孙中山认为革命事业之成功、民主共和之实现、国家之由衰致盛，最重要的是要使国民知，既要知革命建国之可行，又要知世界之大势，更要知各种科学知识、术业专攻。只有国民了知这一切，加之“专门家”们的努力和杰出人物的领导，所有宏愿便能够计日以成。而孙中山所谓之“行”，除了古已有之的道德修养的内涵，更有生产活动、事业劳动等合乎时代特征的新内容。
但是在“知难行易”说的指导下，孙中山为其“知”之重要性竭力寻求根据，并试图以此建立其革命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其学说的理论效用下完成革命建国的事业。他得于斯而又败于斯。正是这种过于看重英雄人物的“天才论”与“群氓无知”的观点，导致了孙中山试图以天才人物的身份领导觉醒之士成就功业。这便如同放巨轮于陆地，失去依托之后便不足以显其功。
虽然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未能如其所期冀的那样唤起民众跟随其共图革命以成改天换日之功，然而“知难行易”说对“知”与“行”内含的理解之突破和丰富是孙中山知行观的重要创新之处。这便能够解决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人们所面临的对前途无望的困惑。历史也正是如此，至于以后民心日振，革命事业日益兴隆，此学说之功劳可谓大矣！孙中山也因其“知难行易”的知行观及其对时代和苍生的思想关照，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孙中山此说对于青年成长更是大有教益。世道虽安却有待更合理，生命虽健却担当众多责任。这一切都逼迫着青年们去考虑知行的内容和关系问题。可以说，树立明确的知行观乃是如何安置生命的必要准备。从孙中山的知行学说中我们可以明白：知，当全知，天文地理之术业、古往今来之历史、人情往故之世道无一不是知的内容；行，当多行，道德修养之崇高、圣贤学问之践履、洒扫应对之琐碎全都统归于行之科目。知行还应当缠绕和合，知以导行、行以得知，知乃是基于已有之识，更是在行之基础上获得。虽然青年于知行之获得，极不完备。而就事功论，必当以极少之知与极少之行始，在日益增益有足够知行之后才能圆满完成。生命因知而明亮，因行而广阔，于此明亮广阔之境，我们方才能少有困惑之煎熬、妄行之悔恨、失败之痛苦。■
